阿诺德·贝格比把弗雷德丽卡那份可怜兮兮的陈述改写成一份工整的离婚申请书。
高等司法院
遗嘱检验、离婚与海事分庭
(离婚庭)
上呈高等法院
1965年4月1日
弗雷德丽卡·瑞佛离婚申请说明:
(1)离婚上诉方、呈请人弗雷德丽卡·瑞佛于1959
年10月19日,与奈杰尔·瑞佛(下文中称作被告方),于
赫里福德郡史派森德镇教区教堂合法结婚。
(2)婚后,本申请书中上诉方与被告人曾共同居住于不同地点,最终在赫里福德郡朗巴罗布兰大宅定居。
(3)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育有一子,利奥·亚历山大,出生于1960年7月14日。
(4)上诉方为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抚育、照管与教养为量,建议以下安排:利奥·亚历山大将与上诉方居住于伦敦SE11邮区的哈梅林广场42号的房舍内,该处由上诉方与阿加莎·蒙德小姐及其女儿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共同居住。利奥·亚历山大本年度9月将与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一同进入伦敦SE11邮区黎巴嫩路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上诉方计划此后申请赡养费。
(5)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被告方对上诉方实施过虐待行为。
(6)被告方具暴力情绪特征,频繁对上诉方施以言语纠缠、辱骂、高声嘶喊、肢体冲撞。
(7)1964年9月28日,被告方肢体攻击上诉方,造成上诉方头部、肋骨处、背部多处严重挫伤;上诉方进入浴室进行闪避,被告方关闭家中主要电源,对上诉方施以恐吓,并将上诉方禁锢于浴室内长达几个小时。
(8)1964年10月4日星期天,被告方于卧室内对上诉方再次进行肢体攻击,上诉方在惊吓中逃离家中,藏身于马厩和马鞍房。当上诉方离开隐藏处,被告方手持斧头等待上诉方,并以斧头对上诉方进行恐吓。上诉方跑进田地,被告方在其后紧追,以言语羞辱上诉方,并投掷斧头,造成上诉方髋部受伤。
(9)除了以上被告方对于上诉方所实施的虐待、暴力行为,被告方对上诉方疏于照顾,被告方长期离家,与商业友人外出洽公,频率及时长已超过合理商业差旅所需。被告方强硬坚持上诉方以及两人的孩子全天候留守于布兰大宅。被告方对上诉方来访的友人粗鲁对待,并毫无理性地拒绝招待上诉方的访客,且禁止妻子与友人见面。
(10)另有理由相信被告方有通奸行为,因上诉方于1964年11月被诊断出感染了性传播疾病。上诉方已宣誓除得自于被告方,绝无其他受感染的途径。
(11)上诉方在被告方的橱柜中发现大量淫秽色情藏书。
(12)上诉方从未在任何情况下协同、密谋或纵容被告方的上述通奸行为,也拒对被告方的施暴予以容忍。
(13)该申请书并未提供给被告方审阅,亦无与被告方串通共谋之虞。
弗雷德丽卡审视着这份文件,这是对她婚姻的另一种叙事。她说:“奈杰尔不会喜欢。”
贝格比笑说:“这也用不着他喜欢。”
弗雷德丽卡试图从贝格比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清晰明辨的神情。
“你没有在申请中写出奈杰尔阻止我从事工作。”
“我不认为加上那一句是明智的举动。”
“事实上那才是他对我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声线细微,嗓音干燥,“阻止我工作,是阻止我以自我的方式生活。”
“婚姻的确是有这样的效应。”贝格比解释说。
“而且你还说我要求赡养费。我根本不要赡养费,我可以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你要诉请你儿子的监护权,以及对他的养育和管教。作为单亲家长的你,如果太过强调对工作的渴望,或者展现太多你的个人抱负,法庭并不一定会对你的行为表示赞成。”
“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
“你以女性身份得到监护权的概率很高,因为女性在一般观念中倾向于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如果我能够直说的话,你的性别恰恰是你的优势。你的丈夫,若如你申请中所说,他在法庭的眼中,拥有的是其他优势——他拥有优渥的家庭,几个熟识和热心于关爱你儿子的女性亲眷,还有支付昂贵寄宿学校学费的经济能力。如果你不计你儿子的利益,反而把你的个人尊严放在首位,你在法庭上营造出的形象将是负面的。而且,如果你丈夫像你描述中那样对你实施了诸多酷刑,你一定也要让他对你的生计进行赔偿,毕竟那是你有权利争取的。”
“不是那样的。我不想要他的钱,我不想与他争执,与他抗争。我只要利奥,我只要做自己,我只要工作。”
“这就是英国法律和姻亲关系的争讼系统,我恐怕你和你丈夫在庭上难免一战。我想知道,你丈夫是否曾对他的儿子有过暴力行为?”
“没有,他没有伤害过利奥。但我觉得对我的伤害也是对利奥的暴力,利奥看我受伤情感上也受到伤害,但肢体上,利奥没有经受过暴力。”
“所以你丈夫只对你暴力相向?”
“对,他只攻击我。其他所有人对我丈夫只有崇拜之心。”
“可惜,真是可惜。”贝格比陷于椅子中,权衡着奈杰尔·瑞佛对儿子欠缺暴力虐待行为给弗雷德丽卡的离婚申请所造成的劣势。
他对弗雷德丽卡解释说,这份离婚申请会用邮件寄发,在离婚登记处记录建档,无论是对离婚提出异议还是反控,被告方,也就是奈杰尔,都必须在离婚登记处露面表态。如果他不想对离婚进行自我辩护就必须书面答复上诉方的律师。贝格比问弗雷德丽卡觉得奈杰尔会有怎样的回应。
弗雷德丽卡试着去思考,她想着奈杰尔垂下他深色的脸,读着大页书写纸。她还想起奈杰尔对她的痛殴,那把飞过来的斧头,那些污秽不堪的色情图片。她能想到的只有奈杰尔的暴怒——奈杰尔会在暴怒催化之下变成一个铁青脸面的恶魔。想到这里,弗雷德丽卡禁不住双手交叉,护在自己胸前,像要防御侵袭。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会反击,他也会想要利奥。”
“那么我们就来应战,我们会做好准备,全力迎战。我们需要目睹了他虐行的目击证人——法庭不会总是听信无凭无据、愤愤不平的受害者。医生、家人、朋友之中,有谁看到过你的伤?还有,如果我们能对他的通奸行为进行举证,我们就会处于优势,这个举证可以来自你对感染的准确供述——当然,也需要医生提供的病历诊断。你是否确定你对你丈夫差旅中所见之人、所做之事毫无头绪?”
“我没有过问,因为我并不怎么在意,我在乎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生。奈杰尔总是跟基斯波特·皮纳克尔、戈文德·沙阿凑在一起,他们合作航运生意,这是我知道的。他们应该是伦敦很多俱乐部、会所的成员,那些场所我完全不想去。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个俱乐部叫‘蜜罐’,还有一个叫‘尖角和流苏’,我有一次看到了这个俱乐部的宣传单。东方的舞女们穿着为跳肚皮舞而穿的丝绸长裤和丝绸胸罩,胸罩上缝着流苏。我想沙阿对俱乐部的经营有商业兴趣,我记得他们谈过这些事情。”
“我知道那些地方。”贝格比出人意料地说,同时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气。弗雷德丽卡不可置信地注视着他,目光尖锐。“我知道会去那些地方的都是怎样的人。”贝格比说,他也没有回避弗雷德丽卡的眼光。弗雷德丽卡一言不发,贝格比又补充了一句:“那些地方全是高级应召女郎和妓女。”弗雷德丽卡仔细一想,其实她自己也应该知道那些俱乐部的名堂,只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因为那跟她没有关系。她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跟她没有关系”。她是想说自己对奈杰尔的肉体没有独断的占有欲,但她现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得以法律思维拣选词汇。她只求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所以,理论上,她并不介意奈杰尔背着她做出这些勾当——如果她没有被禁锢在房子里,她将更不介意。不过,真是这样吗?她忆起她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图片时胸中涌起的羞耻和恶心,她从不觉得那些图片能带来任何趣味。所以,她根本不会去详查“蜜罐”“尖角和流苏”到底是怎样的场所,她也不会把去那种场所视为一种消遣、娱乐。阿诺德·贝格比似乎听到了她所有没有用语言说出来的想法。
“被告方拥有的色情书刊等所有物能够视为可被研判的通奸证据进入呈堂证供。”贝格比说,“如果一个女人进入一间男妓馆,这个举动即可为她的通奸行为下定论;但如果是一个男人进入妓院,只能说这可作为他通奸的强有力证据,但不具确凿的结论性。”
“有趣。”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说。
贝格比似乎从她的挫败感中得到些许快慰,弗雷德丽卡有这样的观感。对贝格比来说,他只不过是把人体的动作想象了一下,而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是她身体上切实的疼痛感触和要为从法律上终结这一切折磨而举证这两者间的矛盾撕扯。“如果我当初能对‘蜜罐’或什么的多留点心,我可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我要是能对两个人的共处有一点概念,结局也许就不会这么糟。”
贝格比说:“如果离婚进入答辩阶段,我们就应该考虑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限制条件,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对你丈夫的一切指控,以及任何可能存在的默许、宽恕或者共谋等情况可能都会被坚决否认。而你不注意的话,你现在对你丈夫婚外私通的态度,可能会被视为宽恕。另外还有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酌情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你需要考虑的是上诉方自身的通奸或虐待行为。我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来知会你——你若有任何通奸行为,对于上诉方通奸行为的记录将作为保密的任意裁决陈述,而这也会提供给法官参考。”
“我没有通奸行为,”弗雷德丽卡否认,“我从来没有通……”
“但被告方和法庭都很可能会有疑问:你和托马斯·普尔先生的关系是否全然单纯?”
“我们两人是单纯的,会住在一起只是为了便利。他有几个孩子、一个公寓和一份工作,我们共同承担临时保姆的工作。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我父亲的旧同事。”弗雷德丽卡的话中满是愤慨,她回避了对亚历山大的提及。
“好的、好的。现在和你合住的是一个女人,这很好。你确定再无其他人了对吗?如果你丈夫对离婚提出异议,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调查……”
“房子里除了阿加莎,再无别的成年人了。”
“你其余的那些朋友,就是你丈夫反对你来往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性。”
“你确定你丈夫没有嫉妒或怀疑的动机?”
“是的,他们只不过是朋友。”
“一直都只是朋友?”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只是朋友。我……我在剑桥时,跟其中几个人相处过。”
“当然婚前的不节行为不能在公众道德的范畴内检视,但是却可能导致一种推测——你曾经对与多于单一男性发生性行为没有异议,那么你之后的行为就很值得质疑。”
“我在婚后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性行为,除了奈杰尔。”弗雷德丽卡争辩说。真是令人疑惑,她说的明明都是实情,但感觉自己好像在说谎,而且谎言好像会被揭穿。这大概是因为贝格比,作为她的律师,总是不情愿相信她。贝格比又一次看穿了弗雷德丽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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