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特牧师很幸运地多讲了一会儿。因为他没有试图直接去赞美被告，只是满怀感情地回忆了他与佩里在兰辛相识的过程。“我第一次见到佩里·史密斯是在监狱小教堂的办公室里，他拿着一张自己画的画来找我，一张用蜡笔画的耶稣头像。他想把画送给我，放在教堂里用。自从那天起，那幅画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

弗莱明问：“你带来那幅画的照片了吗？”牧师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但是当他打开信封、准备把照片分发给陪审员时，洛根·格林愤怒地站起来说：“法官阁下，这未免太过分了……”法官于是制止了牧师进一步的行为。

接着琼斯医生被传上庭来，他像第一次一样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弗莱明也向他提出了那个棘手的问题：“从你和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谈话以及所作的检查中，你对他在卷入这项罪行时是否有能力明辨是非作何判断？”而法庭也再次提醒证人：“只需回答“能”或“不能”，只谈你的结论。”

“不能。”

在一阵吃惊的低声耳语中，弗莱明也有些愣住了。他说：“你能向陪审团陈述你的看法吗？”

洛林反对说：“犯人不能明辨是非，这就够了。”从法律上讲，也确是如此。

但是如果允许琼斯医生阐述他的根据，他会作出以下的证词：“佩里·史密斯具有严重心理病症的明显迹象。根据他对我的陈述以及监狱的记录，可以看到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极度缺乏父母的关爱。他似乎是在没有指导、没有关爱、没有吸收任何道德规范的情况下长大的……他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极端敏感与机警，但并没有导致精神错乱。他的智力处于中上水平，考虑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知识面可以算是非常宽广……他性格中有两个病态的特点很突出。首先是对世界的偏执狂妄。他总是怀疑、不信任任何人，总觉得别人在歧视他、亏待他，也不能理解他。他对别人的批评过于敏感，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他能敏锐地察觉出别人话中隐含的轻视或侮辱，还经常误解别人善意的言辞。他强烈地需要友谊和理解，但却不愿意向别人袒露心扉，当他这样做时，又担心受到误解甚至背叛。在评估别人的意图和感受时，他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分辨真实情况与自己心中幻象的区别。他经常认为所有人不过是伪善抑或邪恶，因此不管他对这些人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关于他的第二个特点，有些类似于第一个，那就是随时爆发、难以控制的愤怒——只要他感觉到被欺骗、蔑视或鄙夷，他就会一触即发。过去，他激愤的对象多数是权威性人物：父亲、哥哥、军队中的士官、狱警，有几次甚至导致暴力行径。他自己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种脾气。他自己解释为‘火上心头’，难以控制。当这种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时，他就想到自杀。他这种怒气以及缺乏控制和疏导的能力，恰恰反应了他性格构造中存在的基本缺陷……除以上特点外，他还显现出轻微的早期思维紊乱现象，组织思维能力较差，似乎不能分析或归纳自己的思想；常为琐事困扰，往往陷入其中；他的某些思路有时表现出‘神秘’的特点，无视现实……他与别人很少有过亲密的友情，而极少的这点友谊也经不起任何波折。除了很少的几个朋友外，他对其他人几乎没有感情，对人类的生命也不觉得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这种情感上的冷漠与偶尔对某些事物产生的温情，是他心理不正常的又一证据。因此，有必要对他进行详细的精神状况的检查，以便作出进一步的评估，他目前的性格结构非常类似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精神病学领域极负盛名的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曼宁格尔中心医师约瑟夫·萨顿医生，在和琼斯医生交谈后，同意他对希科克和史密斯的评估。萨顿医生后来密切关注此案，他认为虽然犯人之间的不和可能是导致犯罪的一个因素，但他觉得佩里·史密斯仍然要为此案负主要责任，他的行为正好代表了他在一篇论文中所阐述的谋杀犯类型。论文题目是《无明显动机的谋杀——人格分裂的探讨》。

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一九六〇年七月号），是萨顿医生和三位同事（卡尔·曼宁格尔、埃尔文·罗森、马丁·梅曼）合作完成的。开篇便表明了论文的主旨：“为判定谋杀犯的刑事责任，法律试图将他们（像对待其他罪犯一样）分为两类：‘心智正常的’和‘心智不正常的’。法律认为‘心智正常’的谋杀犯的行为具有理性动机，虽然可以理解，但仍然要定罪；而心智不正常的谋杀犯是在非理性、无意识的动机驱使下行动的。在理性动机很明显（比如谋财害命）或者非理性动机伴有错觉或幻觉（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杀死了他幻想中的迫害者）的时候，这种情况对精神病学家而言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个谋杀犯看起来理智、正常、有自制能力，但犯下的凶杀行为却异乎寻常，带有无意识的性质，这样的一名杀人犯如果在审讯中导致争论和对立，那就给精神病学专家出了难题。我们认为，这类凶手在精神病理学方面至少有一种特殊的症状，对于这点我们将予以阐释。一般而言，这类人在自我控制方面都有严重缺陷，因此有可能用原始的暴力行为表现出来，这是过去痛苦经历所造成的恶果，而现在却成为无意识的行为。”

这篇论文的四位作者正在进行一项诉讼，为此他们研究了四位判为无动机谋杀的犯人，这四个人在审判前都受过医生的检查，被诊断为“无精神病”或“正常”。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一位被判长期监禁。这四起案子都因凶犯辩护律师与亲友不满意此前的精神检查结果，要求做进一步的检验，他们提出了异议：“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可能犯下这种疯狂的罪行呢？”（一位黑人士兵将一名妓女残杀并肢解；一个工人将一个拒绝与他发生性行为的十四岁男孩勒死；一位军队里的下士用棍棒活活打死一个小孩，因为他幻想那个孩子取笑他；一位医院的雇员将一名九岁女孩的头按入水里，使之窒息而死。）这四位作者在叙述了罪犯的罪行之后，在论文中评述了这些案件的相似之处。“这些罪犯自己也不懂得为何要杀死这些受害者，也不认识他们。在罪行发生时，每个罪犯似乎都陷入一种梦幻般的分裂人格，等他清醒过来时，‘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杀了人。最为一致的，也许也是最有意义的历史性发现是：他们四人长期以来，甚至在过去一生中都很难对自己的攻击冲动进行有效的控制。比如，其中三人曾经经常打架，且均非寻常口角，如不被人阻止，都可能发展为凶杀。”

这里节录了该论文中其他一些结论。“除了生活中的暴行外，他们四人的自我评价都倾向于身体虚弱、不善于照顾自己。四人的经历也表明他们都有严重的禁欲史。对他们而言，女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其中两人还体现出明显的性别错位。所有四人在童年时都担心被认为是‘娘娘腔’、体弱多病……四人都有意识病态的病史，常与暴力行为的突然发作有直接的联系。其中两人的病史记载，当他们看到暴力和异常行为发生时，常感到强烈的梦境般的眩晕；其他两人虽然在程度上稍轻一点，但也产生短暂的记忆丧失和混乱。在发生实际的暴力行为时，他们常常感到被一种力量分裂或孤立，似乎是在观看别人的行为……

“调查四人过去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童年时，都遭受过来自父母的家庭暴力……其中一个人说：‘一举一动都会挨打受骂’……另一个人说，为了‘克服’他的口吃、‘痉挛’以及纠正所谓的‘坏’习惯，父母曾多次痛打他……不论这些事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生活中所见，或者是童年时确实经历过的，在孩子懂事前让他过多地经受这些刺激，会使其在早年就形成自暴自弃的性格，造成日后失去自我控制，感情极其冲动。四人在早期都有过感情上的严重挫折：有的是因为长时间或间断性地与父母（或双亲之一）分离；有的生来就没有父母，家庭破碎；有的突然之间被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所抛弃，由别人抚养长大……从而在感情上引起混乱。最为典型的是，这些人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气愤或暴怒的情绪。虽然这些人的行为都异常惨无人道，但四人均表示杀人时并未感到愤怒，或经历任何明显的情绪波动……他们与别人的关系很冷淡，给人一种孤独、不合群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人非真实的造物，大可不必将温暖、善意（甚至愤慨）的感情浪费给他们……被判死刑的三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命运还是对受害者的命运，都抱无所谓的态度。罪恶、消沉和痛苦的感受在他们身上明显缺失，不能不令人震惊……这类人最具杀人倾向，因为他们不是超负荷地聚集着进攻的能量，就是自我控制系统不稳定，以致不时会用最赤裸、最原始的方式将其发泄出来。尤其是当情绪不稳定的因素已经存在时，潜在的受害者会被认定是过去某种创痛经历中的关键人物，凶杀动机很有可能为之激发。这个关键人物的行为，或者甚至仅仅是此人的存在，都会加剧这种不平衡，极端的暴力行为就会突然爆发，像雷管引爆炸药一样……这种无意识动机的假设解释了为什么凶手会将无辜、素不相识的受害者看成挑衅性人物，并将其作为进攻的合适对象。可是为什么要谋杀呢？庆幸的是，生活中大多数人即使在极端的挑衅面前也不会起杀机。另一方面，上述特殊病人，在极度紧张与纷乱的情况下，先天性地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力，抑制冲动的能力也变得极其微弱。在这种时刻，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容易失去其‘真实’感，变成无意识中的仇敌。‘旧的’矛盾又重新激发，敌对的情绪很快上升到引发杀机的地步……在与受害者接触前，凶手心里的这种压力和混乱就已存在并且不断加剧，受害者又正好符合凶犯下意识中的冲突人物，因而不知不觉中触发凶犯的谋杀潜能。”

由于佩里·史密斯的背景和个性与萨顿医生研究的罪犯有许多相似之处，萨顿医生认为把他归入上述精神病患中是讲的通的。在他看来，佩里犯罪的过程完全符合“无明显动机谋杀”这一概念。很明显，佩里杀死三人的动机存在一定的逻辑——南希、凯尼恩和他们母亲被杀是因为克拉特先生已经被杀了。但是萨顿医生认为，只有第一项谋杀在心理学上才有它的意义，因为当史密斯攻击克拉特先生的时候，他正处于一种精神上的缺失，深陷于精神分裂的黑暗；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摧毁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个他过去痛苦经历中关键性人物。他的父亲？羞辱他、鞭打他的孤儿院的修女？令人憎恨的军士长？命令他“不许踏入堪萨斯州一步”的假释官？也许是其中一人，也许是他们全部。

在供词中，佩里说：“我不想伤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在和唐纳德·卡利范交谈时，佩里也说：“他们（克拉特一家）从没有对不起我。不像其他人。也许命中注定克拉特家要替别人还这笔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