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着驶去的灵车，罗伊·丘奇摇摇头，说：“我从不相信他会有勇气面对死刑。像刚才这样。我还以为他是个软蛋呢。”

他说话的那个对象，也是位警探，他说：“算了吧，罗伊。那家伙是个流氓，一个卑鄙的浑蛋。他罪有应得。”

丘奇的目光里满是思考，他不停地摇头。

在等待第二个死刑时，一位记者和一个看守也攀谈上了。记者说：“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绞刑？”

“我看过李·安德鲁的绞刑。”

“这是我第一次看绞刑。”

“是吗，你觉得怎么样？”

记者撅起了嘴。“我们办公室里没人想来。我也不想来。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就像高台跳水，只不过脖子上多了根绳子。”

“他们没什么感觉。一跳，啪的一声，完事。他们不会有感觉的。”

“是吗，我站得很近，能听见他拼命想呼吸。”

“嗯，哈，但他不会有感觉，有感觉那是不人道的。”

“我看还不如给他们吃大量的药片，安眠药。”

“不，那不行，那是违反规定的。看，史密斯来了。”

“唉，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矮。”

“是的，他是很矮。不过，狼蛛也不大呀。”

被带进储藏室时，史密斯一眼就认出了老仇人杜威。他停住咀嚼口中的薄荷味口香糖，咧嘴一笑，向杜威眨了眨眼，显得活泼而调皮。但是当典狱长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他似乎清醒了，那双敏感的眼睛悲戚地注视着周围的人，突然又转过身来看了看那阴影中站立的刽子手，再低头瞧瞧自己戴着手铐的双手，上面沾满了墨水与油彩，在死牢的最后三天，他在画自画像和孩子们的肖像。多半是狱友们把自己一些很少见面的子女的照片送给他。“我认为，”他说，“用这种办法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太残忍了。不管是在人道上，还是在法律上，我都反对死刑。也许我对这个世界也可以作些贡献，比如——”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胆怯使他的声音变得模糊起来，低到勉强能听到，“也许为我所作所为道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还要这样做。我愿意认错。”

台阶、绞索、面罩。在蒙上面罩前，囚犯将他的口香糖吐到了牧师摊开的手里。杜威闭上眼睛，直到听见那宣告已经勒死犯人的啪的一声，才又睁开。杜威和大多数美国治安人员一样，确信死刑有助于减少恶性犯罪；他认为谁犯了死罪，就应以眼前这种方式处置。刚才对希科克的死刑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和希科克接触不多，认为他是个“最劣等的小滑头，生活空虚，毫无意义”。但是，史密斯，虽然他才是真正的凶手，却引起了他不同的感受。因为佩里有一种流浪动物的气质，一只受了伤还到处游走的野兽。杜威不能不想到这一点。他还记得在拉斯维加斯警察总部的审讯室里第一次见到佩里的情景：这个侏儒般的大孩子坐在金属椅子上，一双小脚连地面都够不到。此刻，当杜威睁开双眼，他看到的同样是那双孩子般的小脚，向上勾起，来回晃动着。

杜威曾经设想，在史密斯和希科克被处死后，他会有一种高潮感，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但是却没有。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一年前，在谷景公墓的一次邂逅。回想起来，从那时起克拉特案就已经在他心中了结了。

建立加登城的人一定都是些坚毅的斯巴达型人物，在决定正式建立一座公墓时，他们不顾土地的干旱和运水的麻烦，决心要在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朴实无华的大平原上打造一处迥然不同的景色。因此，他们在城北一块不算很高的山坡上盖起这座命名为谷景的公墓。今天看起来，这里就像像一块深色的小岛，周围麦浪起伏，是夏日里最好的慰藉之地。那里有许多幽静的小路，两边绿树成阴，延绵不断，那是几代人栽培的结果。

去年五月的一天下午，麦田里半熟的小麦金黄碧绿，微风吹过，如火焰般跳跃。杜威已经在谷景公墓花了好几个小时，给自己父亲的坟墓除草，这是他忽视很久的一项工作。如今，杜威五十一岁了，仍旧与四年前接手克拉特案时一样消瘦而敏捷，也仍然是堪萨斯州调查局在西堪萨斯地区最得力的一名警探；就在一周前，他还抓住了两个偷牛贼。建立自己农场的梦想没有变成现实，因为他妻子对独自居住在荒郊野外的恐惧感一点也没有减弱。因此，杜威夫妇在城里新建了一座房子，他们对此也有些自豪；两个儿子也很是让他们欣慰，他们现在像父亲一样高大，嗓音也开始变得低沉。大儿子今年秋季就要上大学了。

除完草，杜威沿着安静的小路漫步。他在一个新刻的墓碑前停了下来，上面写着“塔特”的名字。塔特法官去年十一月死于肺炎；花环、黄玫瑰以及因雨水而褪色的缎带还留在新土之上。在塔特法官墓旁不远，新鲜的花瓣散落在一堆新土上，这是邦妮琼的坟墓，芦田夫妇的大女儿，她在加登城游玩时不幸丧于车祸。死亡，出生，结婚——这倒使他想起来就在前几天，他听说南希·克拉特生前的男朋友——年轻的博比·鲁普结婚了。

在墓地的一角，一块灰色的石碑下，并排安放着克拉特一家四口的墓。那里已经到了树林外，头顶着太阳，几乎就在麦田的边缘。当杜威走近时，发现已经有了一位扫墓者：一个戴着白手套的苗条的姑娘，黑色的秀发光滑柔顺，双腿修长而优美。她朝杜威笑了笑，杜威在想她是谁。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吧，杜威先生？我是苏珊·基德维尔。”

他笑了，她也笑了。“苏珊·基德维尔。我真是要命。”自从审判开始，他就再也没见过她；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过得怎么样？你妈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还在霍尔科姆教音乐。”

“最近一直没有去那边。有什么变化吗？”

“哦，人们在讨论修路的事。但是您了解霍尔科姆，它就是那样。实际上，我也很少回去了。我今年在K. U. 大学念大三了。”她指的是堪萨斯州立大学，“这次是回家来待几天。”

“太棒了，苏珊，你学什么专业？”

“什么都学。主要是艺术。我喜欢艺术。我真的很高兴。”她朝草原眺望过去，“南希和我曾计划一起上大学，我们要成为室友。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有时开心时，也突然会想起我们过去计划的一切。”

杜威看着刻有四个名字的灰色石碑，以及上面的死亡日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你经常来这儿吗？”

“偶尔来一次。啊呀，太阳可真毒啊。”她戴上墨镜遮住眼睛，“还记得博比·鲁普吗？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我听说了。”

“科林·怀特赫斯特。她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善良。”

“博比真走运。”杜威开玩笑地问道，“那么你呢？一定有好多追求者吧？”

“嗯，那都不是当真的。但是您倒提醒我了。现在几点了？”当得知已过四点时，她惊叫了一声，“唉呀，我必须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杜威先生。”

“再见，苏珊，祝你好运。”他望着她急匆匆地消失在小路上。那柔软的头发随风飘荡着，闪闪发光——南希本来也可以长成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士。良久，他也转身回家，朝树丛走去；留在他身后的，是广阔的蓝天，还有那沉甸甸的麦子，它们随风起伏，发出阵阵私语。

[1]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十八世纪重要诗人，《墓园挽歌》是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