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与开始

合并的决定宣布后，霍姆斯考虑了他的选择。合并生效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的半辈子都在验尸所里工作，包括过去十二年的验尸官生涯。这是一次成功的任职，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多年来他的部门与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家庭之间建立的积极关系。他大可拿着退休金走人，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

然而霍姆斯并不打算退休。虽然他在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他期待着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好好探索，然而眼前的这份工作让他充满活力，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奉献。

二〇一〇年，几个县举行了选举，其中第一次包括了治安验尸官。如果这次合并没有发生，验尸官将是一个独立的职位，霍姆斯将会继续第四任。相反，从二〇一一年开始，多伊尔治安官将担任验尸官，并将任命一位工作人员监督验尸官的职能。他心里已经有了其他人选，所以霍姆斯会失业。

大选前两个月，霍姆斯决定参选挑战多伊尔。霍姆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治安官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污点。而且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多数选民会认为，最好有一位治安官兼验尸官，而非验尸官兼治安官。霍姆斯知道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决定，尤其是现在离竞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仍然决定放手一搏。

多伊尔当时六十二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治安官部门度过的——从一名法院法警开始。他当了十四年的治安官，和霍姆斯一样，从来没有面临过有竞争的选举。他经验丰富、精明能干，并拥有坚实的社区支持。此外，他还管理着三百一十六名员工，管理的预算几乎是验尸所的五十倍。霍姆斯的任期与他相当，但他的办公室要小得多。多伊尔在竞选中以一条鲦鱼试图吞掉一条比它大得多的鲈鱼为比喻，强调他与霍姆斯各自部门的差异。

多伊尔说：“一个管理着一百万美元预算的人，我不认为他能理解五千万美元的预算是什么样子的。”

霍姆斯反驳说，他的预算一向收支平衡，而治安官部门经常超支。此外，霍姆斯还获得了州治安官标准与培训委员会颁发的高级证书，他觉得自己有资格肩负起治安官的职责，而多伊尔没有资格担任验尸官，因为他没有受过医学和法医方面的培训。

比起霍姆斯，多伊尔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筹集了更多的资金——十万美元。以马林县的规模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过去很少有资金用于治安官的选举。结果可想而知。在三万九千五百张选票中，多伊尔获得了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而霍姆斯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同时，希望霍姆斯向塔比莎公开道歉的监事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二的选票，赢得了连任。

霍姆斯计划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退休，那天是验尸所独立运作的最后一天。他在合并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二〇〇〇年以前验尸所的所有档案都送往马林县图书馆存档。治安官办公室的政策是销毁大多数十年前或更早的档案，霍姆斯不希望他的档案遭遇这种事情。

“验尸官的记录与逮捕记录不同，”他说，“销毁它们并不仅仅关乎谋杀、意外死亡或车祸的法律后果。验尸官掌握的家族信息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每星期都有人来问我们关于家谱的问题，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咨询。停尸房并不拥有一切，墓地也并不拥有一切，家族更少会有这些资料。许多与一个人生活相关的事情都在验尸官的记录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霍姆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试图用胶片来复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记录。然而，这些都记录在薄光泽纸上，在复刻的过程中便开始溶解。当他们把前十页放进扫描仪后，便停了下来。热量把薄光泽纸上的墨水都吸走了。有些调查长达十五页，都是手写的。“很难读，但绝对精美。”霍姆斯说，“我们有数百份，因为自一八五三年以来，每一份都保存了下来。我担心治安官部门会‘精简’这些档案，或者干脆处理掉。”

以前只要有人死了，就会进行死因审理。根据法律，验尸官有权进入他所在的大楼的走廊，为陪审团挑选六个人。他不需要传票，人们必须到场，除非他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无法出席。顺便一说，今天依然如此，虽然已经没人这么做了。审理开始之前，霍姆斯会去看法庭陪审团名单，从名单上找出四十个人，然后和选择陪审团时一样，对他们进行筛选。唯一不同的是，死因审理的选人过程将在一天内完成，而为法庭筛选陪审团成员可能需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霍姆斯被告知，马林县治安官办公室现存的唯一超过十年的记录是一起刑事案件和案件处理的原始报告，警员在面谈中的手写记录并没有被保留下来。这让他感到震惊，因为其中会包含许多细节。他认为，如果从验尸官的记录中删除类似的信息，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除了一页摘要外，每位验尸官的档案还包括一份调查报告、补充发现报告、病理学和毒理学报告、警方报告，还有被发现的自杀遗书。有些文件多达五十页甚至更多。此外，还有现场和尸检期间拍摄的照片，以及所有的底片。如果地方检察官、辩护律师或保险公司要求保存复印件，验尸官就可以提供。霍姆斯认为，一旦他提供原件或底片，就有无法收回的风险。

马林县图书馆位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市政中心大楼、验尸所的上方两层。尽管如此，把所有文件移动到那里仍是一件苦差事。几十个有四个抽屉的大文件柜被装上手推车，乘电梯上楼。每个文件柜里都装满了近一百五十年的纸质档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些，但是他们认识到了资料的历史价值，并制订了收藏计划。

与验尸官工作的其他方面一样，治安官办公室的人员在接管之前并不能完全领悟或认同一点：任何资料都需要被保存——这种领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人员必须查阅旧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涉及一起悬而未决的案件。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又都被移出了图书馆，放回了治安官的存档处。

斧头落下

由于多伊尔治安官曾向监事会承诺，将验尸所与他的部门合并能节省资金，所以必须削减资金。被削减的当然不会是治安官的预算，而是验尸官的预算，首当其冲的是助理验尸官的职位。前尤巴县治安官加里·廷德尔代表旧政权，也对新任命的验尸官构成了威胁，因为廷德尔在死亡调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远远超过治安官。取消这一职位降低了成本，也消除了人们的担忧。于是，也就没有留下任何人来培训或监督这三位调查员，当时的想法是，新的调查员入职时已经接受过培训，担任验尸官的警佐只需要进行监督即可。至于工作的其他职责，则会被分散或取消。

另一项削减成本的举措是减少该县的尸检数量。治安官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必要”，但霍姆斯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尸检费用昂贵。而且从治安官的角度来看，只有凶杀案才值得进行尸检。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在霍姆斯经手的案件中，有时警方很快就会将某人的死亡归结于他杀以外的原因，这样他们就不必参与调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霍姆斯说，“我们被叫到一所房子里，发现一名男子死在厨房的地板上。他的心脏被刺了三刀，一刀在肺部，一刀在腹部。警方发现了那把使用过的刀。刀在水槽里冲洗过了，但还有小滴的血迹，然后刀被放回了一个磁性刀架上。当时有三名警察在现场，他们详细讨论了每一刀穿刺的角度，用指纹刷在刀上提取指纹，但是刀已经被擦洗干净了，水池里的血是死者的。警方无法推断出任何其他情况或嫌疑人，所以他们断定他一定是刺伤了自己、擦拭了刀，再把刀放回到刀架上后清洗了水槽，之后就躺在地板上死了。尽管我们说这是一起尚未确定的、可能是他杀的案件，他们仍在报告中得出结论，称这是一起自杀案件。”

多年来，参与此案的一名警官和霍姆斯都对此困惑不解，只能付之一笑。有时候你很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至少应该努力去发现真相，死者的亲属有权知道真相。

“在当今世界，”霍姆斯说，“警察永远不会那么做。市长和治安官不会允许这么做。一个人捅了自己五刀，然后还有余力冲洗刀具、把它弄干、挂在刀架上，然后踉踉跄跄倒在地上死去。这并非不可能。他可以有一颗结实的心脏，刀刺进拔出时动作利索，所以只沾到一点血。同样，你可以刺穿一个肺，但你的另一个肺仍然保持功能，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不过，这一切都不太合乎情理。”

合并之后，马林县治安官办公室的验尸官部门，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停止了对大多数自杀者的尸检，包括金门大桥的轻生者。大多数医院死亡病例也不再进行尸检——这些病人在接受治疗或手术期间死亡。新的验尸官会接受医务人员对病人死亡的解释，不过，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医生和护士在推卸责任方面存在既得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十分可靠。当治疗结果不佳时，通常是有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这就是霍姆斯把医院的死亡案例在法庭上称为“医疗不幸”而非“医疗事故”的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单独的例子，比如有人犯了一个可以被避免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另一人的死亡。

“在一起案件中，”霍姆斯说，“麻醉师没有使用正确的气体组合，导致一名病人死亡。死者是一名老人，他身上可能有很多毛病。此外，他的确需要手术，但并非急需。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给了他错误的麻醉，案情简单明了。当金迪奇医生完成尸检，查看医院记录里的手术记录时，发现有一种不合适的气体混合物。我们告诉麻醉师后，他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是一场意外，绝不是有意为之的，即便如此，这也是他的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霍姆斯的继任者恢复了对在医院和诊所死亡的人进行尸检的做法，但仍不会对金门大桥的自杀者进行尸检。如果跳桥轻生者的家属想要进行尸检或毒理学测试，他们必须为此买单。

同时，将法医尸检的音频记录成书面报告的兼职职位也被削减。这种职位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十四美元，所以省下的钱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在霍姆斯任职期间，听写的验尸报告第二天就被誊写下来，使验尸官能够迅速签发死亡证明。在变更之后，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需要抄写自己的笔记并提供给验尸官。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也是每位医师待办事项中最底层的任务。因此，死亡证明的签发也就被拖慢了速度。

各奔东西

选举之后，霍姆斯的三名调查员开始接到其他地区验尸官的电话，希望可以招募他们。霍姆斯聘请的最后一位调查员戴夫·福纳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霍姆斯同天离职，在马里兰州首席法医办公室担任验尸官。很快，他被提升为监事，然后是助理验尸官。然而因为案件太多，调查人员无法追踪其中的许多案件，让他心灰意懒，最终辞职离开了。

帕姆·卡特的情况则不同。她想继续干下去，但在警佐成为新的验尸官和她的上司之前，帕姆和他有过一段痛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