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与开始

合并的决定宣布后，霍姆斯考虑了他的选择。合并生效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的半辈子都在验尸所里工作，包括过去十二年的验尸官生涯。这是一次成功的任职，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多年来他的部门与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家庭之间建立的积极关系。他大可拿着退休金走人，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

然而霍姆斯并不打算退休。虽然他在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他期待着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好好探索，然而眼前的这份工作让他充满活力，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奉献。

二〇一〇年，几个县举行了选举，其中第一次包括了治安验尸官。如果这次合并没有发生，验尸官将是一个独立的职位，霍姆斯将会继续第四任。相反，从二〇一一年开始，多伊尔治安官将担任验尸官，并将任命一位工作人员监督验尸官的职能。他心里已经有了其他人选，所以霍姆斯会失业。

大选前两个月，霍姆斯决定参选挑战多伊尔。霍姆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治安官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污点。而且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多数选民会认为，最好有一位治安官兼验尸官，而非验尸官兼治安官。霍姆斯知道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决定，尤其是现在离竞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仍然决定放手一搏。

多伊尔当时六十二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治安官部门度过的——从一名法院法警开始。他当了十四年的治安官，和霍姆斯一样，从来没有面临过有竞争的选举。他经验丰富、精明能干，并拥有坚实的社区支持。此外，他还管理着三百一十六名员工，管理的预算几乎是验尸所的五十倍。霍姆斯的任期与他相当，但他的办公室要小得多。多伊尔在竞选中以一条鲦鱼试图吞掉一条比它大得多的鲈鱼为比喻，强调他与霍姆斯各自部门的差异。

多伊尔说：“一个管理着一百万美元预算的人，我不认为他能理解五千万美元的预算是什么样子的。”

霍姆斯反驳说，他的预算一向收支平衡，而治安官部门经常超支。此外，霍姆斯还获得了州治安官标准与培训委员会颁发的高级证书，他觉得自己有资格肩负起治安官的职责，而多伊尔没有资格担任验尸官，因为他没有受过医学和法医方面的培训。

比起霍姆斯，多伊尔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筹集了更多的资金——十万美元。以马林县的规模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过去很少有资金用于治安官的选举。结果可想而知。在三万九千五百张选票中，多伊尔获得了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而霍姆斯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同时，希望霍姆斯向塔比莎公开道歉的监事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二的选票，赢得了连任。

霍姆斯计划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退休，那天是验尸所独立运作的最后一天。他在合并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二〇〇〇年以前验尸所的所有档案都送往马林县图书馆存档。治安官办公室的政策是销毁大多数十年前或更早的档案，霍姆斯不希望他的档案遭遇这种事情。

“验尸官的记录与逮捕记录不同，”他说，“销毁它们并不仅仅关乎谋杀、意外死亡或车祸的法律后果。验尸官掌握的家族信息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每星期都有人来问我们关于家谱的问题，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咨询。停尸房并不拥有一切，墓地也并不拥有一切，家族更少会有这些资料。许多与一个人生活相关的事情都在验尸官的记录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霍姆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试图用胶片来复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记录。然而，这些都记录在薄光泽纸上，在复刻的过程中便开始溶解。当他们把前十页放进扫描仪后，便停了下来。热量把薄光泽纸上的墨水都吸走了。有些调查长达十五页，都是手写的。“很难读，但绝对精美。”霍姆斯说，“我们有数百份，因为自一八五三年以来，每一份都保存了下来。我担心治安官部门会‘精简’这些档案，或者干脆处理掉。”

以前只要有人死了，就会进行死因审理。根据法律，验尸官有权进入他所在的大楼的走廊，为陪审团挑选六个人。他不需要传票，人们必须到场，除非他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无法出席。顺便一说，今天依然如此，虽然已经没人这么做了。审理开始之前，霍姆斯会去看法庭陪审团名单，从名单上找出四十个人，然后和选择陪审团时一样，对他们进行筛选。唯一不同的是，死因审理的选人过程将在一天内完成，而为法庭筛选陪审团成员可能需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霍姆斯被告知，马林县治安官办公室现存的唯一超过十年的记录是一起刑事案件和案件处理的原始报告，警员在面谈中的手写记录并没有被保留下来。这让他感到震惊，因为其中会包含许多细节。他认为，如果从验尸官的记录中删除类似的信息，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除了一页摘要外，每位验尸官的档案还包括一份调查报告、补充发现报告、病理学和毒理学报告、警方报告，还有被发现的自杀遗书。有些文件多达五十页甚至更多。此外，还有现场和尸检期间拍摄的照片，以及所有的底片。如果地方检察官、辩护律师或保险公司要求保存复印件，验尸官就可以提供。霍姆斯认为，一旦他提供原件或底片，就有无法收回的风险。

马林县图书馆位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市政中心大楼、验尸所的上方两层。尽管如此，把所有文件移动到那里仍是一件苦差事。几十个有四个抽屉的大文件柜被装上手推车，乘电梯上楼。每个文件柜里都装满了近一百五十年的纸质档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些，但是他们认识到了资料的历史价值，并制订了收藏计划。

与验尸官工作的其他方面一样，治安官办公室的人员在接管之前并不能完全领悟或认同一点：任何资料都需要被保存——这种领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人员必须查阅旧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涉及一起悬而未决的案件。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又都被移出了图书馆，放回了治安官的存档处。

斧头落下

由于多伊尔治安官曾向监事会承诺，将验尸所与他的部门合并能节省资金，所以必须削减资金。被削减的当然不会是治安官的预算，而是验尸官的预算，首当其冲的是助理验尸官的职位。前尤巴县治安官加里·廷德尔代表旧政权，也对新任命的验尸官构成了威胁，因为廷德尔在死亡调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远远超过治安官。取消这一职位降低了成本，也消除了人们的担忧。于是，也就没有留下任何人来培训或监督这三位调查员，当时的想法是，新的调查员入职时已经接受过培训，担任验尸官的警佐只需要进行监督即可。至于工作的其他职责，则会被分散或取消。

另一项削减成本的举措是减少该县的尸检数量。治安官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必要”，但霍姆斯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尸检费用昂贵。而且从治安官的角度来看，只有凶杀案才值得进行尸检。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在霍姆斯经手的案件中，有时警方很快就会将某人的死亡归结于他杀以外的原因，这样他们就不必参与调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霍姆斯说，“我们被叫到一所房子里，发现一名男子死在厨房的地板上。他的心脏被刺了三刀，一刀在肺部，一刀在腹部。警方发现了那把使用过的刀。刀在水槽里冲洗过了，但还有小滴的血迹，然后刀被放回了一个磁性刀架上。当时有三名警察在现场，他们详细讨论了每一刀穿刺的角度，用指纹刷在刀上提取指纹，但是刀已经被擦洗干净了，水池里的血是死者的。警方无法推断出任何其他情况或嫌疑人，所以他们断定他一定是刺伤了自己、擦拭了刀，再把刀放回到刀架上后清洗了水槽，之后就躺在地板上死了。尽管我们说这是一起尚未确定的、可能是他杀的案件，他们仍在报告中得出结论，称这是一起自杀案件。”

多年来，参与此案的一名警官和霍姆斯都对此困惑不解，只能付之一笑。有时候你很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至少应该努力去发现真相，死者的亲属有权知道真相。

“在当今世界，”霍姆斯说，“警察永远不会那么做。市长和治安官不会允许这么做。一个人捅了自己五刀，然后还有余力冲洗刀具、把它弄干、挂在刀架上，然后踉踉跄跄倒在地上死去。这并非不可能。他可以有一颗结实的心脏，刀刺进拔出时动作利索，所以只沾到一点血。同样，你可以刺穿一个肺，但你的另一个肺仍然保持功能，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不过，这一切都不太合乎情理。”

合并之后，马林县治安官办公室的验尸官部门，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停止了对大多数自杀者的尸检，包括金门大桥的轻生者。大多数医院死亡病例也不再进行尸检——这些病人在接受治疗或手术期间死亡。新的验尸官会接受医务人员对病人死亡的解释，不过，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医生和护士在推卸责任方面存在既得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十分可靠。当治疗结果不佳时，通常是有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这就是霍姆斯把医院的死亡案例在法庭上称为“医疗不幸”而非“医疗事故”的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单独的例子，比如有人犯了一个可以被避免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另一人的死亡。

“在一起案件中，”霍姆斯说，“麻醉师没有使用正确的气体组合，导致一名病人死亡。死者是一名老人，他身上可能有很多毛病。此外，他的确需要手术，但并非急需。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给了他错误的麻醉，案情简单明了。当金迪奇医生完成尸检，查看医院记录里的手术记录时，发现有一种不合适的气体混合物。我们告诉麻醉师后，他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是一场意外，绝不是有意为之的，即便如此，这也是他的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霍姆斯的继任者恢复了对在医院和诊所死亡的人进行尸检的做法，但仍不会对金门大桥的自杀者进行尸检。如果跳桥轻生者的家属想要进行尸检或毒理学测试，他们必须为此买单。

同时，将法医尸检的音频记录成书面报告的兼职职位也被削减。这种职位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十四美元，所以省下的钱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在霍姆斯任职期间，听写的验尸报告第二天就被誊写下来，使验尸官能够迅速签发死亡证明。在变更之后，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需要抄写自己的笔记并提供给验尸官。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也是每位医师待办事项中最底层的任务。因此，死亡证明的签发也就被拖慢了速度。

各奔东西

选举之后，霍姆斯的三名调查员开始接到其他地区验尸官的电话，希望可以招募他们。霍姆斯聘请的最后一位调查员戴夫·福纳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霍姆斯同天离职，在马里兰州首席法医办公室担任验尸官。很快，他被提升为监事，然后是助理验尸官。然而因为案件太多，调查人员无法追踪其中的许多案件，让他心灰意懒，最终辞职离开了。

帕姆·卡特的情况则不同。她想继续干下去，但在警佐成为新的验尸官和她的上司之前，帕姆和他有过一段痛苦的历史。

“他娶了帕姆最好的朋友之一，”霍姆斯说，“他的权威和傲慢摧毁了她们两人的友谊。”

卡特最终离职了，今天她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和主要所有者，该公司开发、制造和销售一种适合家庭使用的空中健身器材[1]。

达瑞尔·哈里斯是三名调查员中唯一留下来的。二〇〇八年，《马林独立日报》报道称，他被加州验尸官协会提名为年度调查员。由于他是办公室里留下的唯一一个有死亡调查经验的人，他后来培训了接替福纳和卡特的两名警察。二〇一五年十月，霍姆斯退休五年后，接替他的警佐被重新任命。哈里斯被任命为新的副首席验尸官，在治安官验尸官罗伯特·多伊尔手下工作。

至于霍姆斯，二〇一四年旧金山首席法医辞职时，有人问他是否对这个职位感兴趣。虽然霍姆斯不是医师，但他知道如何管理验尸所，而这正是旧金山人所需要的。六个月来积压了八百多起案件，远远超过了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霍姆斯说了声谢谢——不过是“不，谢谢”。这是一份本质上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工作，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毫无吸引力。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梦想着拥有一个狩猎牧场。二〇〇二年，霍姆斯离婚后卖掉了从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位于弗雷斯诺的房子，并在马林东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科卢萨县买了一座三百六十英亩的狩猎牧场。他休息日在那里进行商业捕猎活动——鹿、野猪、火鸡和鸽子。

霍姆斯再婚后，他的新婚妻子也喜欢打猎，但不是在牧场。牧场夏天太热，冬天又太泥泞。他们谈到要在马林北部的克利尔湖置产，最后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从那时起，牧场开始疏于修葺。霍姆斯在买了牧场六年之后，把它出手卖了，决定从他的愿望清单上划去另外一项——他买了一辆法拉利。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环形赛道上驾驶，自从十几岁在赛道上看到第一辆法拉利时，他就梦想着自己拥有一辆。

星期天早上，当家里其他人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新玩具去海边。“只是为了伸展一下它的腿脚。”他曾两次把车开到英飞凌赛道西尔斯点。

“因为赛道的配置方式，我只能让它开到每小时一百三十五英里，”他说，“在其他地方我可以开到一百五十英里，比如在斯坦福大学二八〇号公路。如果你在周末的深夜或清晨去那里，还可以再开快一点。”

霍姆斯很喜欢这辆车，但是它大部分时间都停在车库里。他不开车去上班，休息日又非常忙，所以取出这辆车的机会相对较少。二〇一四年九月，在他买下这辆车六年后，非常不情愿地将它出售了。

目前，霍姆斯和他的妻子正在完成他们在克利尔湖的房子的翻修。记者偶尔还会联系他，希望他承担一起案件，他与很多的前同事、退休的验尸官和其他调查员都保持着联系。他会通过他们或通过多年来与加州验尸官协会的关系了解整个马林县发生的案件。

霍姆斯还继续狩猎，他的两只黑色拉布拉多猎犬——昆西（以电视剧中法医的名字命名）和米娅陪伴着他。他也喜欢露营，他有一艘经常乘坐的摩托艇。他还是一位热情的舞者，乐于为当地的运动队加油助威，尤其是旧金山四十九人队和巨人队。他还经营着一家房地产清算公司，并在法医方面提供一些咨询。

经验教训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回顾并反思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在我们提交这本书的最终稿之前，最后一次谈话中，我问了霍姆斯他对生死以及人性有什么了解。

“死亡没有看门人。”他说，“死亡的伟大在于人人平等。富人、名人和普通人一样都会被死亡触碰。我见过地狱天使[2]的成员——可怕的家伙——他们在路边跪着哭泣，其中一名成员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他的妻子受了重伤。我和无家可归的人聊过，他们悲伤欲绝。我也见过社会名人——简·拉塞尔和她的丈夫鲍勃·沃特菲尔德，诺顿·布法罗、埃尔文·毕肖普、克劳斯·金斯基——他们都是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与我见面的。所有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因为悲伤是个人的事情。即使在一间都是人的屋子里，你也是孤身一人。你会面对很多建议，有些可能会有用，但最终我们都将独自经历。”

二〇一四年罗宾·威廉姆斯去世时，霍姆斯已经退休，但十三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一年，罗宾的母亲劳里·威廉姆斯自然死亡后，霍姆斯被召集到了现场。这栋马林县的房子同样是后来罗宾自杀的地方。罗宾为他的母亲买下了这栋房子，在她死后搬了进去。霍姆斯向这位喜剧演员解释了接下来的步骤。罗宾像所有悲伤的家庭成员一样，静静地听着、忠实尽责。没有笑话、没有滑稽的面孔，也没有夸张的口音——只有深深的悲伤。

“当我听到有人说另一个人表达悲伤‘不恰当’时，我会觉得很难接受。”霍姆斯说，“对一个发现自己刚进房间一会儿，女儿就淹死在泳池的年轻妈妈，什么才是恰当？一个八十岁的男人该怎么为他六十一岁的妻子的离世而悲痛？当一名医生发现邻居（恰好也是自己的病人）因自己的误诊去世时，又该怎么表达悲伤？当警察和消防人员看到预料中接踵而来的死亡，他们又该如何表示悲伤？当佩戴警徽的人目送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离世，又该如何表示哀悼？”

这些质问掷地有声，但霍姆斯并不期待答案。

“我坚信，亲近的人去世后，我们永远不会有所谓‘解脱’。”霍姆斯说，“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些平静，我们也许能‘熬过去’，我们的生活还会继续，但真正的解脱难以达成，基本上不存在。”

“这些年来，你的想法有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我问，“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你对某件事的看法，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霍姆斯毫不犹豫地说：“我个人的态度发生了两大显著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对自杀的态度。当我刚刚成为一名死亡调查员时，我对那些从金门大桥坠桥轻生或以别的方式自杀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关注。经过多年与自杀者家属的会面，以及阅读了死者自杀前写下的一封封心碎的遗书——这些遗书里面解释了死者生前遭遇的困难，以及要过上健康的生活需要跨越多么巨大的障碍——如此种种，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我意识到了我们国家在精神健康上的无所作为，这是一个全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变化是在犯罪领域，即在刑罚方面。我年轻时只知人有好坏之分。好人戴着白色帽子，坏人要蹲监狱，时间要多久有多久。在调查了数百起凶杀案后，我开始明白，其中很多案情一开始并非如此。争吵、不满不断升级，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酒类专卖店买到液体燃料，也可以在街角买到火药，若合适的武器触手可及——枪、刀，甚至是锋利的铅笔，情况会急转直下，变得致命。男性的自负或骄傲常牵涉其中。这种大男子主义相信‘如果我不能拥有你，别人也休想’，这种想法是许多女性被谋杀的根本原因。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想不起有哪个女性在同样的前提下夺走了一个男人的生命。”

他摇了摇头。“我们的法院系统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它辜负了受害者，辜负了罪犯，辜负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真的需要把‘足球妈妈’[3]关进监狱吗——因为她在喝醉的时候摔了一跤，把她的孩子摔死了？为什么我们不断释放性侵者，直到他们杀死了受害人？为什么小规模大麻种植者会被判二十到三十年，而开枪杀死旧金山市长和一名市监事员的犯人会因‘行为良好’被判六年的缓刑？在受审之前他的行为也良好吗？”

霍姆斯指的是丹·怀特谋杀乔治·莫司康和哈维·米尔克的案件。

“我了解到认罪协商是可怕的，但也是有必要的。”他说，“我了解到，进入司法环节后，穷人的处境往往最糟糕。我了解到，解决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另外，任何充满了政治色彩的改革都很难实现，更不用说用正确的方式实施了。”

“听你这么说我倒有些奇怪，”我说，“你通常很乐观。”

霍姆斯笑了。“因为我承认我们的制度有缺陷。不过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司法系统之一。”

我们俩沉默了片刻后，霍姆斯接着又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断地意识到生命是多脆弱，多么容易被夺走。我祖父常说，‘没人能活着离开这里。’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珍惜那些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人，不仅仅是家人、老师、同事和坦诚的朋友们，因为死亡随时都可能悄无声息或大摇大摆地抓住我们。”

他继续说：“我已经了解也宣扬过——谈论死亡或者死去的爱人是无伤大雅的。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谈论。我们不必隐瞒失去父母的事实，也不必压低声音谈论他们。呼喊他们的名字吧。我现在知道，对一个死去的人生气是合理的，如果他们被动或主动招致了自己的死亡，责怪他们也是合理的。”

霍姆斯笑了。“你想知道一个验尸官的困境吗？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再不停止每天喝一夸脱[4]的威士忌，你肯定会死。尽管如此，你仍然每天喝一夸脱威士忌。请问你是死于自杀吗？”

“我想这也适用于吸烟，”我说，“或者吸毒，或是从事其他高风险的行为，比如爬山和跳伞。人们做每件事情几乎都会权衡。为了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无论是抽一根烟还是体验肾上腺素激增——我们都冒着缩短寿命的危险。”

霍姆斯说：“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对临终缺乏准备，可能会给那些活着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写好遗嘱，该死的！一旦你有东西要留给别人，就赶紧把遗嘱写下来。一个二十二岁的父亲需要一份和他祖父一样的遗嘱。一个单身、三十岁拥有房产的母亲与沃伦·巴菲特一样，需要一份信托。”

我知道或者强烈感受到了霍姆斯对我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无论如何还是问了出来：“你会对人们的韧性感到惊讶吗？”

“是的，”霍姆斯说，“我发现很多人能够忍受最惨痛的悲剧，即使他们认为自己做不到。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这的确是一句陈腔滥调，但也至情至理。借助强大的支援制度，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人们大有裨益。”

我问霍姆斯，是否充分考虑过自己的死亡。写此书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三岁，但健康状况良好，死亡似乎还遥不可及。即便如此，我们越年长，就越自然地想到自己的死亡。

“我想过，”他说，“但我还不至于想到我的讣告上该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并不害怕死亡。我还不着急——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希望我的余生充满活力和动力。但大限将至时，我会因自己做了一些好事，并为我的孩子、继子、孙辈和曾孙辈留下了有意义的榜样而心满意足。除了帮助一些人度过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去教书育人。我当过青少年的运动教练和童子军的教练，也指导过许多高中生和大学法医学生。他们中有六个人获得了医学学位，两个人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病态。”我说，“你审阅了八百宗案例，并阅读了其中的所有信息，我想知道，你是否考虑过有朝一日自己的案例里会怎么写？我的意思是，浏览了那么多卷宗，我不禁想到，有朝一日我的死也会被记录在验尸所里。恕我猜想，在某个时刻你也会有类似的想法。”

霍姆斯的回答让我惊讶。“我真的没有，”他说，“你和死亡打交道的时间越长，就越珍惜生命。这便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

我发现自己点头表示同意。“你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吗？”

霍姆斯想了想，然后说：“当然会有，一些小事而不是大事。我想我是幸运的。我有一直想要的事业，一直想要的家庭，信任的朋友、健康的身体以及许多我能够追求的兴趣爱好。最重要的是，我见证了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还有什么可以奢求的呢？”

“我想这已经足够了。”我说。

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骄傲。那就是在我担任验尸官的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辞职去干别的工作。每个人都一直干到退休，或者像比尔·托马斯那样，直到去世。如果你处在一个权威的位置，我认为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聘请优秀的人，创造一个可以让他们尽情发挥的环境。如果你这样做了，剩下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霍姆斯补充了最后一点想法。“每个死亡都有一个故事，就像每个生命一样。验尸官这个职业，需要特别去关注这些故事。这就是吸引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往往是人们最孤独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场、表达理解并帮助他们处理通常很糟糕的情况。”

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职业，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不过对于少数人而言，这也是一个诱惑。因为没有任何两起案件是一样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这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能够快速思考是一项必需。与此同时，你还不能急于下结论，不能忽视那些乍看起来不太合理的细节。

如果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成为一个验尸官需要学习的东西，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东西，即生与死的关系。生与死密不可分。尽管我们庆祝生，哀悼死，但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而且始终如此。

注释：

[1]例如空中瑜伽。

[2]美国的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摩托车帮会。

[3]指开车接送孩子参加体育活动的妈妈。

[4]大约一点一三六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