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娶了帕姆最好的朋友之一，”霍姆斯说，“他的权威和傲慢摧毁了她们两人的友谊。”

卡特最终离职了，今天她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和主要所有者，该公司开发、制造和销售一种适合家庭使用的空中健身器材[1]。

达瑞尔·哈里斯是三名调查员中唯一留下来的。二〇〇八年，《马林独立日报》报道称，他被加州验尸官协会提名为年度调查员。由于他是办公室里留下的唯一一个有死亡调查经验的人，他后来培训了接替福纳和卡特的两名警察。二〇一五年十月，霍姆斯退休五年后，接替他的警佐被重新任命。哈里斯被任命为新的副首席验尸官，在治安官验尸官罗伯特·多伊尔手下工作。

至于霍姆斯，二〇一四年旧金山首席法医辞职时，有人问他是否对这个职位感兴趣。虽然霍姆斯不是医师，但他知道如何管理验尸所，而这正是旧金山人所需要的。六个月来积压了八百多起案件，远远超过了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霍姆斯说了声谢谢——不过是“不，谢谢”。这是一份本质上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工作，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毫无吸引力。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梦想着拥有一个狩猎牧场。二〇〇二年，霍姆斯离婚后卖掉了从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位于弗雷斯诺的房子，并在马林东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科卢萨县买了一座三百六十英亩的狩猎牧场。他休息日在那里进行商业捕猎活动——鹿、野猪、火鸡和鸽子。

霍姆斯再婚后，他的新婚妻子也喜欢打猎，但不是在牧场。牧场夏天太热，冬天又太泥泞。他们谈到要在马林北部的克利尔湖置产，最后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从那时起，牧场开始疏于修葺。霍姆斯在买了牧场六年之后，把它出手卖了，决定从他的愿望清单上划去另外一项——他买了一辆法拉利。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环形赛道上驾驶，自从十几岁在赛道上看到第一辆法拉利时，他就梦想着自己拥有一辆。

星期天早上，当家里其他人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新玩具去海边。“只是为了伸展一下它的腿脚。”他曾两次把车开到英飞凌赛道西尔斯点。

“因为赛道的配置方式，我只能让它开到每小时一百三十五英里，”他说，“在其他地方我可以开到一百五十英里，比如在斯坦福大学二八〇号公路。如果你在周末的深夜或清晨去那里，还可以再开快一点。”

霍姆斯很喜欢这辆车，但是它大部分时间都停在车库里。他不开车去上班，休息日又非常忙，所以取出这辆车的机会相对较少。二〇一四年九月，在他买下这辆车六年后，非常不情愿地将它出售了。

目前，霍姆斯和他的妻子正在完成他们在克利尔湖的房子的翻修。记者偶尔还会联系他，希望他承担一起案件，他与很多的前同事、退休的验尸官和其他调查员都保持着联系。他会通过他们或通过多年来与加州验尸官协会的关系了解整个马林县发生的案件。

霍姆斯还继续狩猎，他的两只黑色拉布拉多猎犬——昆西（以电视剧中法医的名字命名）和米娅陪伴着他。他也喜欢露营，他有一艘经常乘坐的摩托艇。他还是一位热情的舞者，乐于为当地的运动队加油助威，尤其是旧金山四十九人队和巨人队。他还经营着一家房地产清算公司，并在法医方面提供一些咨询。

经验教训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回顾并反思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在我们提交这本书的最终稿之前，最后一次谈话中，我问了霍姆斯他对生死以及人性有什么了解。

“死亡没有看门人。”他说，“死亡的伟大在于人人平等。富人、名人和普通人一样都会被死亡触碰。我见过地狱天使[2]的成员——可怕的家伙——他们在路边跪着哭泣，其中一名成员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他的妻子受了重伤。我和无家可归的人聊过，他们悲伤欲绝。我也见过社会名人——简·拉塞尔和她的丈夫鲍勃·沃特菲尔德，诺顿·布法罗、埃尔文·毕肖普、克劳斯·金斯基——他们都是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与我见面的。所有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因为悲伤是个人的事情。即使在一间都是人的屋子里，你也是孤身一人。你会面对很多建议，有些可能会有用，但最终我们都将独自经历。”

二〇一四年罗宾·威廉姆斯去世时，霍姆斯已经退休，但十三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一年，罗宾的母亲劳里·威廉姆斯自然死亡后，霍姆斯被召集到了现场。这栋马林县的房子同样是后来罗宾自杀的地方。罗宾为他的母亲买下了这栋房子，在她死后搬了进去。霍姆斯向这位喜剧演员解释了接下来的步骤。罗宾像所有悲伤的家庭成员一样，静静地听着、忠实尽责。没有笑话、没有滑稽的面孔，也没有夸张的口音——只有深深的悲伤。

“当我听到有人说另一个人表达悲伤‘不恰当’时，我会觉得很难接受。”霍姆斯说，“对一个发现自己刚进房间一会儿，女儿就淹死在泳池的年轻妈妈，什么才是恰当？一个八十岁的男人该怎么为他六十一岁的妻子的离世而悲痛？当一名医生发现邻居（恰好也是自己的病人）因自己的误诊去世时，又该怎么表达悲伤？当警察和消防人员看到预料中接踵而来的死亡，他们又该如何表示悲伤？当佩戴警徽的人目送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离世，又该如何表示哀悼？”

这些质问掷地有声，但霍姆斯并不期待答案。

“我坚信，亲近的人去世后，我们永远不会有所谓‘解脱’。”霍姆斯说，“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些平静，我们也许能‘熬过去’，我们的生活还会继续，但真正的解脱难以达成，基本上不存在。”

“这些年来，你的想法有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我问，“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你对某件事的看法，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霍姆斯毫不犹豫地说：“我个人的态度发生了两大显著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对自杀的态度。当我刚刚成为一名死亡调查员时，我对那些从金门大桥坠桥轻生或以别的方式自杀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关注。经过多年与自杀者家属的会面，以及阅读了死者自杀前写下的一封封心碎的遗书——这些遗书里面解释了死者生前遭遇的困难，以及要过上健康的生活需要跨越多么巨大的障碍——如此种种，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我意识到了我们国家在精神健康上的无所作为，这是一个全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变化是在犯罪领域，即在刑罚方面。我年轻时只知人有好坏之分。好人戴着白色帽子，坏人要蹲监狱，时间要多久有多久。在调查了数百起凶杀案后，我开始明白，其中很多案情一开始并非如此。争吵、不满不断升级，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酒类专卖店买到液体燃料，也可以在街角买到火药，若合适的武器触手可及——枪、刀，甚至是锋利的铅笔，情况会急转直下，变得致命。男性的自负或骄傲常牵涉其中。这种大男子主义相信‘如果我不能拥有你，别人也休想’，这种想法是许多女性被谋杀的根本原因。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想不起有哪个女性在同样的前提下夺走了一个男人的生命。”

他摇了摇头。“我们的法院系统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它辜负了受害者，辜负了罪犯，辜负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真的需要把‘足球妈妈’[3]关进监狱吗——因为她在喝醉的时候摔了一跤，把她的孩子摔死了？为什么我们不断释放性侵者，直到他们杀死了受害人？为什么小规模大麻种植者会被判二十到三十年，而开枪杀死旧金山市长和一名市监事员的犯人会因‘行为良好’被判六年的缓刑？在受审之前他的行为也良好吗？”

霍姆斯指的是丹·怀特谋杀乔治·莫司康和哈维·米尔克的案件。

“我了解到认罪协商是可怕的，但也是有必要的。”他说，“我了解到，进入司法环节后，穷人的处境往往最糟糕。我了解到，解决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另外，任何充满了政治色彩的改革都很难实现，更不用说用正确的方式实施了。”

“听你这么说我倒有些奇怪，”我说，“你通常很乐观。”

霍姆斯笑了。“因为我承认我们的制度有缺陷。不过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司法系统之一。”

我们俩沉默了片刻后，霍姆斯接着又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断地意识到生命是多脆弱，多么容易被夺走。我祖父常说，‘没人能活着离开这里。’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珍惜那些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人，不仅仅是家人、老师、同事和坦诚的朋友们，因为死亡随时都可能悄无声息或大摇大摆地抓住我们。”

他继续说：“我已经了解也宣扬过——谈论死亡或者死去的爱人是无伤大雅的。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谈论。我们不必隐瞒失去父母的事实，也不必压低声音谈论他们。呼喊他们的名字吧。我现在知道，对一个死去的人生气是合理的，如果他们被动或主动招致了自己的死亡，责怪他们也是合理的。”

霍姆斯笑了。“你想知道一个验尸官的困境吗？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再不停止每天喝一夸脱[4]的威士忌，你肯定会死。尽管如此，你仍然每天喝一夸脱威士忌。请问你是死于自杀吗？”

“我想这也适用于吸烟，”我说，“或者吸毒，或是从事其他高风险的行为，比如爬山和跳伞。人们做每件事情几乎都会权衡。为了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无论是抽一根烟还是体验肾上腺素激增——我们都冒着缩短寿命的危险。”

霍姆斯说：“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对临终缺乏准备，可能会给那些活着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写好遗嘱，该死的！一旦你有东西要留给别人，就赶紧把遗嘱写下来。一个二十二岁的父亲需要一份和他祖父一样的遗嘱。一个单身、三十岁拥有房产的母亲与沃伦·巴菲特一样，需要一份信托。”

我知道或者强烈感受到了霍姆斯对我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无论如何还是问了出来：“你会对人们的韧性感到惊讶吗？”

“是的，”霍姆斯说，“我发现很多人能够忍受最惨痛的悲剧，即使他们认为自己做不到。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这的确是一句陈腔滥调，但也至情至理。借助强大的支援制度，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人们大有裨益。”

我问霍姆斯，是否充分考虑过自己的死亡。写此书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三岁，但健康状况良好，死亡似乎还遥不可及。即便如此，我们越年长，就越自然地想到自己的死亡。

“我想过，”他说，“但我还不至于想到我的讣告上该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并不害怕死亡。我还不着急——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希望我的余生充满活力和动力。但大限将至时，我会因自己做了一些好事，并为我的孩子、继子、孙辈和曾孙辈留下了有意义的榜样而心满意足。除了帮助一些人度过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去教书育人。我当过青少年的运动教练和童子军的教练，也指导过许多高中生和大学法医学生。他们中有六个人获得了医学学位，两个人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病态。”我说，“你审阅了八百宗案例，并阅读了其中的所有信息，我想知道，你是否考虑过有朝一日自己的案例里会怎么写？我的意思是，浏览了那么多卷宗，我不禁想到，有朝一日我的死也会被记录在验尸所里。恕我猜想，在某个时刻你也会有类似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