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来到安的家，和她坐在一起。她七十多岁，是一个务实也欣赏诚实的人。

“我要你告诉我，”她说，“这病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痛苦，我现在很疼。”她的肝脏变大了，但体重在下降。

霍姆斯知道肝死亡是缓慢而痛苦的。“恐怕真的会很疼。”他说，“最好的方法是从医生那里开一些药。”

霍姆斯并不提倡自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人们有权做出自己的临终决定。如果疼痛变得难以忍受，过度用药也是一种选择。

坎迪斯的母亲对霍姆斯感激不尽。她说她现在感到很平静，因为她觉得自己知道了该如何选择。

坎迪斯下一次给霍姆斯打电话的时候，说她父亲想和他谈谈。霍姆再次来到了他们家。

“安告诉了我你们俩谈了些什么。”休说，“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可怕。她跟我讲了药的事，其实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放一支上了膛的枪。”

霍姆斯立刻回道：“别这么做，她不打算用枪。枪不会有任何好处。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就好。”

休看着霍姆斯的眼睛说：“你知道，她死的时候，我也准备赴死。没有她我无法活下去。我会用上那把枪。”

霍姆斯无言以对。休身体很健康，不像他的妻子患上了疼痛难耐的绝症。同时霍姆斯也表示了同情。几十年的幸福婚姻，眼睁睁看着配偶即将离世，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难熬的生死离别。

“我不能怪你，”霍姆斯说，“但这不会是我的选择。你得想想坎迪斯，还有你的两个孙女。你的生活还有很多时间在前头等着你，你可以成为她们的支柱。”

“没有安，我也不想活了。”休说，“我就是不想。我要告诉你，作为验尸官的你，我会自杀。”

霍姆斯知道，再说起自杀咨询或哀伤辅导之类的当地资源也无济于事。休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愿意寻求任何帮助。

霍姆斯只能说：“谢谢你让我知道。”

在母亲面临生命最后的痛苦时，坎迪斯打电话给霍姆斯。霍姆斯连忙赶向离他办公室二十五分钟车程的那栋房子。他到达的时候，坎迪斯告诉他，母亲和他通完电话就去世了。

霍姆斯四下张望。“你爸爸人呢？”

“在他们的房间里，”坎迪斯说，“他把大家赶了出来，说想单独和她在一起，然后锁上了门。我们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但是我们已经进不去了。”

霍姆斯低声骂了一句，休果然说到做到。“他和你说起过他的计划吗？”霍姆斯问。

坎迪斯看着他。“他说他会自杀。怎么？他也和你说了吗？”

霍姆斯点点头。

“我不知道他和你说了。”

霍姆斯从外面撬开一扇窗，打开了通往主卧室的门。休衣着整齐，和他的妻子并肩躺着。她昏迷了四十八小时，在睡梦中离世。尸检显示她没有过量用药，因为她体内没有任何药物。

休为了不让现场一片狼藉，用一把小手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枪。霍姆斯宣布这对夫妻双双死亡，并打电话给县通信中心。他说自己来到这栋房子是因为一名女性在睡梦中去世了，后来她的丈夫自杀了。他说这家人想低调行事，所以只需派巡逻车，不用拉响警报。

房子位于一条有大门的长车道的尽头。两分钟后，霍姆斯听到了警笛声，然后看到了一辆消防车、一辆救护车、一辆巡逻车和一辆警佐的车。他走到门口，问消防员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妻子死于癌症，丈夫在告诉霍姆斯自己会自杀后饮弹自尽，枪还在休的手里。

“如果你们想进去看看，请便。”霍姆斯说。

他们说不需要，然后就离开了。救护车也跟着离开了。

霍姆斯走到巡逻车旁问：“警灯和警笛是怎么回事？”

警官向他身后的车示意。“警佐的命令。”

警佐下了车。霍布斯并不在意他，他也不在意霍姆斯。

“蒂姆，”霍姆斯说，“我特别告诉通信中心不要挂警灯、鸣警笛。”

蒂姆说：“我知道，我听到了调度。是我叫他们转成三号代码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霍姆斯让他们别这么做，他才挂了警灯、鸣了警笛。

警官走进了房子，拍了几张照片，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就和警佐离开了。

坎迪斯及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进了父母在山脊上的家。她关闭了美容院，开始创作自己的艺术品。遗憾的是，她把所有杂物都带了过来，那些东西让房间变得很乱。不到三个月，她父母的大房子就堆满了画了一半的画布、干黏土、成堆的衣物和破布，散落的纸张，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物件。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食品柜里到处都是盛食物的空容器。新的账单埋在下面，尚未支付。各种各样的服务——水、垃圾和电话都被切断了。

坎迪斯的两个女儿万分不安，她们对母亲无计可施。她们并不知道，她的囤积癖与日益严重的痴呆症有关，痴呆症正在摧毁她的心智。她卖掉父母的房子时才卖了三百多万美元，实际价值远不止这些。她后来搬进的房子只有原来的一半大。除了她父母收集的许多古董外，根本没有空间容下她的垃圾，所以她租了两间巨大的储藏间，把它们都塞满了。霍姆斯去看她的时候，原以为要在一片狼藉中行走，没想到情况远比这糟得多。厨房里有几袋打开的米，底部有老鼠在安窝。食品柜里、冰箱下，甚至炉子和烤箱里都有老鼠窝。

霍姆斯震惊了。“坎迪斯，”他说，“你不能这样生活，你必须摆脱那些老鼠。”

“为什么？”坎迪斯问道，“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东西。”

“老鼠会带来各种疾病。”

“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坎迪斯说，“而且我很健康。”

霍姆斯看到她病得越来越重，难过地摇了摇头。唯一欣慰的是，坎迪斯已经精神失常到不自知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坎迪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霍姆斯每隔几个月就来看看她。每次见到霍姆斯，她都很高兴，知道自己认识他，但记不起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她于二〇一六年去世。她去世的时候，有两个女儿、四个孙辈和一位女婿陪伴在床边。而霍姆斯在两个小时前刚刚离开。

自杀遗书

在任何可能的自杀案中，霍姆斯都会寻找遗书。其一是为了弄清死者的动机，其二是为了确定应该通知哪位亲属。如果有一封遗书，而且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那么霍姆斯只会与那个人或者对方授权的人分享其中的内容。如果这是一封普普通通的遗书，写着“再见，世界”之类的话，那么霍姆斯就会把遗书交给死者的至亲。

很少有人见过遗书，因为大多数自杀者不会留下遗书。即便留下了一封，也没有任何规定应该在里面写些什么。这个人是否会请求亲人的原谅？是否会为了伤害他人，说出这么做的理由？是否会提供有关金钱、保险或遗体处理的一般说明？在霍姆斯的经历中，大多数遗书都内容贫乏，它们缺少热情、往往伴随着绝望。大多时候，它们只是悲伤。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在树林里上吊。她用毛毡记号笔在身上写满了黑字，在自己的左臂上写道：“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步行、呼吸和说话。”

一名从金门大桥上跳下的十九岁的女子在遗书中写道：“真的很抱歉，对你们做了这些。我知道你们一直支持我，但我却没有支持我自己。请让我走吧。”

在夫妻双双死亡，武器又在他们身边时，遗书显得特别重要。他们可能有自杀协议，也可能是杀人后自杀。

一对夫妇在喜来登酒店未及时退房，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两人的尸体。在遗书里，这名女子写道，她“故意选择这么做”。她的丈夫“只是按照我的意愿行事”。丈夫也在遗书中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对夫妇给他们所爱的人留下了遗书。他们在遗书里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难以启齿的谎言里，并为此向大家道歉。他们已经对止痛药上瘾超过十五年，中途多次试图戒掉，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很愚蠢。”妻子写道，“请不要认为你或任何人对此负有责任。”

一位名叫芭芭拉的三十二岁妇女留下了几份遗书。她躺在马林综合医院太平间里，霍姆斯检查了她的遗体后，发现了这些纸条。

两年前，当她和男友史蒂夫开始同居时，芭芭拉开始用他的姓自称。他们没有结婚，但她觉得他们结婚了，或者想要结婚。两人分手后，他搬了出去，但芭芭拉仍然保留着他的名字，并希望他能回到她和十三岁的女儿身边。女儿是她和前夫的孩子。但是史蒂夫并没有再回来，她伤心欲绝。她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当史蒂夫下午五点十五分和她通话时，她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会在房子里给他留一张便条，他可以当天晚上去取。他下午六点四十分经过芭芭拉家，没有看到任何人，也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之处，就成功地把便条拿了出来。开了一小段路后，史蒂夫停下车来开始读这份遗书。芭芭拉把它标记为最后的遗嘱。信是手写的，日期是第二天。

史蒂夫惊慌失措地回到屋里，听到锁着的车库里一辆车正在启动。他打破了一扇窗户。芭芭拉把一根花园的浇水软管从排气管接到车里，她坐在前座，不省人事。史蒂夫把她从车里拉了出来，开始做人工呼吸。此时，芭芭拉的女儿正在洗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和史蒂夫的喊叫声，她连忙跑到外面，拨打了九一一。医护人员在去医院的路上对芭芭拉进行了心肺复苏术。抢救持续了三十分钟后，芭芭拉被宣布死亡。

霍姆斯和一名警官到达芭芭拉家时，看到浇水软管还连在排气管上，另一端靠近驾驶室的门。霍姆斯把它拿走放到后院里，然后和警官打扫了碎玻璃，用钉板把车库的窗户关上。有一扇后门没有锁，他们走进了房子，关上窗锁好门，再关上灯。就在那时，他发现了其他遗书。写给史蒂夫的那封署名为“你挚爱的妻子”。一封给朋友的遗书写道：“我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死亡的愿望、一个爱情的愿望和一个婚姻的愿望。我一生都在等待它们的到来……我仍然在等待。”第三封写给她的弟弟：“妈妈认为我健康、坚强，但看看是谁留在了这个星球上。”第四封是给她母亲的：“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但我爱你、我想念你。”第五封是写给父亲的，她把女儿托付给父亲照顾，并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她知道她能行。”最后一封写给她年幼的女儿，请求她的原谅，并承诺做她的“守护天使”。

“芭芭拉的笔迹工整、细致。她本可以教书写课，信件中找不出一处涂改的痕迹。”

霍姆斯离开的时候，用验尸官的封条把芭芭拉的房子和车库都封好了。这些封条是荧光橙色，有胶背，贴在任何通往外面的门框上。他们警告人们破坏封条是重罪，并在每张封条上写下日期、时间，再签上名。

“我一直觉得封条应该是米黄色的，”他说，“就像一个食品袋，不应该是那么鲜艳的颜色。封条引人注目，这一点很重要，但也很容易让路过的人知道这栋房子无人在家。”

在这起案件里，不仅是无人在家，而且也无人回家。芭芭拉的女儿和朋友们一起住了几天，直到外祖父从其他州回来，办女儿的丧事，并获取外孙女的监护权。在每次处理自杀案件之后，霍姆斯都会想，事情不一定非要弄成这个结果。自杀是抑郁人群的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再说，自杀并不能真正结束痛苦，它只是把痛苦从死者身上转移到生者身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