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得知亲人死亡的方式因社区而异。在许多社区，这是执法机关的责任，他们会敲门，或者打电话给对方，尽快传达消息后迅速离开或挂断电话。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这场面让人颇不自在。警察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已经习惯了控制局面。
在马林县，霍姆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验尸调查员负责大部分的死亡通知，而且总是尽可能亲自前去，而非电话通知。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原因是，这对死者家属来说是最好的。他们从一个关心他们的人那里得到消息，这个人也并不急于离开。霍姆斯总是努力做到认真倾听、感同身受，只要家属需要他，他就会一直待在那里。霍姆斯不希望亲属听到噩耗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情感脆弱的状态。
亲自通知死者至亲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样就可以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死者的遗体是从哪里取走的，认领的步骤，以及死亡证明签发后如何申请保险和社保福利等。他还说，他会尽他所能回答对方的问题，包括案发地点和经过，还有谁在场、是否可能涉及酒精或药物，以及是否当场死亡——很多死者家属都希望死者没有经历太多痛苦。如果死亡的过程缓慢、死者饱尝痛苦，霍姆斯也不讳言，他总是尽可能温和地承认这一事实。
“我很想说她很快就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他胡说一通，死者家属后来知道他们被误导了，那么验尸所就会失去信誉。因为这些家属经常会要求一份死去亲人的档案复印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知道真相。
此外，霍姆斯还提供有关当地各项服务的信息。大多数社区都有医院或非营利机构运营的免费或低成本的丧葬服务。在马林县，提供这些服务的是咨询和自杀预防中心。该组织为丧亲者提供免费的个人和团体心理辅导。在悲剧发生的当下，可能并不需要这项服务，因为人们往往精神恍惚，也无法从辅导中获益。但日后，如果丧亲者仍然无法摆脱痛苦，身边帮助他们处理情绪的人又不断减少时，这项服务就显得十分宝贵。验尸所和该机构有合作，每月会发送丧亲人士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那边。这样机构就能主动联系家庭，让他们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可以随时过来。
验尸官亲自通知死者亲属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有时人们听到这一噩耗，真的会昏倒。
在离验尸所一英里的地方，一名年轻女子在看望母亲后发生了车祸。母亲住在一座陡峭的山顶附近，离开时，女儿在山脚下左转，越过副驾驶座去拿掉在座位下的东西。霍姆斯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因为撞车后所有的东西都掉到了座位底下。
女儿开着一辆大众甲壳虫轿车，一辆管道卡车从相反的方向驶来。司机后来告诉霍姆斯，那个女人直视着他，然后她的头就不见了。她转向了他的车道，他没有任何方法避开与她的车相撞。霍姆斯估计，这次撞击的速度为每小时三十五英里，通常不会致命，但这名女子当时身体倾斜，撞断了脖子，不治身亡。
在这位女子离开母亲家四十五分钟后，霍姆斯和圣拉斐尔的一名警察站在母亲的家门口。有个警察陪着他是有原因的。
“假设你是一名小个子老太太，”他说，“有人敲你的门，你从猫眼里看到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男人，可能会认为他是个推销员或骗子，不会开门让他进来。但如果你看到还有另一个人，身上戴着警徽，就会开门了。”
按下门铃，霍姆斯把谈话的内容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如果发现只有一个人在家，特别是只有一位母亲或一位妻子在家——这会是最糟糕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需要身旁有人扶持。
女子把门打开了几英寸。“是罗克斯伯里夫人吗？”霍姆斯说。
“是的。”女子犹豫地答道。
“您的女儿是玛杰丽·罗克斯伯里吗？”
“是的，她几分钟前刚走。你为什么这么问？怎么了？”
霍姆斯不想在门口谈话。“我们能进来吗？”
“不行。”罗克斯伯里太太说。她不是想吵架，只是行事谨慎。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来我家？”
看起来霍姆斯只能在门口告诉她这一切了。“当玛杰丽从你所在的山上下来的时候，”霍姆斯说，“她在山脚下转了一个弯，与一辆机动车迎头相撞。她死了。我真的很抱歉。”
那时候，霍姆斯已经学会了要称呼死者的名字，而不是称呼死者为“你的女儿”或者“某某小姐”。直呼其名显得更礼貌，而且对方可能会有多个女儿。他还学会了尽量避免说“她被压垮了”“她没能活下来”或者“这是致命的”之类的话。他不得不说出“死了”“被杀了”这样的字眼。如果他没有说出这些，而是说“不幸的是，她没撑过来”，那么接下来对方就可能会问“情况有多糟？”“她在哪儿？”“我能和她谈谈吗？”，因为对方并没有听到完整的句子。一个陌生人，在没有任何上下文和开场白的情况下，在你面前说了一大通这样的消息，的确一时难以消化。霍姆斯称之为“三十秒心理学”。从他敲门、听到有人在门后走动的那一刻起，他最多有三十秒的时间来考虑如何传达噩耗。
罗克斯伯里太太茫然地看着他，然后她的眼珠向后转，崩溃了。她并没有晕倒，她像是要原地融化了。在殡仪馆，霍姆斯曾经目睹有人晕倒。他们的膝盖像上了锁一样，整个人像木板一样倒下去。在这起案件里，罗克斯伯里太太的脊椎好像要液化了，她也像是要溶解了。霍姆斯离她只有几英尺远，但他仍然来不及跑上前去扶住她。
她的头撞在入口的瓷砖地板上，没有流血，但头部发出了一种空洞的撞击声。霍姆斯担心万一脑出血可能会在几小时内夺走她的生命。警察叫了救护车，医护人员把她抢救了过来。她有点神志不清，但意识到了霍姆斯对她说了些什么。几分钟后，她坐了起来，不需要住院了。
设想一下，如果她是通过电话得知噩耗，或者有人告诉她女儿的死讯后立即离开，罗克斯伯里夫人很可能成为第二名受害者。好在她及时得到了医疗护理，霍姆斯一直陪在她身旁，直到她的牧师现身。
脸上挨了一拳
一天深夜，霍姆斯接到了通信中心的电话，诺瓦托郊外发生了一起单车交通事故。一位十八岁的司机，名叫德鲁希拉·迈纳，开着她那辆五年前买的菲亚特敞篷车，坐在她旁边的是她最好的朋友，十七岁的梅娜·萨布里克。两人都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下周毕业。第三位乘客是十六岁的托尼·加拉托洛。他坐在她们身后，双腿搭在两个前排座位的靠背上。
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光线很暗。德鲁希拉转弯时速度太快，汽车失去了控制，飞快地穿过道路冲进了一个涵洞。加拉托洛从车里被甩了出来，重重地摔在一排木栅栏上。虽然幸免于难，但伤得很重。两个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加拉托洛惊恐地看着汽车迎头撞上一根电线杆，因为撞击，梅娜被弹射到路面上，当场死亡。德鲁希拉是三人中唯一系着安全带的。她仍然留在车内，但头部受了外伤。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加拉托洛正站在车旁，茫然无措。警察摸了一下德鲁希拉的脉搏，发现没有心跳，知道她已经死了。他把德鲁希拉从车上拉了下来，放在地上，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等待霍姆斯的到来。
霍姆斯到达时已是午夜。他先与警官交谈，然后是加拉托洛。男孩告诉霍姆斯，他们正开车去他家，讨论两个女孩第二天晚上毕业舞会的计划。加拉托洛是德鲁希拉的约会对象。之后，霍姆斯在一个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女孩的受伤情况，以便之后打成一份调查报告。他还记录了他们的衣服、珠宝和钱包里的物品，包括确切金额等，所有这些都是标准的操作程序。
九十分钟后，凌晨一点三十分，霍姆斯敲响了德鲁希拉·迈纳的家门。不管多晚，死亡通知都是尽快完成，这样亲人就是从验尸官那里得知噩耗，而非其他人。一位警察陪着霍姆斯。
德鲁希拉的父亲开了门。他肌肉发达，个头很大，整个人堵住了门口。他看上去很粗暴，见到警察就说：“她又做了什么？”
至少他是醒着的，没有半睡半醒。
“我是县验尸所的人，”霍姆斯说，“发生了一场事故。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德鲁希拉和她的一个朋友遇害身亡了。”
最坏的消息是没有办法粉饰的，霍姆斯也没有尝试这么做。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简单直接。
迈纳先生毫无预兆地往霍姆斯的脸上重重打了一拳。霍姆斯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警察立刻按住迈纳先生，准备逮捕他。霍姆斯让他别这么做。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迈纳以为霍姆斯是在搞恶作剧。
在那之后，迈纳先生与霍姆斯谈了一会儿。霍姆斯和他讲了更多关于这场事故的情况。迈纳问霍姆斯他是否去过梅娜·萨布里克的家。霍姆斯说还没有，那是他准备去的下一个地方。迈纳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要你这份工作。”
霍姆斯知道警察有时候会这么说，但他没想到刚接到死亡通知的人会这么说。“为什么？”霍姆斯问。
迈纳说，一年前梅娜的父亲去世了。五个月以前，梅娜的哥哥死了。就在最近，她母亲得知自己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听到这番话，陪同霍姆斯的警察请求可不可以不去梅娜家，于是霍姆斯一个人去了，奇怪的是，他很庆幸能知道这个消息，至少他知道会发生什么。
飞机失事
在验尸所隔壁、马林市政中心大楼的同一层，有一家餐厅提供典型的食堂自助餐。许多在市政中心工作的县职员都在那里吃午餐，因为方便。霍姆斯有时也这么做。不过他住得离工作的地方很近，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回家吃午饭。
一天中午，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股巨大的黑烟从他的右侧直冲上天。他在一条与一〇一高速平行的临街公路上。他首先想到的是，这附近没有什么可以烧毁的东西——没有房屋，没有商店，也没有长满青草的山坡。然后他意识到，那是在圣拉斐尔郊区的史密斯牧场机场。那是一家小型机场，里面有几十架私人飞机，没有建筑物，也没有控制塔。飞行员通过三十英里外位于奥克兰的一个空中交通中心调度起飞和降落。
霍姆斯一旦得知是一架飞机，连忙亮起了红灯并拉响了警笛，让众人闪开，然后冲向了机场。他看到了跑道上的火球，尽管无法靠近，还是感受到了热度。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当时碰巧没有其他人在场，然后他向县通信中心报告了坠机事件。
三十五岁的厄尔·皮肯斯二世是塞斯纳C41双引擎飞机的驾驶员和唯一的乘客，住在马林县。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厄尔一直往返飞行于马林县和怀俄明州科迪的一个家庭牧场之间。一家人正在团聚，厄尔每次都要把一两个人从马林送到科迪的牧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事发时他正独自一人，打算回家取些东西。然而他从短跑道起飞后不久，就坠机身亡了。
飞行记录在大火中被烧毁。霍姆斯检查了机场的燃油记录，显示厄尔当天购买了一百零九加仑一百辛烷值的飞机燃油。当时没有列出维修费用。由于飞机残骸散落一地，烧毁殆尽，人们不可能知道他当时携带的是什么货物，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认定是飞机超载导致了这起事故。
霍姆斯确认了厄尔的身份后，联系了怀俄明州警方，要求他们通知厄尔的家人。如果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在其他地区居住，这是标准的操作方式。警察并不喜欢这么做，但是他们通常都会同意。然而霍姆斯与之交谈的警察却畏缩不前。当他开车过去，看到停在门前的那些车时，他知道他将走进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他打电话给霍姆斯，说他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你必须这么做，”霍姆斯说，“家人们需要知道。”
“我做不到，”警察说，“我真的做不到，所有这些人都在等他。”
霍姆斯表示同情。每当他进行死亡通知时，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会把某人原本很平常的一天变成这个人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验尸官从不会传达好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警员将破坏那些人几个月来期待已久的一个庆祝的日子。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霍姆斯提供了一些指导和鼓励。他说，在一个聚会上，开门的人可能不是房主而是碰巧离门口最近的人。这意味着在门打开的几秒钟内，你的视线必须越过那个人的肩膀，迅速对现场进行评估，确定房间里哪个成年人是通知死者死亡的合适人选。
“你认为你能做到吗？”霍姆斯问。
“我没有准备好，”警官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准备好。你得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知道。”
“你能做到的。”霍姆斯说，“试想一下，如果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你会想亲自听到某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通过电话。”
令人吃惊的是，警官还是拒绝了。失望之下，霍姆斯电话联系了厄尔的律师，律师说会通知厄尔的家人。这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没有其他选择。
为死者家属提供建议
有一次，霍姆斯敲开了一对夫妇家的大门。他们的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是凌晨两点半，应门的男人穿着睡衣，半睡半醒。当他看到霍姆斯和一个警察站在那里时，双眼睁得大大的。
“我是马林县的工作人员，”霍姆斯说，“我们能进来一会儿吗？”
那个男人为他们打开了门，现在他完全清醒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身后的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声，然后一个女人从房间冲了出来。“发生了什么？”她几乎喊了出来。
霍姆斯请他们坐下，但他们没有理睬。
“是不是大卫？”其中一个问道，“他受伤了吗？”
霍姆斯说：“大卫出了车祸，他的车——”
那个人打断了他的话，哽咽着说：“有多严重？”
霍姆斯说：“他的车在米尔谷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和一个酒后驾车逆向行驶的司机相撞。大卫被送往了医院，但医生们却无能为力。他死了。”
“我的上帝。”女人惊叫一声，哭了起来。
她丈夫脸上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仿佛一下子老了五十岁。他把手伸向妻子，他们紧紧抱在一起，警察和霍姆斯尴尬地站在一旁。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霍姆斯说，“有那么几分钟，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这种时候我会感觉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不需要陌生人在场。”
有时，当霍姆斯通知家属有亲人死亡时，有人会尖叫着跑出房间。其他时候，他们会错愕万分，不发一语。他们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一位母亲，她二十岁的儿子死于交通事故，由于她已经离婚，他是她唯一的孩子。在他的私人物品中，有一样是他高中的毕业戒指。在接到死讯并拿到儿子的东西时，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盯着它看，不发一语，沉默中泪流满面。
在许多情况下，验尸官是死者家属唯一能依靠的人。当医护人员离开现场时，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警察也是如此，除非发生了犯罪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警察也会卷入其中。即便是朋友，在一段时间后也不愿提及死亡。验尸官是一个例外。
“听人们详细谈论一名死者，对我而言没有任何问题。”霍姆斯说，“我会说：‘这么多年来，你生活里有弗雷德陪伴，真是太幸运了。看看你们做过的事情，去过的地方。’谈论一个人是让那个人的记忆存活下来的一种方式。”
在与死者家属第一次见面通知死亡之后，不管是在对方家里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通常是在家里，霍姆斯都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成为验尸官后，他让手下的调查员也这么做。后来，他在警察学院教授相关课程时，也会告诉训练人员要为死者家属提供建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霍姆斯对全家人说，“每个人都会聚在你周围，问他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试着去想一些事情，因为他们会感到无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怎么做。如果你在杂货店需要面巾纸，有人问能帮你什么忙，你可以告诉他，‘你介意给我拿一些面巾纸吗？’让他们帮助你，因为你在帮他们帮助你。大约三周后，这些就会停止。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座孤岛上。电话也不会再响，除非是你的孩子打来。人们谈论弗雷德的死会不太自在。因为没有任何轻松的方式说出‘弗雷德去世后，你过得怎么样？’。”
即便如此，霍姆斯还是告诉他们：“不要让他们从记忆中抹去你所爱的人，不要让他们抹去弗雷德。当你在杂货店或其他地方遇到某人时，谈一谈弗雷德，说，‘上帝，我真的很想他。’回想起某次你和弗雷德还有和你聊天的那个人一起做过什么事，或是一起看到过什么。你可以说，‘记得我们三个……’”
霍姆斯告诉人们的另一件事情是，尤其是对女性说的事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她们会遇到一个许久未见的人，那个人会问：“弗雷德怎么样了？”
“你会想哭，”霍姆斯说，“没关系，哭就哭吧。这本来就是伤心事。你失去了弗雷德。他不会再回来。你可以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弗雷德死了。’别让他们觉得不知道这件事是他们的错。不要说‘你没听说吗？’，相反，你应该把它当作一个谈论和纪念弗雷德的机会。”
许多家庭成员后来告诉他，在他们所爱的人去世后，这些场景真实地发生了。他们很感谢霍姆斯为他们做的准备。
“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让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霍姆斯说，“如果你没有心理预期，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崩溃。不过只要稍加引导，你就可以处理好。我是这么想的。”
坎迪斯
一九八五年，曼弗雷德·波尔在拉克斯波茨的一家美容院门前开枪自杀。这是一桩让霍姆斯耗费数年的案件的开端。这个场景并非意外，波尔是德国人，四十六岁，曾在这家沙龙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与美容院的主人——一名叫坎迪斯的漂亮女性约会。坎迪斯在第一把座椅工作，一个叫多丽丝的女人（她的年龄足以成为坎迪斯的母亲）在第二把座椅工作，而波尔则在第三把座椅工作。
因为波尔喜怒无常，让坎迪斯很难招架，所以她结束了与他的这段关系。他们分手后，波尔继续在美容院工作，但对大家来说，相处越来越尴尬。当波尔好几天没来上班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这家美容院有几扇大玻璃窗和一扇临街的玻璃门。快到中午的时候，多丽丝注意到波尔开车经过，看了看窗户，然后把车停在了街上。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一只手放在夹克口袋里，向商店走去。多丽丝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她走了过去，锁上前门，一言不发。坎迪斯没有注意到波尔。直到波尔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坎迪斯才看见他。她小心翼翼地转动顾客的座椅，以免顾客看到波尔。
波尔开始敲门，隔着玻璃大喊他想和坎迪斯谈谈。她背对着他，而多丽丝则把座椅转到一边，口中说着道歉。两名女子都没有看到波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枪，但她们听到了枪击声。波尔在店门口饮弹自尽了。
霍姆斯到达店里时，顾客都已经走了。坎迪斯和多丽丝有些惊慌失措。前面的玻璃和砖砌的台阶都溅满了血。
霍姆斯和坎迪斯谈了一会儿，坎迪斯讲述了她和波尔的关系。霍姆斯问她是否需要打电话，她说她想打给自己十多岁的女儿，但多丽丝是她现在最好的倾诉对象。霍姆斯告诉她——就像他和任何死者亲属说的那样——如果她需要找人说话，又找不到别人，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不能改变发生的事情，”他说，“但是我可以帮助你度过这段时间。”
几天后，坎迪斯打来电话，说她很感激他的建议，尽管她不需要任何帮助，但她有一些问题。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波尔开枪自杀，只是看到了案发后的场景。她想更清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霍姆斯与她谈了大约二十分钟。
过了几天，她又打来了电话。她说，霍姆斯的声音很抚慰人。没有人愿意讨论波尔的自杀，她只能和他聊起这个话题。这已经不是霍姆斯第一次因为嗓音受到称赞了——他的声音很好听——但霍姆斯还是谢谢她这么说。
“我能过来看看现场的照片吗？”她问道。
这个提问让霍姆斯大吃一惊。“我不会给你看尸体的照片。”霍姆斯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看美容店的墙还有台阶的照片。”
“我不需要看这些，”坎迪斯说，“我为什么不能看曼弗雷德的照片？”
“我很抱歉，”霍姆斯回答，“因为你和他不是亲属关系。”
不管如何，坎迪斯还是来了。霍姆斯在办公室与她交谈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又来了五六次。她说她的父母不喜欢波尔，不想谈论他的死，她现在的男朋友也是。
每一次会面都持续了二十到三十分钟，有时谈话甚至开始干扰到了霍姆斯的正常工作。霍姆斯喜欢和她聊天。她很有魅力、很聪明，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多年来，她的父亲一直是旧金山最大的殡仪馆之一——霍尔斯特德公司的负责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作品曾在博物馆和画廊展出。尽管如此，一天的时间毕竟有限。
坎迪斯显然喜欢霍姆斯，他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有一天，坎迪斯邀请霍姆斯到她家吃午饭。他接受了邀请，见到了她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还亲眼看到坎迪斯是个囤积狂，房间里堆满了东西，几乎难以走动。霍姆斯以前也到过一些爱囤积东西的人家里。他们家里垃圾堆得太深，连让一件轮床抬进去取走尸体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离开，轮床必须侧着，死者必须绑好，霍姆斯还要指望死者不会从轮床上滑下去。坎迪斯的情况没有那么糟，不过看到她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令人震惊。当她再次邀请霍姆斯共进午餐时，霍姆斯提议在他办公室附近见面。
曼弗雷德·波尔自杀四年后的一天晚上，坎迪斯邀请霍姆斯去她父母家吃饭，这与坎迪斯的住处大不相同。
休和安在圣安塞尔莫的一座山脊上拥有十英亩土地。他们的房子是山脊上唯一一栋。那里的景色是霍姆斯在私人住宅中见过的最好的，堪比从塔玛佩斯山顶看到的景色。房子也很壮观，近五千平方英尺，装修高雅，墙上挂着许多坎迪斯母亲的画作。
休是一名老练的野鸭猎人，他和霍姆斯一见面就很投缘。他向霍姆斯展示了他的藏枪室，他按下一个按钮，一堵墙打开了，露出一个步入式保险柜。保险柜里放着古董枪，霍姆斯之前从未在私人收藏中见过这类武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姆斯经常见到坎迪斯的父母。他们都是有趣的人，他很喜欢他们。后来坎迪斯有一天打电话给霍姆斯，说她母亲得了肝癌，尽管她这辈子从未喝过一杯酒。坎迪斯告诉霍姆斯，如果他想再见到安，就得尽快过来，因为她来日无多。
霍姆斯来到安的家，和她坐在一起。她七十多岁，是一个务实也欣赏诚实的人。
“我要你告诉我，”她说，“这病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痛苦，我现在很疼。”她的肝脏变大了，但体重在下降。
霍姆斯知道肝死亡是缓慢而痛苦的。“恐怕真的会很疼。”他说，“最好的方法是从医生那里开一些药。”
霍姆斯并不提倡自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人们有权做出自己的临终决定。如果疼痛变得难以忍受，过度用药也是一种选择。
坎迪斯的母亲对霍姆斯感激不尽。她说她现在感到很平静，因为她觉得自己知道了该如何选择。
坎迪斯下一次给霍姆斯打电话的时候，说她父亲想和他谈谈。霍姆再次来到了他们家。
“安告诉了我你们俩谈了些什么。”休说，“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可怕。她跟我讲了药的事，其实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放一支上了膛的枪。”
霍姆斯立刻回道：“别这么做，她不打算用枪。枪不会有任何好处。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就好。”
休看着霍姆斯的眼睛说：“你知道，她死的时候，我也准备赴死。没有她我无法活下去。我会用上那把枪。”
霍姆斯无言以对。休身体很健康，不像他的妻子患上了疼痛难耐的绝症。同时霍姆斯也表示了同情。几十年的幸福婚姻，眼睁睁看着配偶即将离世，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难熬的生死离别。
“我不能怪你，”霍姆斯说，“但这不会是我的选择。你得想想坎迪斯，还有你的两个孙女。你的生活还有很多时间在前头等着你，你可以成为她们的支柱。”
“没有安，我也不想活了。”休说，“我就是不想。我要告诉你，作为验尸官的你，我会自杀。”
霍姆斯知道，再说起自杀咨询或哀伤辅导之类的当地资源也无济于事。休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愿意寻求任何帮助。
霍姆斯只能说：“谢谢你让我知道。”
在母亲面临生命最后的痛苦时，坎迪斯打电话给霍姆斯。霍姆斯连忙赶向离他办公室二十五分钟车程的那栋房子。他到达的时候，坎迪斯告诉他，母亲和他通完电话就去世了。
霍姆斯四下张望。“你爸爸人呢？”
“在他们的房间里，”坎迪斯说，“他把大家赶了出来，说想单独和她在一起，然后锁上了门。我们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但是我们已经进不去了。”
霍姆斯低声骂了一句，休果然说到做到。“他和你说起过他的计划吗？”霍姆斯问。
坎迪斯看着他。“他说他会自杀。怎么？他也和你说了吗？”
霍姆斯点点头。
“我不知道他和你说了。”
霍姆斯从外面撬开一扇窗，打开了通往主卧室的门。休衣着整齐，和他的妻子并肩躺着。她昏迷了四十八小时，在睡梦中离世。尸检显示她没有过量用药，因为她体内没有任何药物。
休为了不让现场一片狼藉，用一把小手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枪。霍姆斯宣布这对夫妻双双死亡，并打电话给县通信中心。他说自己来到这栋房子是因为一名女性在睡梦中去世了，后来她的丈夫自杀了。他说这家人想低调行事，所以只需派巡逻车，不用拉响警报。
房子位于一条有大门的长车道的尽头。两分钟后，霍姆斯听到了警笛声，然后看到了一辆消防车、一辆救护车、一辆巡逻车和一辆警佐的车。他走到门口，问消防员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妻子死于癌症，丈夫在告诉霍姆斯自己会自杀后饮弹自尽，枪还在休的手里。
“如果你们想进去看看，请便。”霍姆斯说。
他们说不需要，然后就离开了。救护车也跟着离开了。
霍姆斯走到巡逻车旁问：“警灯和警笛是怎么回事？”
警官向他身后的车示意。“警佐的命令。”
警佐下了车。霍布斯并不在意他，他也不在意霍姆斯。
“蒂姆，”霍姆斯说，“我特别告诉通信中心不要挂警灯、鸣警笛。”
蒂姆说：“我知道，我听到了调度。是我叫他们转成三号代码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霍姆斯让他们别这么做，他才挂了警灯、鸣了警笛。
警官走进了房子，拍了几张照片，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就和警佐离开了。
坎迪斯及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进了父母在山脊上的家。她关闭了美容院，开始创作自己的艺术品。遗憾的是，她把所有杂物都带了过来，那些东西让房间变得很乱。不到三个月，她父母的大房子就堆满了画了一半的画布、干黏土、成堆的衣物和破布，散落的纸张，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物件。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食品柜里到处都是盛食物的空容器。新的账单埋在下面，尚未支付。各种各样的服务——水、垃圾和电话都被切断了。
坎迪斯的两个女儿万分不安，她们对母亲无计可施。她们并不知道，她的囤积癖与日益严重的痴呆症有关，痴呆症正在摧毁她的心智。她卖掉父母的房子时才卖了三百多万美元，实际价值远不止这些。她后来搬进的房子只有原来的一半大。除了她父母收集的许多古董外，根本没有空间容下她的垃圾，所以她租了两间巨大的储藏间，把它们都塞满了。霍姆斯去看她的时候，原以为要在一片狼藉中行走，没想到情况远比这糟得多。厨房里有几袋打开的米，底部有老鼠在安窝。食品柜里、冰箱下，甚至炉子和烤箱里都有老鼠窝。
霍姆斯震惊了。“坎迪斯，”他说，“你不能这样生活，你必须摆脱那些老鼠。”
“为什么？”坎迪斯问道，“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东西。”
“老鼠会带来各种疾病。”
“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坎迪斯说，“而且我很健康。”
霍姆斯看到她病得越来越重，难过地摇了摇头。唯一欣慰的是，坎迪斯已经精神失常到不自知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坎迪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霍姆斯每隔几个月就来看看她。每次见到霍姆斯，她都很高兴，知道自己认识他，但记不起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她于二〇一六年去世。她去世的时候，有两个女儿、四个孙辈和一位女婿陪伴在床边。而霍姆斯在两个小时前刚刚离开。
自杀遗书
在任何可能的自杀案中，霍姆斯都会寻找遗书。其一是为了弄清死者的动机，其二是为了确定应该通知哪位亲属。如果有一封遗书，而且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那么霍姆斯只会与那个人或者对方授权的人分享其中的内容。如果这是一封普普通通的遗书，写着“再见，世界”之类的话，那么霍姆斯就会把遗书交给死者的至亲。
很少有人见过遗书，因为大多数自杀者不会留下遗书。即便留下了一封，也没有任何规定应该在里面写些什么。这个人是否会请求亲人的原谅？是否会为了伤害他人，说出这么做的理由？是否会提供有关金钱、保险或遗体处理的一般说明？在霍姆斯的经历中，大多数遗书都内容贫乏，它们缺少热情、往往伴随着绝望。大多时候，它们只是悲伤。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在树林里上吊。她用毛毡记号笔在身上写满了黑字，在自己的左臂上写道：“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步行、呼吸和说话。”
一名从金门大桥上跳下的十九岁的女子在遗书中写道：“真的很抱歉，对你们做了这些。我知道你们一直支持我，但我却没有支持我自己。请让我走吧。”
在夫妻双双死亡，武器又在他们身边时，遗书显得特别重要。他们可能有自杀协议，也可能是杀人后自杀。
一对夫妇在喜来登酒店未及时退房，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两人的尸体。在遗书里，这名女子写道，她“故意选择这么做”。她的丈夫“只是按照我的意愿行事”。丈夫也在遗书中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对夫妇给他们所爱的人留下了遗书。他们在遗书里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难以启齿的谎言里，并为此向大家道歉。他们已经对止痛药上瘾超过十五年，中途多次试图戒掉，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很愚蠢。”妻子写道，“请不要认为你或任何人对此负有责任。”
一位名叫芭芭拉的三十二岁妇女留下了几份遗书。她躺在马林综合医院太平间里，霍姆斯检查了她的遗体后，发现了这些纸条。
两年前，当她和男友史蒂夫开始同居时，芭芭拉开始用他的姓自称。他们没有结婚，但她觉得他们结婚了，或者想要结婚。两人分手后，他搬了出去，但芭芭拉仍然保留着他的名字，并希望他能回到她和十三岁的女儿身边。女儿是她和前夫的孩子。但是史蒂夫并没有再回来，她伤心欲绝。她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当史蒂夫下午五点十五分和她通话时，她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会在房子里给他留一张便条，他可以当天晚上去取。他下午六点四十分经过芭芭拉家，没有看到任何人，也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之处，就成功地把便条拿了出来。开了一小段路后，史蒂夫停下车来开始读这份遗书。芭芭拉把它标记为最后的遗嘱。信是手写的，日期是第二天。
史蒂夫惊慌失措地回到屋里，听到锁着的车库里一辆车正在启动。他打破了一扇窗户。芭芭拉把一根花园的浇水软管从排气管接到车里，她坐在前座，不省人事。史蒂夫把她从车里拉了出来，开始做人工呼吸。此时，芭芭拉的女儿正在洗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和史蒂夫的喊叫声，她连忙跑到外面，拨打了九一一。医护人员在去医院的路上对芭芭拉进行了心肺复苏术。抢救持续了三十分钟后，芭芭拉被宣布死亡。
霍姆斯和一名警官到达芭芭拉家时，看到浇水软管还连在排气管上，另一端靠近驾驶室的门。霍姆斯把它拿走放到后院里，然后和警官打扫了碎玻璃，用钉板把车库的窗户关上。有一扇后门没有锁，他们走进了房子，关上窗锁好门，再关上灯。就在那时，他发现了其他遗书。写给史蒂夫的那封署名为“你挚爱的妻子”。一封给朋友的遗书写道：“我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死亡的愿望、一个爱情的愿望和一个婚姻的愿望。我一生都在等待它们的到来……我仍然在等待。”第三封写给她的弟弟：“妈妈认为我健康、坚强，但看看是谁留在了这个星球上。”第四封是给她母亲的：“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但我爱你、我想念你。”第五封是写给父亲的，她把女儿托付给父亲照顾，并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她知道她能行。”最后一封写给她年幼的女儿，请求她的原谅，并承诺做她的“守护天使”。
“芭芭拉的笔迹工整、细致。她本可以教书写课，信件中找不出一处涂改的痕迹。”
霍姆斯离开的时候，用验尸官的封条把芭芭拉的房子和车库都封好了。这些封条是荧光橙色，有胶背，贴在任何通往外面的门框上。他们警告人们破坏封条是重罪，并在每张封条上写下日期、时间，再签上名。
“我一直觉得封条应该是米黄色的，”他说，“就像一个食品袋，不应该是那么鲜艳的颜色。封条引人注目，这一点很重要，但也很容易让路过的人知道这栋房子无人在家。”
在这起案件里，不仅是无人在家，而且也无人回家。芭芭拉的女儿和朋友们一起住了几天，直到外祖父从其他州回来，办女儿的丧事，并获取外孙女的监护权。在每次处理自杀案件之后，霍姆斯都会想，事情不一定非要弄成这个结果。自杀是抑郁人群的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再说，自杀并不能真正结束痛苦，它只是把痛苦从死者身上转移到生者身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