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确认了厄尔的身份后，联系了怀俄明州警方，要求他们通知厄尔的家人。如果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在其他地区居住，这是标准的操作方式。警察并不喜欢这么做，但是他们通常都会同意。然而霍姆斯与之交谈的警察却畏缩不前。当他开车过去，看到停在门前的那些车时，他知道他将走进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他打电话给霍姆斯，说他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你必须这么做，”霍姆斯说，“家人们需要知道。”

“我做不到，”警察说，“我真的做不到，所有这些人都在等他。”

霍姆斯表示同情。每当他进行死亡通知时，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会把某人原本很平常的一天变成这个人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验尸官从不会传达好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警员将破坏那些人几个月来期待已久的一个庆祝的日子。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霍姆斯提供了一些指导和鼓励。他说，在一个聚会上，开门的人可能不是房主而是碰巧离门口最近的人。这意味着在门打开的几秒钟内，你的视线必须越过那个人的肩膀，迅速对现场进行评估，确定房间里哪个成年人是通知死者死亡的合适人选。

“你认为你能做到吗？”霍姆斯问。

“我没有准备好，”警官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准备好。你得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知道。”

“你能做到的。”霍姆斯说，“试想一下，如果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你会想亲自听到某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通过电话。”

令人吃惊的是，警官还是拒绝了。失望之下，霍姆斯电话联系了厄尔的律师，律师说会通知厄尔的家人。这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没有其他选择。

为死者家属提供建议

有一次，霍姆斯敲开了一对夫妇家的大门。他们的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是凌晨两点半，应门的男人穿着睡衣，半睡半醒。当他看到霍姆斯和一个警察站在那里时，双眼睁得大大的。

“我是马林县的工作人员，”霍姆斯说，“我们能进来一会儿吗？”

那个男人为他们打开了门，现在他完全清醒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身后的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声，然后一个女人从房间冲了出来。“发生了什么？”她几乎喊了出来。

霍姆斯请他们坐下，但他们没有理睬。

“是不是大卫？”其中一个问道，“他受伤了吗？”

霍姆斯说：“大卫出了车祸，他的车——”

那个人打断了他的话，哽咽着说：“有多严重？”

霍姆斯说：“他的车在米尔谷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和一个酒后驾车逆向行驶的司机相撞。大卫被送往了医院，但医生们却无能为力。他死了。”

“我的上帝。”女人惊叫一声，哭了起来。

她丈夫脸上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仿佛一下子老了五十岁。他把手伸向妻子，他们紧紧抱在一起，警察和霍姆斯尴尬地站在一旁。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霍姆斯说，“有那么几分钟，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这种时候我会感觉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不需要陌生人在场。”

有时，当霍姆斯通知家属有亲人死亡时，有人会尖叫着跑出房间。其他时候，他们会错愕万分，不发一语。他们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一位母亲，她二十岁的儿子死于交通事故，由于她已经离婚，他是她唯一的孩子。在他的私人物品中，有一样是他高中的毕业戒指。在接到死讯并拿到儿子的东西时，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盯着它看，不发一语，沉默中泪流满面。

在许多情况下，验尸官是死者家属唯一能依靠的人。当医护人员离开现场时，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警察也是如此，除非发生了犯罪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警察也会卷入其中。即便是朋友，在一段时间后也不愿提及死亡。验尸官是一个例外。

“听人们详细谈论一名死者，对我而言没有任何问题。”霍姆斯说，“我会说：‘这么多年来，你生活里有弗雷德陪伴，真是太幸运了。看看你们做过的事情，去过的地方。’谈论一个人是让那个人的记忆存活下来的一种方式。”

在与死者家属第一次见面通知死亡之后，不管是在对方家里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通常是在家里，霍姆斯都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成为验尸官后，他让手下的调查员也这么做。后来，他在警察学院教授相关课程时，也会告诉训练人员要为死者家属提供建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霍姆斯对全家人说，“每个人都会聚在你周围，问他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试着去想一些事情，因为他们会感到无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怎么做。如果你在杂货店需要面巾纸，有人问能帮你什么忙，你可以告诉他，‘你介意给我拿一些面巾纸吗？’让他们帮助你，因为你在帮他们帮助你。大约三周后，这些就会停止。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座孤岛上。电话也不会再响，除非是你的孩子打来。人们谈论弗雷德的死会不太自在。因为没有任何轻松的方式说出‘弗雷德去世后，你过得怎么样？’。”

即便如此，霍姆斯还是告诉他们：“不要让他们从记忆中抹去你所爱的人，不要让他们抹去弗雷德。当你在杂货店或其他地方遇到某人时，谈一谈弗雷德，说，‘上帝，我真的很想他。’回想起某次你和弗雷德还有和你聊天的那个人一起做过什么事，或是一起看到过什么。你可以说，‘记得我们三个……’”

霍姆斯告诉人们的另一件事情是，尤其是对女性说的事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她们会遇到一个许久未见的人，那个人会问：“弗雷德怎么样了？”

“你会想哭，”霍姆斯说，“没关系，哭就哭吧。这本来就是伤心事。你失去了弗雷德。他不会再回来。你可以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弗雷德死了。’别让他们觉得不知道这件事是他们的错。不要说‘你没听说吗？’，相反，你应该把它当作一个谈论和纪念弗雷德的机会。”

许多家庭成员后来告诉他，在他们所爱的人去世后，这些场景真实地发生了。他们很感谢霍姆斯为他们做的准备。

“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让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霍姆斯说，“如果你没有心理预期，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崩溃。不过只要稍加引导，你就可以处理好。我是这么想的。”

坎迪斯

一九八五年，曼弗雷德·波尔在拉克斯波茨的一家美容院门前开枪自杀。这是一桩让霍姆斯耗费数年的案件的开端。这个场景并非意外，波尔是德国人，四十六岁，曾在这家沙龙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与美容院的主人——一名叫坎迪斯的漂亮女性约会。坎迪斯在第一把座椅工作，一个叫多丽丝的女人（她的年龄足以成为坎迪斯的母亲）在第二把座椅工作，而波尔则在第三把座椅工作。

因为波尔喜怒无常，让坎迪斯很难招架，所以她结束了与他的这段关系。他们分手后，波尔继续在美容院工作，但对大家来说，相处越来越尴尬。当波尔好几天没来上班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这家美容院有几扇大玻璃窗和一扇临街的玻璃门。快到中午的时候，多丽丝注意到波尔开车经过，看了看窗户，然后把车停在了街上。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一只手放在夹克口袋里，向商店走去。多丽丝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她走了过去，锁上前门，一言不发。坎迪斯没有注意到波尔。直到波尔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坎迪斯才看见他。她小心翼翼地转动顾客的座椅，以免顾客看到波尔。

波尔开始敲门，隔着玻璃大喊他想和坎迪斯谈谈。她背对着他，而多丽丝则把座椅转到一边，口中说着道歉。两名女子都没有看到波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枪，但她们听到了枪击声。波尔在店门口饮弹自尽了。

霍姆斯到达店里时，顾客都已经走了。坎迪斯和多丽丝有些惊慌失措。前面的玻璃和砖砌的台阶都溅满了血。

霍姆斯和坎迪斯谈了一会儿，坎迪斯讲述了她和波尔的关系。霍姆斯问她是否需要打电话，她说她想打给自己十多岁的女儿，但多丽丝是她现在最好的倾诉对象。霍姆斯告诉她——就像他和任何死者亲属说的那样——如果她需要找人说话，又找不到别人，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不能改变发生的事情，”他说，“但是我可以帮助你度过这段时间。”

几天后，坎迪斯打来电话，说她很感激他的建议，尽管她不需要任何帮助，但她有一些问题。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波尔开枪自杀，只是看到了案发后的场景。她想更清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霍姆斯与她谈了大约二十分钟。

过了几天，她又打来了电话。她说，霍姆斯的声音很抚慰人。没有人愿意讨论波尔的自杀，她只能和他聊起这个话题。这已经不是霍姆斯第一次因为嗓音受到称赞了——他的声音很好听——但霍姆斯还是谢谢她这么说。

“我能过来看看现场的照片吗？”她问道。

这个提问让霍姆斯大吃一惊。“我不会给你看尸体的照片。”霍姆斯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看美容店的墙还有台阶的照片。”

“我不需要看这些，”坎迪斯说，“我为什么不能看曼弗雷德的照片？”

“我很抱歉，”霍姆斯回答，“因为你和他不是亲属关系。”

不管如何，坎迪斯还是来了。霍姆斯在办公室与她交谈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又来了五六次。她说她的父母不喜欢波尔，不想谈论他的死，她现在的男朋友也是。

每一次会面都持续了二十到三十分钟，有时谈话甚至开始干扰到了霍姆斯的正常工作。霍姆斯喜欢和她聊天。她很有魅力、很聪明，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多年来，她的父亲一直是旧金山最大的殡仪馆之一——霍尔斯特德公司的负责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作品曾在博物馆和画廊展出。尽管如此，一天的时间毕竟有限。

坎迪斯显然喜欢霍姆斯，他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有一天，坎迪斯邀请霍姆斯到她家吃午饭。他接受了邀请，见到了她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还亲眼看到坎迪斯是个囤积狂，房间里堆满了东西，几乎难以走动。霍姆斯以前也到过一些爱囤积东西的人家里。他们家里垃圾堆得太深，连让一件轮床抬进去取走尸体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离开，轮床必须侧着，死者必须绑好，霍姆斯还要指望死者不会从轮床上滑下去。坎迪斯的情况没有那么糟，不过看到她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令人震惊。当她再次邀请霍姆斯共进午餐时，霍姆斯提议在他办公室附近见面。

曼弗雷德·波尔自杀四年后的一天晚上，坎迪斯邀请霍姆斯去她父母家吃饭，这与坎迪斯的住处大不相同。

休和安在圣安塞尔莫的一座山脊上拥有十英亩土地。他们的房子是山脊上唯一一栋。那里的景色是霍姆斯在私人住宅中见过的最好的，堪比从塔玛佩斯山顶看到的景色。房子也很壮观，近五千平方英尺，装修高雅，墙上挂着许多坎迪斯母亲的画作。

休是一名老练的野鸭猎人，他和霍姆斯一见面就很投缘。他向霍姆斯展示了他的藏枪室，他按下一个按钮，一堵墙打开了，露出一个步入式保险柜。保险柜里放着古董枪，霍姆斯之前从未在私人收藏中见过这类武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姆斯经常见到坎迪斯的父母。他们都是有趣的人，他很喜欢他们。后来坎迪斯有一天打电话给霍姆斯，说她母亲得了肝癌，尽管她这辈子从未喝过一杯酒。坎迪斯告诉霍姆斯，如果他想再见到安，就得尽快过来，因为她来日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