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验尸官而言，调查谋杀案非常耗时。警察从头到尾参与其中，验尸费时更久，除非嫌疑人认罪，否则免不了一连串的法庭对峙以及和地方检察官的精心攻防。

在许多情况下，死亡原因是相当明显的，但有些案件里，事实并非呈现出来的那样。莱德案便是一个例子。格洛丽亚·莱德是一名四十八岁的前任教师兼失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她的丈夫是美国宇航局的一名试飞员，十六年前在佛罗里达溺水身亡。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和詹姆斯，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与她一起住在圣拉斐尔的一栋普通单层木质结构房屋里。一九七五年八月一个温暖的夜晚，霍姆斯被叫到了这所房子。

当时，约翰刚读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大一的课程，正放暑假。他是学校的越野和田径队员，是一名医学预科生。与此同时，詹姆斯刚刚高中毕业，准备秋季入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一位老人来到房门前接詹姆斯参加教堂的集体外出活动。门上有一张字条，写着：“我们都病了，吉姆[1]去不了了，谢谢你特意过来。”

老人稍后给莱德家打电话，并和格洛丽亚·莱德通话，她的语无伦次惊动了老人，于是他联系了警方。警察到达时看到的情形和霍姆斯赶到时看到的完全相同。前门半开着，莱德太太静静地坐在餐厅里，抽着烟。与此同时，约翰·莱德躺在他卧室的地板上。他穿着短裤，头枕在枕头上，身体部分被毛毯覆盖。霍姆斯注意到他摸上去很冷、尸体完全僵直，身体与地板接触的部分有明显的尸斑。没有任何外伤的迹象。没有擦伤、撕裂伤或枪伤。

詹姆斯·莱德躺在另一个房间自己的床上。他也穿着短裤，还有一件白色T恤。和他哥哥一样，他摸上去很冷，尸体完全僵直，尸斑明显，这表明两兄弟已经死了大约十二个小时。

厨房的桌子上还有两份简短的手写遗嘱。两兄弟都签了名，注明日期是一天前。遗嘱里说了同样的内容，“我去世之后，会将所有的物质财富和钱都留给我的兄弟。如果兄弟不在世，就留给我的母亲格洛丽亚·莱德。如果母亲也不在世，则均分给我的阿姨和叔叔们。”

厨房桌上的遗嘱边上放着两兄弟的银行存折，两人最近都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三万美元。另一张桌子上，有一份看似未完成的由格洛丽亚·莱德手写但没有签名的纸条，表明她可能自杀未遂。

由于警察报告和调查的部分不会透露给媒体，霍姆斯暂时没有在自己的报告中记录相关信息。他之后将这一信息作为机密附录添加到了文档中。在这份补充报告里，他提到了格洛丽亚·莱德向巴特·斯廷森认了罪。

霍姆斯在岗位上才四个月，就已经认识了斯廷森。因为他是奥利弗案（烧烤谋杀案）中询问马琳·奥利弗和恰克·莱利的警官。多年以来，斯廷森为自己赢得了“马林县最强犯罪斗士”的称号。这是他退休时一篇关于他的报纸文章的标题。在某种程度上，他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与这一称号完全不符。相反，他有一种让人想要推心置腹的特质，他柔和的南方口音让人容易放下戒备。格洛丽亚·莱德就是一个例子。她谋杀的动机看似是因为经济上得益，但不出几分钟，斯廷森就了解到，她杀害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因为她认为这是拯救他们的唯一途径。她确信世界末日将至，杀死他们将保护他们的灵魂。

“遗嘱让很多人感到困惑，”霍姆斯说，“因为他们都认为她是为财杀人。我坐下来听了半个小时她与巴特的谈话。她绝对相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和金钱没有任何关系。”

她开始向斯廷森讲述这一切。格洛丽亚·莱德告诉两个儿子说她得了肝炎，而医生建议孩子们服用处方药以免被传染。她为每个孩子压碎了三十片苯巴比妥片溶解于水中，并看着他们睡前服下（苯巴比妥片是一种巴比妥类药物，用作镇静剂，也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癫痫发作）。这两个男孩个子都较小，詹姆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体重一百三十五磅，而约翰，两人中的哥哥，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她觉得每份剂量都是致命的，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她发现儿子们还活着。

然后，她给了每个孩子三片德拉明药丸（德拉明是一种抗组胺药）。但这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当天晚上，就在睡觉前，她给了每个儿子十五片苯巴比妥片。那天夜晚，两个男孩都昏昏沉沉，起身下床，又各种跌倒。但是他们又一次活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在一个男孩的头上套上塑料袋，又在另一个男孩头上套了一个——活活闷死了他们。在这么做之前，她没法让约翰回到床上，所以就让他躺在了地板上。同一天早上，她带着家里的狗去了马林县动物协会。

霍姆斯获悉，格洛丽亚·莱德一度是纳帕州立医院的精神病人。她的兄弟告诉霍姆斯，五年前她曾尝试自杀，并在马林综合医院和一个社区心理健康诊所接受治疗。约翰和詹姆斯死后，这些机构因为没有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离而饱受批评。然而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不希望拆散家庭，而且格洛丽亚也没有虐待或是对她的两个儿子弃之不顾。

“我敢说他们一定非常听话，对母亲深信不疑。”教会的老人告诉霍姆斯说，“他们不假思索地吃下了药。”

霍姆斯与格洛丽亚·莱德的医生谈话时，被告知一个月前，她曾经要求开一百片苯巴比妥。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但给她开了三十粒德拉明。不久后她再次要求开苯巴比妥，医生又给她开了十二粒德拉明胶囊。至于她是从哪里获取了苯巴比妥，仍是一个未知数。

“她是一位安静的女士，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霍姆斯说，“不吸毒、不添乱。她确信世界即将迎来末日，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史蒂芬斯一家

双重谋杀案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幸福的结局，比尔和泰莎·史蒂芬斯被人谋杀后，这起悲剧却最终留下一丝光亮。

比尔·史蒂芬斯两天没来工作也没接听电话，他的一位朋友去了他家。通过上锁的玻璃滑门，这位朋友看到史蒂芬斯夫妇躺在主卧室的床上。一动不动，浑身是血。他报了警，警方确认史蒂芬斯夫妇身中数枪死亡，随后联系了霍姆斯和儿童保护机构。因为史蒂芬斯的床边就是一个婴儿床，上面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没有受伤，幸存了下来。

史蒂芬斯先生，四十五岁，穿着四角短裤和T恤。他三次中枪——头部两发、胸部一发。现场没有留下子弹粉末的痕迹，说明武器在射击时距离超过几英尺。

史蒂芬斯太太，四十三岁，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上衣。她的头部两次中枪，身上也没有弹药粉末，和丈夫一样，尸体冰冷，完全僵直，身体躺下的部分尸斑适中。这表明死亡可能发生在前一天。

霍姆斯像平常一样，用拭子从两具尸体身上取了口腔、鼻腔、直肠和玻璃状液的样本，以及指甲划痕、指纹、头发及阴毛样本。其中的一些取样用于确认死者的身份，另外阴道的取样是因为有些女性受害者可能遭受性侵，犯罪者的精液可能还在体内。直肠取样是为了剔除藏匿药物的可能（有时人们会将毒品藏在体腔内以避开被控持有毒品）。后一种情况在史蒂芬斯一案中可能性很小，然而这一类案件会尽可能多地收集采样拭子，因为这是验尸所仅有的一次机会。

“我们把能做的都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查看这两具尸体的机会。”霍姆斯说。

采样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证据呈现在法庭上。霍姆斯了解到，有时候某些东西的缺失与存在同样重要。

“如果辩护律师问我们，是否在一个人的鼻腔里发现可卡因，”霍姆斯说，“要是我们说我们没有检查，辩方律师会说：‘你们为什么不检查，这可以确认我的当事人无罪。’”

霍姆斯离开史蒂芬斯家后，找到了史蒂芬斯夫妇的朋友，想获取一些死者直系亲属的消息。史蒂芬斯先生在上一次婚姻里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儿，住在得克萨斯州，而史蒂芬斯夫人有兄弟姐妹住在马萨诸塞州，双亲则住在希腊。史蒂芬斯夫妇被杀一案，霍姆斯通知了可以联系到的所有人，并告诉他们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在凶杀案件中，第一类嫌疑人是家庭成员。但这对史蒂芬斯一家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家人都不在加州。史蒂芬斯夫妇两人都拥有小型企业——音像连锁店和发廊连锁店。所以，第二类嫌疑人是心怀不满的员工。不过，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直到警方问讯了史蒂芬斯一家的管家尤兰达·赛古拉。她二十五岁，来自危地马拉。史蒂芬斯最近因为她偷懒而辞退了她，但这并不是尤兰达告诉她男友的版本。她的男友佐伊林·迪亚兹，也是二十五岁，来自危地马拉。尤兰达告诉男友，她辞职是因为比尔·史蒂芬斯一直对她打情骂俏，还试图霸王硬上弓。

“这是一个荒谬的谎言。”霍姆斯说，“史蒂芬斯一家婚姻美满，刚迎来一个新生儿。更何况，管家体重超过了三百磅，她并不是那种大多数男人想与之亲密的对象。”他耸了耸肩。“警察说这是嫉妒心作祟。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案件里描述任何人的动机，但这种说法很难反驳。”

尤兰达和她的男友在旧金山南部戴利的一家汽车旅馆内被捕，汽车旅馆的一名职员先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的照片，所以认出了他们。尤兰达被判在史蒂芬斯一家谋杀案中犯下过失杀人罪，处有期徒刑六年。迪亚兹被判终身监禁，随后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好消息是，这个男婴被还是少女的生母再次领回。生母曾丢下了他让人收养，特雷西·梅代罗斯十七岁怀孕期间曾住在北加州的家中。她在那里遇到了渴望领养孩子的史蒂芬斯夫妇。而梅代罗斯也希望她的儿子能享受比她能够提供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于是同意让史蒂芬斯夫妇领养他。孩子出生的时候，史蒂芬斯夫妇也在场，三位成人共同为婴儿选了一个名字——特拉维斯。一年后，梅代罗斯被告知特拉维斯的养父母惨遭谋杀，而她的儿子幸存了下来——安稳的未来突然消失了。

“我想我爱他。”梅代罗斯下了决心，“我希望和他在一起。”

她和母亲住在马萨诸塞州，并在一家州立医院照顾精神障碍患者。她申请并重新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同时安排了幼托服务，以便能继续工作。

“这只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悲剧。”霍姆斯说，“但至少婴儿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悲惨至极

读到塔米·文森特的档案时，我最初的反应是，这个案件太令人发指，不宜收入此书。事实上，我和霍姆斯这样提起时，他说：“就受害者的经历而言，这是我经手过的最可怕的凶杀案。小径杀手是邪恶的，他的受害者都经历了残酷的死亡，但我认为受害者中没有一个经历过塔米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

最终，我还是把它写了进来，这起案件重要到无法忽略。一九七九年九月，当十七岁的塔米·文森特的尸体在蒂伯龙海滩上被发现，还未被鉴定身份时，霍姆斯仍然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而她的身份最终被确认时，已经是二〇〇七年，霍姆斯作为马林县验尸官的第三个任期。

“最后，我们知道了整个故事。”他说，“但在一开始，当然——我们无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