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验尸官而言，调查谋杀案非常耗时。警察从头到尾参与其中，验尸费时更久，除非嫌疑人认罪，否则免不了一连串的法庭对峙以及和地方检察官的精心攻防。
在许多情况下，死亡原因是相当明显的，但有些案件里，事实并非呈现出来的那样。莱德案便是一个例子。格洛丽亚·莱德是一名四十八岁的前任教师兼失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她的丈夫是美国宇航局的一名试飞员，十六年前在佛罗里达溺水身亡。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和詹姆斯，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与她一起住在圣拉斐尔的一栋普通单层木质结构房屋里。一九七五年八月一个温暖的夜晚，霍姆斯被叫到了这所房子。
当时，约翰刚读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大一的课程，正放暑假。他是学校的越野和田径队员，是一名医学预科生。与此同时，詹姆斯刚刚高中毕业，准备秋季入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一位老人来到房门前接詹姆斯参加教堂的集体外出活动。门上有一张字条，写着：“我们都病了，吉姆[1]去不了了，谢谢你特意过来。”
老人稍后给莱德家打电话，并和格洛丽亚·莱德通话，她的语无伦次惊动了老人，于是他联系了警方。警察到达时看到的情形和霍姆斯赶到时看到的完全相同。前门半开着，莱德太太静静地坐在餐厅里，抽着烟。与此同时，约翰·莱德躺在他卧室的地板上。他穿着短裤，头枕在枕头上，身体部分被毛毯覆盖。霍姆斯注意到他摸上去很冷、尸体完全僵直，身体与地板接触的部分有明显的尸斑。没有任何外伤的迹象。没有擦伤、撕裂伤或枪伤。
詹姆斯·莱德躺在另一个房间自己的床上。他也穿着短裤，还有一件白色T恤。和他哥哥一样，他摸上去很冷，尸体完全僵直，尸斑明显，这表明两兄弟已经死了大约十二个小时。
厨房的桌子上还有两份简短的手写遗嘱。两兄弟都签了名，注明日期是一天前。遗嘱里说了同样的内容，“我去世之后，会将所有的物质财富和钱都留给我的兄弟。如果兄弟不在世，就留给我的母亲格洛丽亚·莱德。如果母亲也不在世，则均分给我的阿姨和叔叔们。”
厨房桌上的遗嘱边上放着两兄弟的银行存折，两人最近都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三万美元。另一张桌子上，有一份看似未完成的由格洛丽亚·莱德手写但没有签名的纸条，表明她可能自杀未遂。
由于警察报告和调查的部分不会透露给媒体，霍姆斯暂时没有在自己的报告中记录相关信息。他之后将这一信息作为机密附录添加到了文档中。在这份补充报告里，他提到了格洛丽亚·莱德向巴特·斯廷森认了罪。
霍姆斯在岗位上才四个月，就已经认识了斯廷森。因为他是奥利弗案（烧烤谋杀案）中询问马琳·奥利弗和恰克·莱利的警官。多年以来，斯廷森为自己赢得了“马林县最强犯罪斗士”的称号。这是他退休时一篇关于他的报纸文章的标题。在某种程度上，他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与这一称号完全不符。相反，他有一种让人想要推心置腹的特质，他柔和的南方口音让人容易放下戒备。格洛丽亚·莱德就是一个例子。她谋杀的动机看似是因为经济上得益，但不出几分钟，斯廷森就了解到，她杀害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因为她认为这是拯救他们的唯一途径。她确信世界末日将至，杀死他们将保护他们的灵魂。
“遗嘱让很多人感到困惑，”霍姆斯说，“因为他们都认为她是为财杀人。我坐下来听了半个小时她与巴特的谈话。她绝对相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和金钱没有任何关系。”
她开始向斯廷森讲述这一切。格洛丽亚·莱德告诉两个儿子说她得了肝炎，而医生建议孩子们服用处方药以免被传染。她为每个孩子压碎了三十片苯巴比妥片溶解于水中，并看着他们睡前服下（苯巴比妥片是一种巴比妥类药物，用作镇静剂，也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癫痫发作）。这两个男孩个子都较小，詹姆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体重一百三十五磅，而约翰，两人中的哥哥，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她觉得每份剂量都是致命的，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她发现儿子们还活着。
然后，她给了每个孩子三片德拉明药丸（德拉明是一种抗组胺药）。但这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当天晚上，就在睡觉前，她给了每个儿子十五片苯巴比妥片。那天夜晚，两个男孩都昏昏沉沉，起身下床，又各种跌倒。但是他们又一次活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在一个男孩的头上套上塑料袋，又在另一个男孩头上套了一个——活活闷死了他们。在这么做之前，她没法让约翰回到床上，所以就让他躺在了地板上。同一天早上，她带着家里的狗去了马林县动物协会。
霍姆斯获悉，格洛丽亚·莱德一度是纳帕州立医院的精神病人。她的兄弟告诉霍姆斯，五年前她曾尝试自杀，并在马林综合医院和一个社区心理健康诊所接受治疗。约翰和詹姆斯死后，这些机构因为没有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离而饱受批评。然而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不希望拆散家庭，而且格洛丽亚也没有虐待或是对她的两个儿子弃之不顾。
“我敢说他们一定非常听话，对母亲深信不疑。”教会的老人告诉霍姆斯说，“他们不假思索地吃下了药。”
霍姆斯与格洛丽亚·莱德的医生谈话时，被告知一个月前，她曾经要求开一百片苯巴比妥。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但给她开了三十粒德拉明。不久后她再次要求开苯巴比妥，医生又给她开了十二粒德拉明胶囊。至于她是从哪里获取了苯巴比妥，仍是一个未知数。
“她是一位安静的女士，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霍姆斯说，“不吸毒、不添乱。她确信世界即将迎来末日，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史蒂芬斯一家
双重谋杀案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幸福的结局，比尔和泰莎·史蒂芬斯被人谋杀后，这起悲剧却最终留下一丝光亮。
比尔·史蒂芬斯两天没来工作也没接听电话，他的一位朋友去了他家。通过上锁的玻璃滑门，这位朋友看到史蒂芬斯夫妇躺在主卧室的床上。一动不动，浑身是血。他报了警，警方确认史蒂芬斯夫妇身中数枪死亡，随后联系了霍姆斯和儿童保护机构。因为史蒂芬斯的床边就是一个婴儿床，上面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没有受伤，幸存了下来。
史蒂芬斯先生，四十五岁，穿着四角短裤和T恤。他三次中枪——头部两发、胸部一发。现场没有留下子弹粉末的痕迹，说明武器在射击时距离超过几英尺。
史蒂芬斯太太，四十三岁，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上衣。她的头部两次中枪，身上也没有弹药粉末，和丈夫一样，尸体冰冷，完全僵直，身体躺下的部分尸斑适中。这表明死亡可能发生在前一天。
霍姆斯像平常一样，用拭子从两具尸体身上取了口腔、鼻腔、直肠和玻璃状液的样本，以及指甲划痕、指纹、头发及阴毛样本。其中的一些取样用于确认死者的身份，另外阴道的取样是因为有些女性受害者可能遭受性侵，犯罪者的精液可能还在体内。直肠取样是为了剔除藏匿药物的可能（有时人们会将毒品藏在体腔内以避开被控持有毒品）。后一种情况在史蒂芬斯一案中可能性很小，然而这一类案件会尽可能多地收集采样拭子，因为这是验尸所仅有的一次机会。
“我们把能做的都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查看这两具尸体的机会。”霍姆斯说。
采样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证据呈现在法庭上。霍姆斯了解到，有时候某些东西的缺失与存在同样重要。
“如果辩护律师问我们，是否在一个人的鼻腔里发现可卡因，”霍姆斯说，“要是我们说我们没有检查，辩方律师会说：‘你们为什么不检查，这可以确认我的当事人无罪。’”
霍姆斯离开史蒂芬斯家后，找到了史蒂芬斯夫妇的朋友，想获取一些死者直系亲属的消息。史蒂芬斯先生在上一次婚姻里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儿，住在得克萨斯州，而史蒂芬斯夫人有兄弟姐妹住在马萨诸塞州，双亲则住在希腊。史蒂芬斯夫妇被杀一案，霍姆斯通知了可以联系到的所有人，并告诉他们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在凶杀案件中，第一类嫌疑人是家庭成员。但这对史蒂芬斯一家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家人都不在加州。史蒂芬斯夫妇两人都拥有小型企业——音像连锁店和发廊连锁店。所以，第二类嫌疑人是心怀不满的员工。不过，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直到警方问讯了史蒂芬斯一家的管家尤兰达·赛古拉。她二十五岁，来自危地马拉。史蒂芬斯最近因为她偷懒而辞退了她，但这并不是尤兰达告诉她男友的版本。她的男友佐伊林·迪亚兹，也是二十五岁，来自危地马拉。尤兰达告诉男友，她辞职是因为比尔·史蒂芬斯一直对她打情骂俏，还试图霸王硬上弓。
“这是一个荒谬的谎言。”霍姆斯说，“史蒂芬斯一家婚姻美满，刚迎来一个新生儿。更何况，管家体重超过了三百磅，她并不是那种大多数男人想与之亲密的对象。”他耸了耸肩。“警察说这是嫉妒心作祟。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案件里描述任何人的动机，但这种说法很难反驳。”
尤兰达和她的男友在旧金山南部戴利的一家汽车旅馆内被捕，汽车旅馆的一名职员先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的照片，所以认出了他们。尤兰达被判在史蒂芬斯一家谋杀案中犯下过失杀人罪，处有期徒刑六年。迪亚兹被判终身监禁，随后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好消息是，这个男婴被还是少女的生母再次领回。生母曾丢下了他让人收养，特雷西·梅代罗斯十七岁怀孕期间曾住在北加州的家中。她在那里遇到了渴望领养孩子的史蒂芬斯夫妇。而梅代罗斯也希望她的儿子能享受比她能够提供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于是同意让史蒂芬斯夫妇领养他。孩子出生的时候，史蒂芬斯夫妇也在场，三位成人共同为婴儿选了一个名字——特拉维斯。一年后，梅代罗斯被告知特拉维斯的养父母惨遭谋杀，而她的儿子幸存了下来——安稳的未来突然消失了。
“我想我爱他。”梅代罗斯下了决心，“我希望和他在一起。”
她和母亲住在马萨诸塞州，并在一家州立医院照顾精神障碍患者。她申请并重新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同时安排了幼托服务，以便能继续工作。
“这只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悲剧。”霍姆斯说，“但至少婴儿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悲惨至极
读到塔米·文森特的档案时，我最初的反应是，这个案件太令人发指，不宜收入此书。事实上，我和霍姆斯这样提起时，他说：“就受害者的经历而言，这是我经手过的最可怕的凶杀案。小径杀手是邪恶的，他的受害者都经历了残酷的死亡，但我认为受害者中没有一个经历过塔米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
最终，我还是把它写了进来，这起案件重要到无法忽略。一九七九年九月，当十七岁的塔米·文森特的尸体在蒂伯龙海滩上被发现，还未被鉴定身份时，霍姆斯仍然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而她的身份最终被确认时，已经是二〇〇七年，霍姆斯作为马林县验尸官的第三个任期。
“最后，我们知道了整个故事。”他说，“但在一开始，当然——我们无从了解。”
最后，霍姆斯和其他人了解到，塔米从华盛顿被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她一直在那里的妓院工作。她的雇主不但想杀了她，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要惹事。警方高度怀疑有两名男子参与其中，而攻击她的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这一点毋庸置疑。
如今塔米遇害的区域已经与一九七九年大不相同。今天那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叫布莱克草坪，还有一尊真实比例大小的雕塑：一匹名叫布莱克的驼背马，已经立在那里二十余年。然而在一九七九年，那里是一片沙滩。几个沙丘和一排树木将大部分海滩与道路阻隔开来，一条砾石小径从街道穿过沙丘，把水滨和一条人工铺设的海湾小径连接起来。
天黑以后，塔米的袭击者将她引上这条砾石小径并走到海滩中间，随后用凶器将她敲倒在地。霍姆斯是响应这起案件的调查员，他在小径上发现了她的血，所以知道她是在哪里摔倒的。她的一侧脸颊上沾着碎石子，说明她是面部先着地。
十英尺开外发现了更多血迹，灰白色的沙子被各种各样的脚印围绕着，却没有指向任何明显的线索。塔米不是跑着就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这里，被刺了四十三刀。报纸上将凶器描述成冰锥，但实际上是一把带有红色手柄和尖刺的锥子。霍姆斯和警察都知道这点，因为凶器被留在了现场。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谁杀了她，都完全不在意凶器被发现。
在现场还留下了两罐丙酮，一罐空了，一罐开着。附近还有锥子和丙酮的收据，显示这些物品是前一天晚上在旧金山的伍尔沃斯商店购买的。警方找到了一位对买主有印象的店员，店员说那是一名身穿白色休闲西装的白人男子。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身高大概五英尺六英寸，体重约一百二十五磅，有一头很卷的浅棕色头发——描述符合塔米·文森特的外貌。这名男子买了丙酮，一种无色的易燃液体，一般可用作卸甲水和油漆稀释剂，还有一把锥子。
塔米身上的刺伤虽然很多，但不深，所以她起身，踉踉跄跄地走了几英尺。就在那时，袭击者在她身上浇上丙酮，用打火机将她点燃。一名目击者称，凌晨三点后不久在海滩上看到了篝火，接着一辆货车疾驶而去。
大火烧掉了塔米身体一侧的大部分衣物、头上的所有头发，以及半张脸。然而她还活着，甚至在倒下前跑了十来码，她在那一刻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像被处决一样。
黎明时一位慢跑者发现了她的尸体。幸运的是，慢跑者是从相反的方向过来，所以没有弄乱现场。锥子躺在沙子上，尖端还带着鲜血，丙酮容器和打火机在一旁。警方检测了每个物品，寻找指纹，但只在一个油漆罐上发现了两处不完整的指纹，不足以进行识别。
塔米的衣服只剩下部分黑色衬衫、黄色露背上衣和棕黑色牛仔裤。他们还发现了她的鞋，一双意大利高跟鞋。
那天早上在现场的三个人是霍姆斯和两名警探，约翰·金和里奇·邓恩，目睹她的尸体后他们不由得一阵反胃——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金和邓肯没日没夜地调查这起案件。对于金而言，这件案子甚至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年轻、有些肥胖，一天晚上，他在复查证据时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警方检查了数百条线索，但没有任何一条能派上用场。塔米·文森特的尸体被埋葬时，她的身份仍然不为人知。
在许多县，穷人死后常常被火化。但如果符合州宪法的要求——即死者死后无法找到任何人负责处理他/她的遗体，则尸体发现地的所在县必须提供最低限度的处置。然而，这并不是马林县的做法。
“我们始终认为如果你把尸体火化了，就没有回头路了。”霍姆斯说，“花上一点费用，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墓地，就可以埋葬一具尸体，当事后新证据浮出水面、需要重新掘出尸体时，就会方便许多。”
面对这种案件，验尸所会向墓地支付一笔小额费用，购置简单的木质棺材并安葬死者，塔米的案子也是如此。死者的尸体被放入一个带拉链的塑料运尸袋里，并放入棺材中，然后四面盖上混凝土衬边，最后是混凝土棺盖，没有底部是因为马林县承担不起混凝土密封的埋葬费用——这意味着水可能从下方渗入运尸袋、分解骨骼，使DNA样本的提取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在DNA测试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对象可能的身份。
在地上放着的是铜牌，不是墓碑，上面有一个数字。墓地有一张地图显示每个坟墓的位置，在墓地一处为本地埋葬预留的区域，有每个坟墓的记录，比如#6-85号死者被葬在坟墓#19号。
发现塔米·文森特的尸体时，霍姆斯用拭子采集了许多样本。包括阴毛（因为她的头发都被烧光，无法取样），他将所有样本都送到了司法部实验室进行分析。当时正值DNA测试建立完善之前，能够检测到的内容少之又少。样本归还给霍姆斯后，他依照惯例将其归档。
二十二年后的二〇〇一年，应蒂伯龙警察局局长的要求，重启了该案的审查。过去二十年来在DNA分析领域的进步，给辨识塔米和其他不明死者的遗体带来了新的希望。霍姆斯将塔米的阴毛样本提交给治安官办公室，再交由司法部实验室进行新的检测。讽刺的是，塔米一案的突破来自发生在另一个州的毫不相干的一系列谋杀案。
“这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霍姆斯说，“却发生在了塔米的身上。”
二〇〇三年，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受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DNA样本数据库。DNA样本都来自华盛顿州的受害者，疑似死于同一名连环杀手。这个名叫盖里·里奇韦的杀手专挑靠近西泰克机场的年轻女性下手——主要是妓女。西泰克机场是毒品和性交易的主要“交通中转站”。在杀害了这些女性之后，里奇韦将她们的尸体丢弃在西雅图南部的绿河附近。二十世纪末，许多年轻妇女和女孩被报失踪。警方调查人员决定建立一个数据库来鉴别所有人。在建立过程中，研究人员输入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个失踪者的报告，包括十七岁的塔米·文森特。
塔米来自华盛顿州奥卡诺根县，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奥卡诺根位于西雅图东北约一百四十英里。她多次离家出走，经常连续几周消失。一九八〇年，她的母亲提交了一份失踪人员报告，其中还包括她和她另一个女儿的口腔拭子样本。然而这其中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塔米的母亲不知道女儿失踪的具体时间，预估是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事实上，在报告提交之前六个月，塔米就已经死了。
标准的操作程序是：只要马林县验尸所有一具无法识别的尸体，调查员就会发出一份尸体无法确认的报告。这与失踪人员报告正好相反，因为这份报告提到一具尸体被发现却无法验证身份。寻找失踪人员的公派和私人调查员会仔细查看这些报告，大约上千件，以便发现是否存在匹配现象。
霍姆斯不知道马林县的身份不明报告为何最终出现在华盛顿州创建的数据库中，但事实就是如此。然而由于日期不一致，他的报告与塔米母亲提交的报告没有匹配成功。数据库开发后，每周一会自动生成匹配的记录。由于塔米在被列为失踪半年前就已经被列为死亡，她的DNA没有和她母亲及姐姐的DNA进行比较。
“这是塔米人生中的另一个不幸。”霍姆斯说。
二〇〇七年，他接到一通意外的电话。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他，他们找到了马林县的不明死者#4-79的匹配记录。数据库中有一份报告被忽略了时间，塔米·文森特的名字也是在这时出现的。
研究人员最初认为塔米可能是绿河杀手，即盖里·里奇韦的另一名受害者。因为塔米来自同一区域，并参与了卖淫活动——尽管她死于马林县的事实让人困惑。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里奇韦被逮捕。作为与警方达成谈判协议的一部分，他对四十八起谋杀案供认不讳，其中包括四十九名绿河受害者中的四十二名。他向警方展示了尸体被埋葬的地点以换取免除死刑。然而他从未承认杀害了塔米·文森特，事实上，他回想之后几乎肯定自己与塔米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成了塔米被识别的原因，因为数据库是为了识别他的受害者而创建的。从那时起，该数据库几经扩展，成了北得克萨斯大学国家人类身份识别中心的一部分（简称UNTCHI）。
当霍姆斯得知匹配成功后，通知了塔米的母亲和妹妹。将近三十年后，塔米的遗体被确认的消息让她们不知所措。他问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塔米的母亲说想将女儿的遗体重新挖掘后火化，再把骨灰交还给她。一切如她所愿。
至于杀害塔米的凶手，最有可能的嫌疑人是“吉卜赛小丑”的成员。据说这一摩托车帮会控制了西雅图—塔科马地区的卖淫、毒品和枪支——尽管他们的关系网更广。塔米当时是“吉卜赛小丑”诈骗集团的一员。西雅图警方告诉了霍姆斯这些团伙是怎么运作的。
“出差的男子被年轻女性诱惑到一处进行性交易，而实际上进行性交易的并非她们，而是另外的女性。”霍姆斯说，“走到前门后，第一个女人离开，出差的男子与另一个人商议性交易的价格。支付完后，他被送到一个房间的门口，那个房间是他春宵一刻的地方。而门口却站着一个大块头保镖，让男子滚得远远的。如果那名男子提出抗议，保镖会语带威胁地说：‘这件事你打算怎么了结？’不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人想惹上‘吉卜赛小丑’。他们是唯一会让‘地狱天使’[2]害怕的摩托车帮会，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警方突袭了塔米的一处住所，逮捕了她和其他人。并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指证五名被指控强迫妇女和女孩卖淫的男子，警方会为她提供豁免权。塔米年轻又怕事，虽然她同意了，却没有出席庭审。根据一份报告，她最后一次被目击时正走进一辆银色林肯大陆汽车，车主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后来有人猜测她被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在旧金山北滩的皇宫剧院工作，尽管未经证实。
西雅图的被告人因“色情中介罪”被判入狱五到八年不等。没有人因塔米·文森特的死亡提起相关诉讼。
二〇〇七年，塔米的身份被确认后，马林县治安官罗伯特·道尔乐观地表示，杀害她的凶手迟早会被发现，这只是时间问题。
他告诉媒体说：“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逮捕罪犯，将他们绳之以法。”
肯·霍姆斯却没有那么确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被指控谋杀了塔米，该案也没有任何进展。从验尸所的角度来看，该案已经结案。塔米的遗体被识别、挖掘并归还给了家人，同时也确认了死亡的原因和方式。
从执法的角度来看，该案仍然悬而未决。杀害她的凶手（们）依然逍遥法外，或仍然可以因其他罪行，而不是谋杀塔米被捕入狱。这起案件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少有问津。
注释：
[1]詹姆斯的爱称。
[2]地狱天使于一九四八年形成，被美国司法部视为有组织犯罪的摩托车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