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朱熹与南宋书院
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最大的举措是复兴白鹿洞书院，关心其他书院；总结书院教育的经验，完善书院教育制度；以书院为基地推动理学各学派的学术论争和交流，扩大书院的社会影响；鼓励和支持弟子门人广建书院，传播理学思想。这些活动，对南宋书院的勃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1)复兴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宋初已是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但自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废毁之后，竟然仅存瓦砾榛荆、茂草荒丘，屋宇损其七八，遗迹难辨了。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军。上任伊始，即出榜征询有关陶潜、刘涣、洪氏义门雷塘书院，以及白鹿洞书院遗址，以便“别行措置”。榜文称：“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有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
同年秋天，朱熹亲自察看了白鹿洞书院遗址。看到那里山青水秀，幽静清雅，“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确是一处隐居、读书、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于是断然决定尽快加以修复。随即发牒分派军学教授、星子县知县筹措兴复事宜，并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的理由和计划。他在奏折中指出：
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修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兴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责者。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
朱熹的奏议，最初并未引起皇帝重视，于是再次呈奏。奏文反复强调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和理由。
考此山(指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之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虽本军(指南康军)已有军学，足以养士。然此洞之兴，远自前代，累世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
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热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
朱熹奏文，在反复申诉复兴书院的理由和愿望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朝廷和各级官府只重佛道，关心寺观，而尊儒不力，忽视书院的委婉批评。同时对佛道泛滥、寺观遍立而危及儒学地位的状况深感不安，从而表达出决意与之抗衡的紧迫感和焦虑心情。
朱熹的建议和计划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反而遭到了讥笑和反对，“朝野传喧以为怪事”。
尽管如此，朱熹仍然冲破各种阻力，依靠地方力量着手进行修复工作。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员同书院师生一起，祭祀先圣先贤，举行了开院典礼，讲授《中庸首章》。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为白鹿洞书院修建屋宇十余间，并拟定了修建礼圣殿(大成殿)和扩大斋舍的计划。
朱熹认为购置学田，是书院维持和进一步发展的“久远之计”，所以十分重视学田建设，制定了购置学田的计划，并筹集了部分资金。
朱熹还通过多种途径为书院收集图书。白鹿洞书院修复后，朱熹曾向南康军各官府衙门发布文告征集图书。收集到的图书，有的加上跋语，有的刻石为记，以便久存。当时清江刘仁季曾将其先人所收藏的《汉书》四十四通赠送给朱熹，朱熹遂转送新落成的白鹿洞书院，“使之藏之，以备学者看读”。
朱熹在修复和主持白鹿洞书院的工作中，有两个举措影响最大。
其一，亲手拟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约》、《白鹿洞书院学规》，对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白鹿洞书院揭示》总结前人创办书院的宝贵经验，又吸收了佛教禅林清规的长处，明确了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为学之要、待人接物、应事处世的基本要求，形成相当完整的书院建设纲领性规章。成为当时和后世书院争相仿效和履行的标准化规约。
《白鹿洞书院揭示》本文内容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
《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南宋书院的统一学规，而且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白鹿洞书院也名声大振，并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
其二，朱熹亲自主持、主讲白鹿洞书院。并聘请名流学者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使书院讲学的特色更为突出、鲜明。
书院教学突出地体现出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不再重复传统经学教学的旧模式，不以章句训诂、名物考证、文辞声韵的雕凿为主旨，而是究明义理，求得德行道艺之实。将理学研究的成果变成书院讲授的内容。汇集了朱熹毕生研究成果的《四书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边讲授、边修订的。《中庸首章》、《大学或问》、《论孟精义》即是朱熹理学研究与白鹿洞书院讲堂讲义融为一体的结晶。朱熹讲学并非逐经按班讲授，而是经过整理、诠释、归纳成讲义，特别强调将研究所得以讲义、笔札、语录等方式传授给学生。
书院教学重视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朱熹一向提倡读书要有疑，疑渐渐解方是进步。在教学中鼓励、引导学生发现疑难，经过讨论、争辩，解除疑难。所以质疑问难，讨论争辩贯穿整个书院教学的全过程。据记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成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特色，也成为南宋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为后世书院所遵循沿用。明代王阳明曾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清代仍沿此传统，“每日升堂会讲，主洞官先讲，或诸生复讲，最后有疑者，以次升问，即问即答”。
书院教学强调学生自学读书。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教师只能做个“引路的人”，只能起到“示之于始，正之于终”的作用。不能代替学生自学。他反复强调：“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学习比喻为饮食：“不能只待别人理会，安放自家口里。”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朱熹的倡导下，以自学读书为主的书院教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书院讲学实行开放式。白鹿洞书院的教学除朱熹本人亲自主讲及本院教师讲授外，还邀请院外名流来院讲学。听讲者除本院师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来听讲。不同学派的学者也可同在书院讲学，以便引起争辩，促进学术的交流。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展开过公开的学术论争。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书院刚刚修复之时，朱熹竟亲自诚恳邀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也高兴地接受邀请，在白鹿洞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励师生“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不要“惟官资尊卑，禄廪厚薄是计”，要“专志乎义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并盛赞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甚笃矣”。朱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熹当与诸君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赞赏陆九渊“说得这义利分明”，“今人见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 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陆象山年谱》)。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永存，以警学者。据后人记载：“陆子静(九渊)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听讲者达千人之众，其中还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书院教学开放性的有力证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黄榦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云集”。
正是由于朱熹尽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倾心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和管理，使白鹿洞书院名声大振，影响剧增，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
(2)朱熹亲自创建书院
朱熹不仅热心修复原有的书院，而且亲自创建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
寒泉精舍
寒泉精舍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为“寒泉坞”。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朱熹母亲祝氏病卒，葬于此。朱熹返里守墓，在墓旁筑室，匾额为“寒泉精舍”。
朱熹在寒泉精舍边著述，边讲学，又会友聚徒，前后达八年之久。
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学著作，如：《家礼》、《论孟精义》、《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太极图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等。还与吕祖谦合作，撰成《近思录》。
寒泉精舍同时也是聚徒讲学的书院。朱熹的首批门徒就是由此开始从其问学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黄榦。
寒泉精舍时与云谷精舍并称，也有直称为云谷书院者。后世为纪念朱熹，对云谷书院还屡有修葺。
寒泉精舍实际上是朱熹书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隐屏峰下。
朱熹幼年丧父后，曾随母定居崇安五夫里，从学于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hui挥〕和胡宪。刘子翚常带朱熹到武夷山，讲习于水帘洞处。刘氏为游览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亩，设歇马庄。刘氏族人刘中还建水帘讲堂(或称瑞樟书院)。武夷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给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朱熹在任职同安县主簿归来奉祠家居十几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潜心著述和讲学。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来访时，在寒泉精舍共商编订《近思录》，完成后邀诸友同游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调离刚任职一年的提举两浙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迁台州主管崇道观，实际是贬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隐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亲自擘画，“使弟子具畚锸，集瓦木，率相成之”，当年四月即告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