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是强有力的人物，但为数太少，无力与整个统治阶级对抗。在给晚清大加赞扬西方文化的著名人士郭嵩焘的一封信中，李鸿章鲜明地表达了他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年代里是多么孤立无援。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

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设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其时丈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

“是年冬，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53〕

他接着指出，统治阶级之所以反对洋务运动，是因为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只知书法和作八股文〔54〕，即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两项主要条件。

另一个表明当时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抵制变革的恰当例子，是召回曾国藩和李鸿章支持的派往美国的教育使团。为了拥有不断增多的修铁路、架电报线、造军舰、生产大炮和弹药的工程师，大约在1870年末，曾、李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发起一个计划，每年派30名精心挑选、年龄在12～16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15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

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为使他们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一位以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被任命为监督，和容闳共同指导这些年轻人；另外还有一批中国教师随团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还得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着北京皇帝所居方向举行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赞同这种与中国习俗的彻底决裂，而陈兰彬则强烈反对；他的不利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清朝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委任为中国驻美公使，仍协理教育使团事务。现在，让我们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来看看他维护其阶层既得利益的用心，是如何导致教育使团被召回国的。其一是：

从他抵达之初……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中国学生悠哉游哉的举止使他大为震惊。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55〕

第二个记载则更为生动。

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56〕

这些儒生的恐惧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青年人在美国逗留越久，就会越不尊重他们。所以：

当留学生初回国时，他们所受待遇，就好像由于他们去美国的长期居留，已使他们不适于为祖国服务。组成官吏阶层的儒生，认为他们不过稍强于苦力而已。平等地对待他们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终于升上了重要的职位；以官阶而论，绝大多数人一直是官卑职小。……

对于这批所受教育和形成观念与儒家学者的传统理想迥异的留学生，官吏阶层一直抱有敌意。事实上，赴美教育使团的留学生回国时遭遇的困难，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作出的首批反应。〔57〕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尽管统治阶级可以抑制这批青年人的上升，却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1884年至1895年间，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两次俱遭败北。这便激起了另一次洋务运动的浪潮。这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是张之洞，他已认识到变革势在必行。在他的庇护和鼓励下，数万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可不幸的是，他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过于根深蒂固，无法根除。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口号的原因。换句话说，他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延续他在其中具有大量既得利益的中国社会制度的寿命，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父为贵州巡抚，其堂兄高中状元。1863年，张之洞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一甲，使其仕途一帆风顺。

所有这一切，使得张家一时声威卓著。全面的变革对他意味着失去太多太多。所以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帮助下立宪维新时，尽管张之洞希望实现现代化，可他还是退缩了，转而支持保守的慈禧太后，又一次重大的、雄心勃勃的变革努力在百日之内失败了。两年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变革的必要性日益明朗，经过多次犹豫和无数争辩，古老的儒学科举制度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开始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但儒家经典仍是新式学堂的必读之书。

随着清朝覆灭和辛亥革命的胜利，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形式上宣告结束。但是，真正的反儒学运动，直到肇始于1917年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时才出现。

〔37〕明代原都南京，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陪都，也设有政府，这里指的是南京政府礼部。

〔38〕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6章，85页，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9。

〔39〕参见方豪：《论中西交通》，20～21页，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

〔40〕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7章，105～107页。

〔41〕同上书，126页。

〔42〕利玛窦通过长期研究后确定的对上帝的译名。

〔43〕徐昌治：《圣朝破邪集》，第2卷，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第4章，200～201页。

〔44〕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4章，242～244页。

〔45〕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402～406页，南京，钟山书局，1935。

〔46〕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第2章，73～74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47〕参见上书，77～80页。

〔48〕参见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3章，226页。

〔49〕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第2章，86页。

〔50〕修中诚：《西方对中国的入侵》，第1章，21页，伦敦，亚当与查尔斯·布莱克公司，1937。

〔51〕同上书，405页。

〔52〕参见上书，406页。

〔53〕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书》，引自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416页。

〔54〕参考下文，最后1节第2段。

〔55〕托马斯·E·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第3章，44页，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42。

〔56〕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447页。

〔57〕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第1章，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