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玛特［窦］一人航海而来，阐扬其说，中国之人，转相慕悦，莫觉其非。本道细阅其书，大概以遵从天主〔42〕为见道，以天堂地狱为指归；人世皆其唾弃，独有天主为至尊，亲死不事哭泣之哀，亲葬不修追远之节。此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人道而禽兽者也。……

然其巧辞深辩，足新好异之所闻。细小技能，又能动小民之嗜好。于是穷乡僻壤，建祠立馆。青衿儒生，投诚礼拜。坚信其所是而不可移易。如生员吴伯溢，以缙绅之后，甘作化外之徒。

黄尚爱等，山野匹夫，妄为护法之众。本道廷问尚爱等，所以入教之故，则云：“中国自仲尼之后，人不能学仲尼；天主入中国，劝人为善，使人人学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终追远，又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宁有亲死不哀，亲葬不奠，而可称为仲尼之教者乎？……

最可怪者，方具详闻，而生员黄大成、郭邦雍，忿忿不平，直赴本道，为夷人护法。极口称人间追远祭祀为虚文，惟天主为真实。……

此等情状，似不普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43〕

这正是儒生们惊惧之所在。如果中国人都成了基督徒而把儒家礼仪看作虚伪的形式，转而信奉天主，则儒生阶层的声望、权威以及政治经济特权都将一去不复返。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上述1706和1836年间的禁止基督教活动。但与此同时，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企图日益加强。面临工业革命引发的欧洲扩张，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再也不能维持了。鸦片战争（1839—1842）、与英法的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1900）等5次战争，以不断加剧的苦痛向中国人民证实了这一真理。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儒生认识到，必须深刻变革中国文化以应付这一危机，但整个儒生阶层却不肯放弃其既得利益。赖德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

多少年来，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已意识到：经过19世纪机器和工业革命的欧美列强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华帝国不仅能从侵略者那儿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要遏制西方列强，就得向他们学习。例如，容闳便曾说服政府派遣一批留学生赴美，杰出的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曾利用西方学术和设备，还有少数西方学科被谨慎地引入中国文官考试科目。偶尔也有些激进分子鼓吹更广泛的改革，他们往往被政府侧目而视。可是，就整个国家而言，仍然走着一条由积习难改的读书人阶层引导的老路。有时，这个阶层也受到外国人刺激，但仍然高度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漠视外面世界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44〕

在此，我们不想详细地讨论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如何抵制西方文化的全部情况，只举几个最重大的事例予以说明。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得到很大的恢复，再一次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并导致1845年和1856年间一系列排挤基督教运动，从而引起与英法联军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另一方面，也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如柳诒征指出，这次起义是一场阶级冲突，对它的镇压是维护儒学亦即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45〕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是否真实。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是广东人洪秀全，同本书涉及的这2000年中大多数起义者一样，他出身卑微，在科举考试中不利。可他天资聪颖，16岁以前即能记诵《四书》、《五经》及其他儒家著作和大量的古典诗文。周围的人对他寄予厚望，希冀他能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戚友也能得益。1836年，24岁的洪秀全科场失意后，两次遇到两位传教士：一位年老的英国教士和一位中年的中国教士。他们在广州街头传道，送了他一本称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他浏览一遍，并未太在意。第二年，他又在考场失意。他十分沮丧，回家后大病了一场。由于用《圣经》语言写成的《劝世良言》激起的新梦想的刺激，他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金榜题名的美丽旧梦和科场失意的悲愤，在他内心深处滋生出一种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方能解释的经历：

初，秀全于三月初一日因在省得病，乘肩舆抵家，即卧床不起。……

子夜间……忽见一龙、一虎并一雄鸡走入室内，又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一华美大轿来，请其乘坐。秀全登舆，任人舁至一光明而华丽之地。即有许多高贵男女，敬礼欢迎。出舆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诟其污秽不堪，乃为洗净全身。既毕，彼乃进一大宫与年高德劭者多人偕，其中有古代的圣贤。于此，彼等剖其腹，取出心肝五脏而易以鲜红簇新者，……彼复与各老人相持入一大宫，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训。继进一极美丽之大殿，其中有一金发皂袍之老者，巍然屹立于最高宝座。一睹秀全，老者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食，衣我衣，但全无心肝来记念我和尊敬我，甚至有将我所赐之物去拜事鬼魔的，又有故意忤逆的，至令我恼怒。你不要学效他们啊。”辞毕，即授秀全以剑一柄，命其用以铲除魔鬼，但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授以印玺一方，用以治服邪神；继复赐以金黄色美果一枚，其味甜而甘。

秀全一一拜受毕，即开始苦劝同在之各人敬拜老者。有人听其言而答曰：“我们对老者确不尽本分了。”另有他人云：“为什么要尊崇他呢？我们且同朋友们去饮酒作乐罢。”

秀全见各人心肠冷硬，如是继续劝导，以至泪下。老者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这工作啊！如遇困难，我必助佑你的。”未几……言毕，即亲引秀全出，命其由上俯视，并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反心？”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所有罪过苦难，一一在目，其形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

秀全既醒，中心大怒。……诣其父处，……告曰：“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人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的了。”言毕，复卧。

以后陆续得见其他同样的异象和奇梦。彼常见一人，年约四旬。秀全呼之曰“阿哥”。其人复教其如何行动，并挈其环游各方以追寻妖魔鬼怪邪神，且力助其杀除之。

秀全又闻老者斥责孔子，致令其羞惭无地，默默不能置辩。……谓：“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又谓上帝以旧约、新约与儒书比较，痛贬后者。而天使皆罪孔子，孔子欲逃，众追回捆缚而鞭之，至孔子伏地哀求，卒以其功可补过，乃准其仍在天享福，但不得再下凡间云云。〔46〕

洪秀全处于这种梦幻状态约40日。病愈后，他开始过一种既符合孔子又符合耶稣基督道德教诲的苦行而高尚的生活，似乎是一尊活神。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但最近却得到了证实。〔47〕它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矛盾，尤其是那些已和基督教有所接触的不得意的儒生。他们认为孔子大概是教人行善的，但一般说来，儒生阶层却作为一个剥削集团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未遵循圣人的教诲。结果是，儒生阶层愈发展，其剥削程度愈深，老百姓处境愈苦。对此，一些具有人道心肠的知识分子岂能熟视无睹？可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安全保障，那些有能力且雄心勃勃的人通常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儒生阶层的一员，从而与古圣先贤相联系。然而，竞争是激烈的，而失败则意味着莫大的耻辱。像洪秀全这种被认为能够得中却也许是因为受歧视而未得中的人，心中往往引起强烈的愤恨和嫉妒。

一方面意识到老百姓的深深苦难，另一方面又对科举彻底失望，洪秀全同当时那些几乎只在穷人中布道〔48〕、宣称上帝和他们同在的传教士取得了联系。他渐渐地找到了出路，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洪秀全在幻觉中看到孔子受谴责却仍被允许留在天堂；他自己与年高德劭的古圣先贤在一起却认为他们心肠冷酷，无意行善；而他则顺天承命，救度众生，从而成为统治者。

可梦幻毕竟不是现实。6年后，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再度落第而归。他

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掷弃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49〕

只有皇帝才能开科取士。他意在成为皇帝，并统治统治阶级。正当此时，他在一位堂兄的激励下，重读了《劝世良言》。他将幻梦中见到的最可敬的老人当成上帝，称中年人为其兄长耶稣基督，而中国即天堂。他自信肩负着推翻清朝，统治中国并将之变为天堂的使命。于是他为自己及亲属施行了洗礼，捣毁了家中孔子和祖宗的牌位。然而因此之故，他激起了所在社区“正直”人士的反对，被迫远走他乡，和表弟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在穷人中活动和传教，创立“拜上帝会”这一带有宗教和革命双重性质的地下组织，以实现他登基的计划。他们的传教活动很快取得成功。从1845至1850年，他们已拥有以烧炭工人、饥民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集团组成的1万会众。3年之内，他们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起来，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南部，并在南京建立一个朝廷，长达12年之久。

统治阶级自然不能容忍这伙信奉基督教的叛逆。可是，清朝廷此时却发现自己已无一支可资依靠的正规军。他们腐败不堪，无法与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相抗衡。若非知识分子阶层的既得利益存在于儒学之中，并随时准备为之战斗，清王朝恐怕当时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即因此故

整个知识界对起义并不同情；对他们来说起义领袖的教义过于激进和神秘。这就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50〕

在儒臣曾国藩的率领下，由学者和山区“正义”农民组成的一支湘军在长沙兴起。这支军队的宗旨在曾国藩的檄书中清楚地表达出来，现摘录如下：

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此又鬼神所共愤怒。〔51〕

除了曾国藩的檄书外，湘军另一位著名领袖彭玉麟的故事更明确地表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动机。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说，他不要皇帝的高官厚禄，因为他从军只是作为一个志愿人员，为了维护纲常名教。〔52〕

1864年，曾国藩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天朝覆灭。又一场巨大的、雄心勃勃的变革企图，成为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的牺牲品。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在一起，极大地激励了曾国藩和他的部将李鸿章、左宗棠发动变革：学习西方造船术和制造枪炮。在19世纪后半叶，他们开始在沿海省份修造兵工厂、船坞，建设铁路，兴办电报和现代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