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被男权话语所遮蔽之后，女性世界的故事在“五四”一代女作家冰心、庐隐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丁玲、张爱玲等女作家笔下，曾闪烁出美丽的光芒。然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女性的世界又被有关战争和革命的“巨型话语”覆盖，女性叙事被迫隐去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成为宏伟历史叙事的一小块装饰物，或调味品。尽管在极少数的女性作家如杨沫、茹志鹃等人笔下，它们仍以顽强的意志试图破土而出，但这一点点可怜的女性气息也使她们遭到了批评和扭曲。

7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的转机，使新的一轮女性精神解放获得了契机。女性死灭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但这一过程显然是相当缓慢的，“新时期”伊始叙事的单一主流模式尚未给女性话语以独立的合法空间，小说仍为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宏伟叙事”所独据，不过，对人性的呼唤同时也包含了对女性尊严及其情感的呼唤，前者既遮蔽了它，同时也兼容了它。最早的一批包含着女性声音的“伤痕”和“反思”作品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们试图告诉社会，人们不但要恢复和承认健康的人性，要学会懂得爱和尊重，还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空间，那就是女性那丰富、美好、坚定和充满爱和渴望的世界。她们不是男性的附属物，也不是“革命”等崇高名义的牺牲品，她们看重爱情，但更珍视独立。像《北极光》中的陆岑岑，她曾先后倾倒于几个男性，但最终都由于看透了他们的庸俗和自私而离开了他们，选择了并没有优越地位、却有着高远的理想抱负并为之脚踏实地奋斗的曾储。有人用“寻找男子汉”的主题来概括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典型的流向，应该是准确的。

但是，上述作家的写作，还远未在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上建立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特方式与角度。直到80年代中期，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作家有两个，一个是残雪，一个是王安忆。

或许残雪在她最初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少自觉的女性意识，但来自萨特式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却使她切近了女性深层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正像西方的许多女性主义作家一样。如萨特的妻子，著名的女性学者和作家西蒙·波伏娃，她不但著有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女人》，而且在其《女宾》等小说中可以说也同时表现了存在主义与女性意识的双重主题，她的小说中弥漫着孤独感、厌倦、焦虑以及对死亡的恐怖，等等。残雪正是这样，她的小说常常以具有变态心理的女性的阴沉眼光来展开叙事，如《苍老的浮云》中的慕兰、虚汝华（她们是邻居，但总是互相窥视、算计，关系紧张）；《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的“我”（“我”从未与丈夫“老李”有过什么情感的记忆，而他却总是与“我”的母亲关系暧昧，母亲总是把他关在厨房里两人嘻嘻哈哈，母亲对“我”非常妒恨）；《旷野里》的“她”（“她”总是没完没了地做噩梦，“她”的同样爱做噩梦的丈夫则对“她”心怀恐惧，他们各自在房间中来回踱步、乱窜，令对方胆颤心惊）；《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我”总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一间山上的小木屋，因为在家里没有安全感，个人的隐私总是被父母窥探和干涉，同时“我”弄抽屉的响声也总是让他们寝食难安）……噩梦、妒恨、幻觉、白日梦、恐惧、窥探、愁思、死亡预感、妄想症、迫害症、唠叨症等，这些心理活动都与整个作品叙事的女性角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女性的精神和心理总是带有极强的感性特征。这一点，波伏娃曾经做过反复的强调和阐述，她说，“妇女的心理状态……相信魔力”，“她相信心电感应，占星术、催眠术、通神学、扶乩……充满原始迷信”，“她似乎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朦胧模糊的星云中，她不熟悉逻辑的使用”，“在男性世界中，她的思想……和白日梦难以区分”。“她信口开河地解释越出她经验范围的神秘事物；心安理得地使用一些极端含混的概念，把参与者、意见、地点、人物、事件全部弄乱；她的头脑里塞了一大团稀奇古怪的东西。”(33)残雪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心理状态正是这样，她尖锐地把笔触伸向了女性被逼挤、被扭曲了的充满自我挣扎和痛苦焦虑的意识世界，并刻意放大了这些“潜意识场景”。自然，我们还不能说残雪已经进入了自觉的女性写作状态，因为她的作品并不是专在刻画女性意识空间，而仍是一个关于“普遍的人”的生存困境的主题，但是存在主义的启示却使她得以进入人的无意识世界，特别是女性的心理世界，去书写那些被以往女性作家的宏伟主题叙事所忽略了的女性个体的存在状况、心灵困境，去写她们“即使紧闭门窗，在家里也依然找不到安全感”的恐惧，写她们总是“像儿童或野人那样，被危险和可怕的神秘东西所包围”(34)的焦虑与困惑。而这些，虽然不是女性世界的全部，但却只有通过这些才能见出在“被男性的宇宙所包围”(35)中的女性世界的真实处境，它与男权世界的紧张关系。这些在80年代初期女性作家的笔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残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她找到了这个处在世界的边缘部分、被压抑和扭曲至变形了的女性空间，并直接像闪电一样楔入了她们最幽深的世界，这对后来的女性写作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的。

另一方面，残雪的意义还在于她用充分的个人化、心灵化和反逻辑化（当然这也包含了女性化的因素）的叙事及其话语方式，实现了对以往女性作家一贯的严肃的、仿男性世界逻辑的叙事及话语的解构。这一点，有评论者也指出：“残雪的女性意识不是来自社会化的妇女运动，更主要是基于文学话语的革命。她用非常个人化的女性语言，损毁了依附于父权制巨型话语之下的温情脉脉的女性叙事（如张洁早期的那种具有感伤和唯美气质的叙事——引者），那些怪诞的女性感觉，打破了传统的以‘菲勒斯’（男性阳具）崇拜为中心的女性经验。与其说它昭示着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不如说它仅仅意味着女性写作的朦胧觉醒。”(36)尽管残雪还未必有“女性话语”的自觉，但她叙事的反正统风格的确打开了通向女性话语世界的通道。

再来看看王安忆。自80年代初最早的《雨，沙沙沙》和“雯雯系列”，王安忆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的叙事风格，到1986年前后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等，王安忆不但在女性作家中率先突入“性禁区”，描写了一个个有爱的和无爱的两性悲剧故事，而且始终把笔触对准那些处在爱的冲突中不断成长、受难和思索的女性，显示出女性视角的自觉的写作姿态。

“三恋”堪称是王安忆的“惊世之作”，“恋爱中的女性”可以说是她的这三部系列作品的核心视角。爱使她们热情、盲目并体验到自己“身为女人”的肉体欢乐，爱也使她们悲壮地付出，身背恶名甚至殉身。男性对她们来说虽然重要，但却并不是唯一，金苍谷的女孩儿（《荒山之恋》）虽然为了一个根本不值得去挚爱的男性而殉情自杀，但王安忆却认为这“只是为了自己爱情的理想”；《小城之恋》中的舞蹈女孩，最终为了自己“爱情的苦果”——腹中的两个孩子而甘心做了剧团的收发员，而原与她相爱的他，那个孩子的“父亲”最终却垮掉了。这里，女主人公的结局虽然不无传统的悲剧色彩，但她无论怎样都不愿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当领导审问她时，她只说：“不，不，不，不，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却使她在道义和精神上成为了胜利者。

从人欲中的“性”到性别中的“性”，可以说是王安忆这几部以性为表现主题的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她首先肯定了作为人欲的性，并从女性特有的细腻而感性的体验视角描写了它，但她更重要的是写了女性在这种两性关系中的处境、角色、心态和超越。比如《小城之恋》，在小说中她既写了男女两个人物之间抑制不住的自然人性：一双同在歌舞剧团做替补角色的少年男女在练功中朝夕相处，在合法的身体接触中熟悉了对方，然而当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性意识萌醒的时候，他们身体的正常接触便使他们烦躁不安起来，以至互相吵骂、互不理睬。再后来他们是通过“恨”、“打”和互相折磨、互相虐待作为合法性的方式来维持和满足他们的爱欲，来筑起他们的“道德防线”，这本身就极见深度地写出了特殊年代和特定情形下被扭曲的人性。但王安忆同时又没有忘记把男女两性置于对比中来审视他们，从年龄来说，男主人公比女主人公大四岁，但从发育的程度来说，两人又成反比，她极为丰满性感，他则矮小得不像成年人；从情感的发展历程看，他是最先萌生“恶念”者，但从对感情的承受看，她是勇敢坚强者，而他则弱小甚至卑琐，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王安忆对男性权威的贬抑和对女性世界的奋力的推升。

《小城之恋》中充满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爱欲的描写，这虽然不是整个作品的叙述视角，但却同样洋溢着女性世界的气息，并显现出通过躯体辐射过来的女性话语的活力，如这一段描写：

她接触到温热的地板，忽然地软弱了。她翻过身来，伸开胳膊，躺在地上，眼睛看着练功房三角形的屋顶，那一根粗大的木梁正对着她的身体，像要压下来似的……她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时间从她身边流过，又在她身边停滞，院里那棵极高极老的槐树，将树叶淡淡的影子投在窗户边上。这时候，在她的头顶，立了两根钢筋似峭拔的腿骨。腿骨是那样的突出挺拔，肌肉迅速地收缩到背面，隐藏了起来。她将头朝后仰着，抬着眼睛望着那腿，腿上有一些粗壮而疏落的汗毛，漆黑地从雪白的皮肤里生出。

这是只有女性才独有的经验和观察视角，“她”从下向上“仰视”的角度所暗示的正是波伏娃所说的那种“身体构造的命运”(37)所赋予她的处境，“正像大多数雌性动物，她通常的姿位是在男人的下面……天堂在世界的上面，地狱则在下面，跌倒、下降就是失败，上升就是成功，在摔跤扭斗中，将对方的肩膀压下触地便是胜利，而现在，女人以失败的姿势躺卧……”(38)王安忆当然不可能在那时读到波伏娃的这本书，但对于女性身份与角色的共同体认，让她也同样敏锐且富有“女性人类学意味”地写出了人物的处境与命运。

《岗上的世纪》是一篇侧重于从女性的生理、欲望与本能的角度探讨女性心灵与命运的作品，女知青李小琴那种并无理想色彩的性爱模式（与农民小队长之间）虽然给她带来了种种不幸与痛苦，但她却在他们“性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在纯粹爱欲中拯救，这是一个大胆而富有张力的女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