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适者生存”和“优胜劣败”中的“适”和“优”。赫胥黎极其消极地仅仅从宇宙过程中看待“适者”。他准确地看到了人们对“适者”所赋予的“最好”的含义，而“最好”又有一种“道德”的意义。但是，在自然界中，“最适者”依赖于各种条件。如果地球变冷，“最适者”可能就是一些低等生物。在人类社会中，受宇宙过程的影响越大，那些最适合于环境的人就越会得以生存。但不能说他们就是最优秀或最有道德的人。社会进展和伦理进化越能对抗宇宙过程，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就越能得以继续生存。严复没有把“适者”限定在宇宙过程中，也没有仅从“强者”和“最有力者”来理解“适”和“优”的意思。他对“适者”赋予了更广的意义，“适”和“优”包括了赫胥黎排除在外的“道德”的“适应”。如他在《群学肄言·自序》中说：“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竞天择，所存者善。”只是，严复对于“力”这一方面，仍像赫胥黎那样，把它纳入了“天行”（“宇宙过程”）一边，而把“德”视为“人治”范畴：

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43]

在此，“天行”与“人治”的对立表现为“尚力”和“尚德”的对立。显然，“人治”或“人事”并不限于“道德”方面，建立社会秩序、用人的智慧同异己的自然力量相对抗都属于它的范围。在严复对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与赫胥黎的“天道人道观”的比较中，“天行”与“人治”的对立已转换为“自然状态”与“法制秩序”的对立：

刘梦得《天论》之言曰：“形器者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故人之能胜天者，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者赏，违道有罚，天何予乃事耶！……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案此其所言，正与赫胥黎氏以天行属天、以治化属人同一理解，其言世道兴衰，视法制为消长，亦与赫胥黎所言，若出一人之口。[44]

严复把赫胥黎的“宇宙过程”（也可以说是“非伦理过程”）和“伦理过程”的对立转换或扩大为一般性的“天道”、“天行”和“人道”、“人治”（“人事”）的对立，促使我们再次关注他试图整合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对立的愿望。如果说斯宾塞是主张“天人合一”、赫胥黎是主张“天人相分”，那么严复所坚持的则是“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双重结构。我们看看他从“进化”立场对“国家”所做的解释即可明白：“有最要之公例，曰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45]在对“国家”的这种理解中，严复并没有倒向斯宾塞和赫胥黎任何一方，实际上他兼顾了二者。对赫胥黎来说，“人类社会”受“宇宙过程”支配的程度，取决于社会文明的进化程度，后者进化程度越高，它受宇宙过程的支配就越小，社会文明的进化可望最终能够摆脱宇宙过程。很明显，严复的解释打上了赫胥黎的烙印。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严复对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胥黎的“自强保种”（或者像吴汝纶所概括的“以人持天”）的“人道主义”冲突的理解及其整合方式。严复的“进化主义”具有“独特性”或“独特的结构”。

把公理和文明都放在进化历程之中加以理解的严复，相应地也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看成是文明和公理的体现者，并作为模板要求后进国家效法。令人难堪的是，残酷的欧洲战争，使严复所依赖的欧洲文明之梦破灭了，使他所相信的欧洲的“公理”破灭了。[46]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遭遇这种巨大挫折的严复在精神上是多么痛苦。这是他一生都在津津乐道并追求和信奉的价值和理想啊！他的整个逻辑和信念都包含在“西方＝进化＝文明＝公理”或者“公理＝文明＝进化＝西方”这种美妙的等式之中啊！可是现在他必须放弃他的这种逻辑，放弃他的美妙的等式。他在晚年的有限文字中，表达了因一战而对西方文明的极度失望、沮丧和痛心：“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47]严复还写了多首诗来表达他的沮丧之情，批评西方列强之间的残酷战争和强权主义。如一战三年之际，严复所作《欧战感赋》说：“三年西宇战天骄，海上金银气尽销。（只以英计，每日费金钱殆五百万镑，今则六七百万镑矣。）入水狙攻号潜艇，凌云作斗有飞轺。壕长地脉应伤断，炮震山根合动摇。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48]这是对一战物质消耗和人员伤亡的感叹。写作日期不明、题为《日来意兴都尽，今日涉想所至，率然书之》的诗说：“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谁信百年穷物理，翻成浩劫到人群。春秋累战原无义，诸夏遗民再有君。自是寻常兴废理，不成天欲丧斯文。”[49]这是断定一战完全是非正义的。一战四年之际，严复又写了五首诗——《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记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诗中还夹带着复杂的注释），表达了他对欧洲文明的失望：

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

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横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

（德之言兵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

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

（自有潜艇，而海战之术一变；又以飞车，而陆战之术亦一变。炮之远者，及三百里外；而绿气火油诸毒机，其杀人剧于火器益进弥厉，况夫其未有艾耶！）

牛女中间出大星，天公如唤世人醒。三千万众膏原野，可是耶和欲现形？

由来爱国说男儿，权利纷争总祸基。为忆人弓人得语，奈何煮豆亦然萁。[50]

可以注意一下这五首绝句的第四首。在这首诗中，严复将信将疑地把当时的一个天文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了起来。这一年的阳历6月1日，有一颗光芒超过一等星的新星，出现在“牛女之分”。根据天文学家的说法，这颗新星的出现，与社会人事之间本无什么关系。但仍让严复感到惊异的是这颗新星何以偏偏出现在此时。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自然现象与人事之间常常是相互影响的，怪异的自然现象往往被认为是自然对不正常人事的一种警示。被一战的残酷性深深刺痛的严复，却无奈地希望自然现象向人类发出警告：“四年苦战死伤总数逾三千万。宗教用其书之默示录语，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复临之机。此自人心乱极思治，其然岂其然欤！”

在最后一首诗中，严复对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符号之一的“爱国”观念表达了强烈的不信任立场。严复把爱国视为一战的原因之一，认为爱国是一种自私心，它与人道是不相容的：“自爱国之说兴，而种族之争弥烈，今之欧战，其结果也。”严复举了一个例子，说英国有一个战地女护士，在比于扶这个地方救护伤员，即使是对于敌国之士兵，她也一视同仁。她护理的一个俘虏逃跑了，为此她可能被治罪，她请监守者把她的一句话告诉人们：“爱国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她说完之后自杀而死。严复评论说：“夫爱国之义，发源于私，诚不足以增进人道。然彼之相为屠戮者，犹以种族异耳。顾同种并化之中，独以予夺奋虐，此真百喙无以自解者矣。”[51]如果把辜鸿铭引用约翰逊博士所说的“爱国主义常常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话联系起来，人们也许就不再不加反思地信奉爱国的神话了。一直主张“合群”自强的严复，却不信任爱国之论，这也许难以理解。在严复那里，如果爱国心是一种私心，是一种只考虑自身种族的话，那么“合群”则是一种公心，这种公心是同严复所说的文明进化的“人道”和“公道”相符合的。

在严复对欧洲的强烈批评中，仍然包含着他对“公理”和“文明”的期望。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严复从来不把物质和军事上的富强看成是首要的，他注重的是“道德”和“公理”。严复指出，德国和日本的富强只是军事和物质上的，这种类似于中国秦国而只知强权的富强，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大抵尚武之国，每患此弊。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力，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杀，尤为畅胆。顾以正法眼藏观之，纯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可断言也。”[52]在“强权”与“公理”之间的选择方式表明，严复始终不是一个偏隘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他强烈希望中国“强大”，要求“保国”、“保种”和“保教”，但这一切都必须依据“公理”，而且依据“公理”也能够强大。严复要求的是通过合乎“公理”的国际竞争而获得富强。

在严复的晚年，他信奉的西方“公理”在突然之间破产了，他还有什么办法为自己找到一点立足之地呢？他还能够找到什么安慰呢？西方文明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严复自己塑造的。严复一生遇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欧洲文明的危机也几乎摧毁了他的精神基地。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他还有中国文明的血脉，他在中国文明中发现了恒久无弊的精神和信念，《畴人》诗说：“孔门说人性，愚智都三科。其才可为善，著论先孟轲。至今二千载，为说弥不磨。……所忧天演涂，争竞犹干戈。借云适者存，所伤亦已多。”[53]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归。在匆忙之中，严复求助于中国传统文明：“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54]

坚持用公理主义思考世界秩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那位倔强而又古怪的辜鸿铭。他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有人说他故意立异，但就他保持独立思考并坚定地信奉他的信念来说，他是非常真诚和可敬的。比起严复来，他用来思考世界秩序观和文明观的“公理”和“正义”，从撇开物质力量而只要求道德力量来说，则更为单纯。辜鸿铭的公理主义思维方式，从他看待洋务自强运动的立场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根本愿望是要求通过技术和工具的武装而达到物质和军事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