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费区联系警方的女性说：“我看到她爬过桥栏，跳了下去。”她并没有提及看到任何其他人。

霍姆斯寻得了这名司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去了金门大桥区，找她面谈。这位女子告诉他，事发时周围没有其他人。她能看到丹妮斯仅仅是因为丹妮斯在一件深色夹克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白色的闪光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外，丹妮斯体形笨重，要跨过一侧的桥栏并不容易。

指纹匹配确认了丹妮斯的身份以及她住在旧金山的事实。霍姆斯安排人去了她的住处，她的一位女室友急得快疯了，因为丹妮斯没有回家，却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说她要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并打算在下坠时给自己来一枪，因为她不想体验触水时的冲击。丹妮斯有很长的抑郁史，先前她告诉室友说，如果有一天，她选择一死了之，她就会在跳下大桥的瞬间向自己开枪。这位室友说丹妮斯在几个月前的私人聚会上购买了一把九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枪一直没有被发现，也没有人想找这把枪——但这并不重要，知道这是一场自杀就足够了。

“感谢上帝有那张字条。”霍姆斯说，“如果没有，即便女司机没有看到其他人，丹妮斯的室友也很可能成为头号嫌疑人。因为也许有人在桥栏的另一侧，在旁人的视线外怂恿她跳桥，你永远都不会找到。我们很幸运，因为死者选择了写下来而不是口头相告。”

桥梁作业程序

当金门大桥巡逻队或加州公路巡逻队发现或被告知某人跳下大桥时，一名警官就会前往金门大桥的某个位置，该位置由灯柱号码决定。这座桥一共有一百二十八个灯柱，每个灯柱上都涂有一个数字。偶数编号的灯柱位于桥的西侧，照亮自行车道，面朝太平洋；奇数编号的灯柱在东侧，照亮人行道，面朝旧金山。灯柱等距排列，从马林县观景点的停车场开始，一直到进入旧金山前的收费广场。

如果有人目击了跳桥过程（事实上金门大桥百分之七十五的跳桥事件都有目击者），一名警官会将一个十九英寸长的海洋定位标记放入水中。它们被称作“烟雾浮标”。这些标记是由海岸警卫队提供并储存在桥上的，以便随时取用（但不能重复使用）。它们会发出烟雾和火焰，最长可达三十分钟。另外，这些标记还有负重，可以指示潮汐的移动方向，便于海岸警卫队展开搜索。在桥上，警察用双筒望远镜跟踪标记，并与海岸警卫队保持无线电通信。

发现金门大桥轻生者的遗体后，海岸警卫队的工作人员会将遗体送往马林县的贝克堡。验尸调查员先与处理案件的加州公路巡逻队的警官见面，警官分享他/她了解的相关信息，例如是否有目击者、是否找到带有身份证明的钱包，以及轻生者是否留下遗书等，然后调查员开始工作。

多数情况下，死者受到的损伤是相似的，即严重的挫伤、骨折和内脏器官受损。这与从极高处坠落的情况是一致的。大约百分之五的轻生者有肺部积水，这表明他们坠落时还活着，但随后淹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就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恐惧。

“有些人认为跳桥是一种轻松、轻快的死法。”霍姆斯说，“我想戳破这个神话。当你从桥上一跃而下，重重地接触水面时，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美。”

在这四秒钟的坠落时间里，轻生者的身体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下坠。下坠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到。外部的身体器官突然停止，但内部的器官仍然在移动。这些器官或者出血，或者被断裂的骨骼撕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从坠落中幸存。

在某些情况下，最大的挑战是确定跳桥者的身份。即便他们跳下时口袋里放着钱包，衣服也会因为冲击力支离破碎，随身物品自然就不知所终。

曾有一个案例，一名男子脚上穿着白色棉袜和七号半的罗科伯特牌黑色帆布鞋，在十一英里之外的斯廷森海滩被冲上了岸，随身物品只剩下这些，没有别的了。

霍姆斯向当地媒体求助，他在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给出了死者脚上的线索，并希望获得帮助。事实证明，一个夺人眼球的标题是关键。

“如果你只写‘验尸所想要查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霍姆斯说，“那么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它。如果你说‘海湾惊现穿着单鞋的脚’，那么读者就会有兴趣。”

几天后，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女士电话联系了霍姆斯。她是旧金山一家医院的护士。她说，自己的一位同事——四十九岁，名叫朱利安的男子两个月前失踪了。他因诊断出艾滋病而心情抑郁，从护士变成了病人。她还特意提到朱利安总是穿着黑色的罗科伯特鞋配白色的袜子。

朱利安的公寓已经被他的兄弟清理干净，但警方还是找到了一把剃须刀和一把牙刷。他们同时发现了自杀遗书和日记，暗示他有可能从金门大桥跳下。牙刷和剃须刀上的DNA样本与脚上提取的骨髓样本相匹配。据他的兄弟说，鞋的尺寸也是匹配的。

桥栏基金会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二十六岁学生从金门大桥跳下轻生。凯西·赫尔开着她的白色本田雅阁，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旧金山，黄昏时穿过了金门大桥。她把车停在了马林县一侧的观景点，从观景点步行上桥。中途，在七十一号灯柱附近，她放下了钱包和手机，爬过栏杆，纵身跃下。

她的车上有几封遗书。一封上写道：“精神是连接身心的胶水，但我的精神已经破碎了。它们曾经连在一起很久，但现在支离破碎。我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因为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拼凑起来了。”

一位桥梁工人找到了死者的手机，翻到联系人名单，按下了她的家庭电话号码。戴夫·赫尔接了电话。

“请问你在金门大桥上丢了手机吗？”男子问道。

“没有。”赫尔回答，一脸疑惑。

“你的女儿丢过手机吗？她的钱包被发现在桥上。”

赫尔和妻子珍惊呆了，坐着一声不吭。后来那天晚上，警方联系了他们。凯西的车在观景点被发现，桥上的人发现她的遗体后，海岸警卫队出动把她捞了上来。

戴夫·赫尔的世界停止了，无法继续运转。“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我好像还可以接近她。”他说，“这就像琼·迪迪奥[1]的故事一样。仅仅数小时，就把我和凯西活生生地分开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结局吗？”

赫尔的想法转向了自杀，但他还有个孩子，一个在家里需要他的儿子。尽管如此，赫尔还是记得，自己曾离自杀不过一步之遥。“自杀会传染。”他说，“让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时光依旧，赫尔渐渐找回了自己的生活。他写下了一首关于凯西的诗，并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旧金山海事国家历史公园的首席图书管理员。他处理掉了凯西的随身物品，包括她的车，尽管每一步做起来都很痛苦。

赫尔也开始谈起在金门大桥上设置自杀障碍的必要性。另外两个人——帕特里克·海因斯，他的儿子是金门大桥坠桥者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保罗·穆勒，他生意伙伴的亲人在金门大桥轻生。赫尔与他们两人成立了一个非营利、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组织，名为桥栏基金会。基金会有一个使命——那就是终结金门大桥的自杀悲剧。

该组织没有任何资金，却有一群热情的志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亲人跳桥轻生的悲痛。霍姆斯早期便是志愿者。他虽然没有亲人坠桥身亡，却有两个好友轻生——包括一名与他合作过许多案件的警探。

霍姆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反对关于金门大桥自杀案的媒体报道，尤其是按照年代顺序记录的报道。他认为这些报道会怂恿更多的人跳桥轻生。他相信如果没有公布数字，想要自杀的人就不会有动力来金门大桥。在超过十五年的新闻封锁期里，当地精神卫生专员成功游说媒体不再报道跳桥案件以避免传染效应，然而跳桥轻生者的数字不降反升。

霍姆斯意识到，限制媒体报道并不能拯救生命，只能隐藏问题，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如果沉默不起作用，那也许是时候大声疾呼了。

二〇〇七年，霍姆斯以桥栏基金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当时记录的金门大桥自杀者的总人数，将近一千五百人。还有其他数百起自杀案件被排除在外，因为无法确认——有的是遗体从未被发现；有的是发现的地点太远，与金门大桥没有必然联系。这一数字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因为在新闻封锁期，没有人知道自杀事件仍在持续发生，人们没想到数字那么惊人。

霍姆斯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里金门大桥自杀案件的人口统计数据。跳桥轻生者中的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四十岁以下（年龄低于国内大多数自杀者），并且居住在当地。尽管许多人相信这座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轻生者，但百分之八十五的自杀受害者住在湾区，百分之九十五住在加利福尼亚，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来自其他州或国家。

这份报告的发表日恰逢金门大桥开通七十周年。第一位自杀者轻生也正是在七十年前的那天。四十七岁的“一战”老兵哈罗德·沃伯在跨桥上走了一段，然后转向一名路人说“我最远就走到这儿了”，接着从一侧纵身跳下。没过多久，其他三名男子也跳桥轻生，此后便不断有人加入大桥上的“死亡队列”。

二〇〇八年霍姆斯发表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涵盖了之前十五年的数据，列出了跳桥轻生者的职业。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读这份报告可以看出跳桥自杀案的社会影响。职业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艺术家、护理员和家庭主妇——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轻生者中最常见的职业是学生，其次是教师。

两份报告都给金门大桥区的官员带来了新的压力——要求他们从各自管辖的职责区域内尽快杜绝这类死亡事件的发生。为了表彰霍姆斯成功引起社会大众对该问题的注意，美国自杀学协会在第二年的年会上向他颁发殊荣。这次大会恰好在旧金山举行。

二〇〇八年十月，金门大桥区董事会投票决定在桥下添加一个航海用的不锈钢网以防止自杀。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董事会第一次批准为金门大桥安装防自杀障碍物，不过这只是开始。同时，他们投票决定不使用任何桥梁专项拨款来为该障碍物买单，结果是，死亡仍在继续。

讽刺的是，金门大桥建造时，为了保护建筑工人曾设有和大桥相同长度的保护网。保护网一九三七年建造时耗费十二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美元），保护了十九名男子的性命——他们在施工时，时常意外坠落。大桥竣工前四个月，一段脚手架脱落撕裂了保护网，造成十名工人死亡，于是又花了另外十二万美元重新安装了新的防护网。大桥开通时，网就被移除了。

霍姆斯和其他桥栏基金会的志愿者（也包括我）开始积极与多方桥区工作人员接触、筹措资金。终于在二〇一四年，董事会推翻了六年之前的决定，一致投票用大都会运输委员会、加州运输委员会、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法三者提供的资金申请——建造不锈钢网。

“我们成功了！”苏·斯托里在投票结果出炉后兴奋地大喊。她是桥栏基金会的志愿者，她二十八岁的儿子在二〇一〇年跳桥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