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大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它横跨旧金山港口，连接马林县和旧金山的其他市县，它的建成可谓是建筑学与工程学的胜利。金门大桥雄伟壮丽、设计优雅，然而它也有黑暗的一面。从一九三七年开通至今，它一直是世界著名的自杀地点。

金门大桥之所以成为夺命桥，有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座跨越主要港口的桥梁，所以它的高度必须足以让底下的船只通过。桥基距水面上方二百二十英尺，从桥上跳下，相当于从二十五层的建筑物中纵身一跃。

第二个原因是，到达金门大桥很容易。桥的两侧有走道，西侧是自行车道，东侧是行人道，长度与桥长一致，而且全年开放。另外，桥的两端都有停车场，开往金门大桥的公共汽车也运营繁忙。

第三个原因是，有些人认为从大桥上纵身一跃为家人省去了搜寻遗体的痛苦。死者的遗体要么被海浪冲走，不见踪影，要么被海岸警卫队打捞上来。无论如何，至亲至爱不用见证血淋淋的遗体善后。

第四个原因就是桥自身的诱惑力。“自杀圣地”凭借其名声，往往会吸引大量抑郁的人群。没有其他地点能胜过金门大桥，每一次死亡都会让金门大桥变得更具吸引力。

如果金门大桥明令禁止自杀行为，那么以上原因就不会举足轻重。事实上，金门大桥是世界大型地标里唯一一个没有自杀警示牌的。现在大桥的栏杆太矮，只有四英尺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攀越或者跨越。原来的设计方案里包括更高的栏杆，专门用于防止自杀，但在决定设计方案的最后一刻，为了开阔视野，栏杆的高度被降低了。

肯·霍姆斯并不太赞成在桥上采取自杀警示措施，当然他也不反对，他其实并没仔细想过。到一九九〇年为止，马林县验尸所每年处理一到两起金门大桥自杀案件——死者的遗体被冲刷到县内，或者自杀者从马林县一侧跳下，没有坠入水中而是撞上了陆地。霍姆斯知道旧金山的验尸所每年会处理更多金门大桥自杀案件，因为负责打捞跳桥者遗体的金门大桥海岸警卫队就位于旧金山市内，一旦发生事件就会出动至现场，但霍姆斯并不知道他们处理的案件比马林县多多少，几乎没有人知道。不同于马林县，旧金山验尸所并没有把发生在金门大桥的自杀作为单独的死亡类别，它们被和其他建筑物的跳楼案（比如酒店）归类到了一起。一九九〇年，金门大桥海岸警卫队迁至马林县，于是马林县开始负责调查金门大桥上的大多数自杀案件。那时霍姆斯意识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严重得多。马林县每年开始处理三十至四十起自杀案件，而不再是之前的每年一两起。

在一起案件中，一名来自圣何塞的三十二岁男子谋杀了他的妻子，抓着他们三岁的女儿，驾车直奔金门大桥。两名大桥巡逻人员注意到他举止异常，在桥中央拦下了车要与他交谈。看到巡逻人员后，男子背对桥栏站着，把女儿高举过头，一下把孩子扔下了桥，随后纵身翻下桥栏。

海岸警卫队在十五分钟内从水中找到了父亲和女儿，彼此相距仅五英尺。海岸警卫队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对两人进行心肺复苏术，船靠岸后继续交给护理人员进行救援。父亲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躺在斯托克斯担架上，身上裹着毯子。霍姆斯注意到，“他的整个上半身皮下显著气肿，最明显的是嘴、脸、颈部和上胸部，以至于所有面部特征都膨胀起来”。皮下气肿是空气进入皮下组织后造成的皮肤凸起，当皮肤被触碰时，会发出异常的噼啪声。这通常是由于肋骨骨折引起的肺部塌陷造成的，或是因为面部骨折、支气管破裂或食道破裂引起的。海岸警卫队队员告诉霍姆斯，男子在水中被发现时并没有气肿，但是当他们持续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术时，气肿现象开始不断加剧。

这名叫凯莉的小女孩当时仍然活着。马林综合医院的急诊医生争分夺秒地抢救了她九十分钟，然而最终这场与死神的战斗还是失败了。

霍姆斯为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急诊室的一块抢救背板上平躺着，脖子上还戴着颈托固定，嘴里插着导气管，下方有一根导液管，一只手腕和脚踝上插着静脉注射管。霍姆斯可以看到皮下瘀伤和多处骨折。他并没有留下女孩的指纹，因为她太年幼，不必在数据库里留下存档。

档案里凯莉的死亡是第三起父母把孩子扔下金门大桥后跳桥自杀的案件，霍姆斯只能祈求她是最后一个不幸的孩子。

杜安·加勒特

湾区的著名律师、广播名人及民主党筹款人杜安·加勒特也是从金门大桥跳下自杀的。没有人目击到他跳下的瞬间，但有两个女孩发现他的尸体浮在桥下的水中。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也没有人认出他，所以他的身份并没有马上被确认。

如果在桥下找到了没有身份证明的死者，大桥巡逻队和加州公路巡逻队便会开始搜索大桥的停车处。他们会记下当时所有的车辆，然后三十分钟内返回。因为进进出出的车辆很多，如果两小时内汽车还在原处没动，那很有可能就是跳桥者的车。一旦巡逻员知道是哪辆车后，通常都能进入车内，因为一般这样的车门都没有锁，钥匙还插着，没有熄火，车的主人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警察可能会找到车主的钱包，钱包里可能会有身份证件。他们也许还能发现前座上留下的遗书。

在这起案件中，加州公路巡逻队发现了一辆被弃置的深蓝色一九九三年的雷克萨斯，登记在加勒特的名下。驾驶员一侧的车门没有锁，里面的相关文件证实这个体格魁梧、棕色直发、留着短胡须，一天前跳桥的男子正是杜安·加勒特。他享年四十八岁。

他的名字对于现场的警员或负责该案件的调查员加里·埃里克森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霍姆斯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霍姆斯当时已是助理验尸官、埃里克森的上司。霍姆斯很少听广播，也从不听脱口秀。

埃里克森和蒂伯龙警察局的一名警官一起前往加勒特家通知家属。他开口把消息告诉加勒特太太之后，她十分震惊。她说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埃里克森表达了哀悼，并对她说，第二天会带着她丈夫的随身物品再次拜访。

埃里克森第二天拜访时，在门前碰到了两名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两名男子脸色铁青、戴着深色眼镜和头戴式耳机。

“有何贵干？”一名男子问，语气并不友好。

埃里克森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说自己带来了加勒特先生的随身遗物。两名男子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埃里克森，然后其中一名男子打开门叫来了加勒特太太。门一开，埃里克森就看见里面有一群人。他很快认出了其中两个——副总统戈尔和他的妻子蒂珀。这就解释了特勤局特工为什么会在这里。

埃里克森和霍姆斯并不知道杜安·加勒特是戈尔的亲密朋友。他为戈尔以及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办过竞选活动。戈尔夫妇一听说加勒特的死讯，就从华盛顿坐飞机赶到了这里，为了和加勒特的家人在一起。

加勒特在政界广为人知，验尸所对其死亡进行了诸多调查，霍姆斯还发布了新闻稿，这是遏制坊间传闻的一种方法。其中一种传闻是杜安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债台高筑、被指控财务作假。他经营体育纪念品业务，他的公司在棒球卡市场崩盘时大量投机买卖，并被指控出售假纪念品。杜安在给他的律师和私人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误入歧途，但并未从不当经营中谋取私利，然而他的声誉还是受到了质疑。对于那些身处他这样的地位的人而言，声誉就是一切。但霍姆斯认为，一般民众并不需要知道太多细节，另外，信中并没有提到自杀。

坠落身亡

在杜安·加勒特自杀三个月后，霍姆斯开始进行另一起金门大桥案件的调查。这一次没有引起媒体关注，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考虑到验尸调查员漏掉了一条关键信息。

丹妮斯·艾奇逊，四十二岁，是一家游戏公司的卡片经销商。凌晨三点，她把车停在桥上，然后走到人行道上。这时正逢人行道天黑关闭之前，大雾弥漫，桥上只有几辆车，周围没有行人。一名女性驾驶员下班回家，从车上看到丹妮斯越过桥栏。这名驾驶员不知道，响应案件的警官不知道，验尸调查员也不知道——丹妮斯在触水前就已经死亡。

一名海岸警卫队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她的遗体，要在一片黑暗的浓雾中找到尸体绝非易事。

“我对那些找回金门大桥轻生者遗骸的队员表示由衷的敬佩。”霍姆斯说，“无论天气如何，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不分昼夜，与强劲的水流搏斗是家常便饭。他们被呼叫后不到几分钟就能到达现场。他们简直太棒了。”

值班调查员雷·尼科尔在码头遇到了海岸警卫队的船，拍摄了几张丹妮斯遗体的照片，然后跟着太平间的面包车去了殡仪馆，在那里褪去了死者的衣物，收集了指纹（因为她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还拍了几张面部照片并测量身高、估计体重（因为他无法借到秤）。尼科尔还记录了丹妮斯衣物上的标签、制造商和服装尺寸——因为有时候，这是唯一可以帮助确认死者身份的信息。然后他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以便金迪奇医生在尸检时参考。一份更完整的报告将在不久后出炉，用于存档，之后尼科尔便开车回家歇息了。

七小时后，早上十一点，霍姆斯在办公桌前接到了金迪奇的电话。“这起案件是谁处理的？”金迪奇问。金迪奇很少发脾气，但这次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是尼科尔，”霍姆斯说，“怎么了？”

霍姆斯升为助理验尸官后，金迪奇聘用了尼科尔代替霍姆斯原先的职位。尼科尔曾经是一名殡葬师，在治安官办公室工作并希望能专职担任这一工作。从书面材料上看，他应该是一名合适的人选。他应对死亡自在从容，而且已经通过了警察学院的学习，因此他可以对这个新岗位全力以赴。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他既不善于观察又没有好奇心。他与死者家属打交道还不错，但仅此而已。尼科尔是个大块头，六英尺四英寸，两百五十磅，个性很要强，最终导致了和同事之间的不断疏远。

“他有没有提到枪伤？”金迪奇说。

“什么？！”霍姆斯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了。

“她头部有枪伤。”金迪奇说。

霍姆斯一放下电话，便给尼科尔打电话叫醒了他。“你是不是打算把枪伤当作秘密？”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尼科尔好不容易开口说：“你的意思是？”

“金迪奇刚才来电话了，你昨晚调查的坠桥者头部有枪伤。”

尼科尔难以置信：“这不可能！”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霍姆斯说。

调查人员在不知道死者身份的情况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洗去脸部的血迹和污垢，然后梳理死者的头发，以便拍下一张清晰的照片。在这起案件里，丹妮斯的脸上没有任何血迹，主要是因为她即刻死亡，血液停止了循环，同时也因为海湾的水冲走了她可能留下的一点点血迹。此外，她的头发很多，所以梳理头发时，伤口很可能被遮盖起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尼科尔还是应该发现才对。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人向她开了枪，再把她扔下桥栏。每一起可疑的死亡案件，验尸所都会先将其当作凶杀案处理。

在收费区联系警方的女性说：“我看到她爬过桥栏，跳了下去。”她并没有提及看到任何其他人。

霍姆斯寻得了这名司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去了金门大桥区，找她面谈。这位女子告诉他，事发时周围没有其他人。她能看到丹妮斯仅仅是因为丹妮斯在一件深色夹克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白色的闪光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外，丹妮斯体形笨重，要跨过一侧的桥栏并不容易。

指纹匹配确认了丹妮斯的身份以及她住在旧金山的事实。霍姆斯安排人去了她的住处，她的一位女室友急得快疯了，因为丹妮斯没有回家，却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说她要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并打算在下坠时给自己来一枪，因为她不想体验触水时的冲击。丹妮斯有很长的抑郁史，先前她告诉室友说，如果有一天，她选择一死了之，她就会在跳下大桥的瞬间向自己开枪。这位室友说丹妮斯在几个月前的私人聚会上购买了一把九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枪一直没有被发现，也没有人想找这把枪——但这并不重要，知道这是一场自杀就足够了。

“感谢上帝有那张字条。”霍姆斯说，“如果没有，即便女司机没有看到其他人，丹妮斯的室友也很可能成为头号嫌疑人。因为也许有人在桥栏的另一侧，在旁人的视线外怂恿她跳桥，你永远都不会找到。我们很幸运，因为死者选择了写下来而不是口头相告。”

桥梁作业程序

当金门大桥巡逻队或加州公路巡逻队发现或被告知某人跳下大桥时，一名警官就会前往金门大桥的某个位置，该位置由灯柱号码决定。这座桥一共有一百二十八个灯柱，每个灯柱上都涂有一个数字。偶数编号的灯柱位于桥的西侧，照亮自行车道，面朝太平洋；奇数编号的灯柱在东侧，照亮人行道，面朝旧金山。灯柱等距排列，从马林县观景点的停车场开始，一直到进入旧金山前的收费广场。

如果有人目击了跳桥过程（事实上金门大桥百分之七十五的跳桥事件都有目击者），一名警官会将一个十九英寸长的海洋定位标记放入水中。它们被称作“烟雾浮标”。这些标记是由海岸警卫队提供并储存在桥上的，以便随时取用（但不能重复使用）。它们会发出烟雾和火焰，最长可达三十分钟。另外，这些标记还有负重，可以指示潮汐的移动方向，便于海岸警卫队展开搜索。在桥上，警察用双筒望远镜跟踪标记，并与海岸警卫队保持无线电通信。

发现金门大桥轻生者的遗体后，海岸警卫队的工作人员会将遗体送往马林县的贝克堡。验尸调查员先与处理案件的加州公路巡逻队的警官见面，警官分享他/她了解的相关信息，例如是否有目击者、是否找到带有身份证明的钱包，以及轻生者是否留下遗书等，然后调查员开始工作。

多数情况下，死者受到的损伤是相似的，即严重的挫伤、骨折和内脏器官受损。这与从极高处坠落的情况是一致的。大约百分之五的轻生者有肺部积水，这表明他们坠落时还活着，但随后淹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就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恐惧。

“有些人认为跳桥是一种轻松、轻快的死法。”霍姆斯说，“我想戳破这个神话。当你从桥上一跃而下，重重地接触水面时，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美。”

在这四秒钟的坠落时间里，轻生者的身体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下坠。下坠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到。外部的身体器官突然停止，但内部的器官仍然在移动。这些器官或者出血，或者被断裂的骨骼撕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从坠落中幸存。

在某些情况下，最大的挑战是确定跳桥者的身份。即便他们跳下时口袋里放着钱包，衣服也会因为冲击力支离破碎，随身物品自然就不知所终。

曾有一个案例，一名男子脚上穿着白色棉袜和七号半的罗科伯特牌黑色帆布鞋，在十一英里之外的斯廷森海滩被冲上了岸，随身物品只剩下这些，没有别的了。

霍姆斯向当地媒体求助，他在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给出了死者脚上的线索，并希望获得帮助。事实证明，一个夺人眼球的标题是关键。

“如果你只写‘验尸所想要查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霍姆斯说，“那么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它。如果你说‘海湾惊现穿着单鞋的脚’，那么读者就会有兴趣。”

几天后，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女士电话联系了霍姆斯。她是旧金山一家医院的护士。她说，自己的一位同事——四十九岁，名叫朱利安的男子两个月前失踪了。他因诊断出艾滋病而心情抑郁，从护士变成了病人。她还特意提到朱利安总是穿着黑色的罗科伯特鞋配白色的袜子。

朱利安的公寓已经被他的兄弟清理干净，但警方还是找到了一把剃须刀和一把牙刷。他们同时发现了自杀遗书和日记，暗示他有可能从金门大桥跳下。牙刷和剃须刀上的DNA样本与脚上提取的骨髓样本相匹配。据他的兄弟说，鞋的尺寸也是匹配的。

桥栏基金会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二十六岁学生从金门大桥跳下轻生。凯西·赫尔开着她的白色本田雅阁，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旧金山，黄昏时穿过了金门大桥。她把车停在了马林县一侧的观景点，从观景点步行上桥。中途，在七十一号灯柱附近，她放下了钱包和手机，爬过栏杆，纵身跃下。

她的车上有几封遗书。一封上写道：“精神是连接身心的胶水，但我的精神已经破碎了。它们曾经连在一起很久，但现在支离破碎。我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因为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拼凑起来了。”

一位桥梁工人找到了死者的手机，翻到联系人名单，按下了她的家庭电话号码。戴夫·赫尔接了电话。

“请问你在金门大桥上丢了手机吗？”男子问道。

“没有。”赫尔回答，一脸疑惑。

“你的女儿丢过手机吗？她的钱包被发现在桥上。”

赫尔和妻子珍惊呆了，坐着一声不吭。后来那天晚上，警方联系了他们。凯西的车在观景点被发现，桥上的人发现她的遗体后，海岸警卫队出动把她捞了上来。

戴夫·赫尔的世界停止了，无法继续运转。“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我好像还可以接近她。”他说，“这就像琼·迪迪奥[1]的故事一样。仅仅数小时，就把我和凯西活生生地分开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结局吗？”

赫尔的想法转向了自杀，但他还有个孩子，一个在家里需要他的儿子。尽管如此，赫尔还是记得，自己曾离自杀不过一步之遥。“自杀会传染。”他说，“让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时光依旧，赫尔渐渐找回了自己的生活。他写下了一首关于凯西的诗，并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旧金山海事国家历史公园的首席图书管理员。他处理掉了凯西的随身物品，包括她的车，尽管每一步做起来都很痛苦。

赫尔也开始谈起在金门大桥上设置自杀障碍的必要性。另外两个人——帕特里克·海因斯，他的儿子是金门大桥坠桥者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保罗·穆勒，他生意伙伴的亲人在金门大桥轻生。赫尔与他们两人成立了一个非营利、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组织，名为桥栏基金会。基金会有一个使命——那就是终结金门大桥的自杀悲剧。

该组织没有任何资金，却有一群热情的志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亲人跳桥轻生的悲痛。霍姆斯早期便是志愿者。他虽然没有亲人坠桥身亡，却有两个好友轻生——包括一名与他合作过许多案件的警探。

霍姆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反对关于金门大桥自杀案的媒体报道，尤其是按照年代顺序记录的报道。他认为这些报道会怂恿更多的人跳桥轻生。他相信如果没有公布数字，想要自杀的人就不会有动力来金门大桥。在超过十五年的新闻封锁期里，当地精神卫生专员成功游说媒体不再报道跳桥案件以避免传染效应，然而跳桥轻生者的数字不降反升。

霍姆斯意识到，限制媒体报道并不能拯救生命，只能隐藏问题，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如果沉默不起作用，那也许是时候大声疾呼了。

二〇〇七年，霍姆斯以桥栏基金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当时记录的金门大桥自杀者的总人数，将近一千五百人。还有其他数百起自杀案件被排除在外，因为无法确认——有的是遗体从未被发现；有的是发现的地点太远，与金门大桥没有必然联系。这一数字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因为在新闻封锁期，没有人知道自杀事件仍在持续发生，人们没想到数字那么惊人。

霍姆斯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里金门大桥自杀案件的人口统计数据。跳桥轻生者中的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四十岁以下（年龄低于国内大多数自杀者），并且居住在当地。尽管许多人相信这座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轻生者，但百分之八十五的自杀受害者住在湾区，百分之九十五住在加利福尼亚，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来自其他州或国家。

这份报告的发表日恰逢金门大桥开通七十周年。第一位自杀者轻生也正是在七十年前的那天。四十七岁的“一战”老兵哈罗德·沃伯在跨桥上走了一段，然后转向一名路人说“我最远就走到这儿了”，接着从一侧纵身跳下。没过多久，其他三名男子也跳桥轻生，此后便不断有人加入大桥上的“死亡队列”。

二〇〇八年霍姆斯发表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涵盖了之前十五年的数据，列出了跳桥轻生者的职业。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读这份报告可以看出跳桥自杀案的社会影响。职业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艺术家、护理员和家庭主妇——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轻生者中最常见的职业是学生，其次是教师。

两份报告都给金门大桥区的官员带来了新的压力——要求他们从各自管辖的职责区域内尽快杜绝这类死亡事件的发生。为了表彰霍姆斯成功引起社会大众对该问题的注意，美国自杀学协会在第二年的年会上向他颁发殊荣。这次大会恰好在旧金山举行。

二〇〇八年十月，金门大桥区董事会投票决定在桥下添加一个航海用的不锈钢网以防止自杀。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董事会第一次批准为金门大桥安装防自杀障碍物，不过这只是开始。同时，他们投票决定不使用任何桥梁专项拨款来为该障碍物买单，结果是，死亡仍在继续。

讽刺的是，金门大桥建造时，为了保护建筑工人曾设有和大桥相同长度的保护网。保护网一九三七年建造时耗费十二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美元），保护了十九名男子的性命——他们在施工时，时常意外坠落。大桥竣工前四个月，一段脚手架脱落撕裂了保护网，造成十名工人死亡，于是又花了另外十二万美元重新安装了新的防护网。大桥开通时，网就被移除了。

霍姆斯和其他桥栏基金会的志愿者（也包括我）开始积极与多方桥区工作人员接触、筹措资金。终于在二〇一四年，董事会推翻了六年之前的决定，一致投票用大都会运输委员会、加州运输委员会、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法三者提供的资金申请——建造不锈钢网。

“我们成功了！”苏·斯托里在投票结果出炉后兴奋地大喊。她是桥栏基金会的志愿者，她二十八岁的儿子在二〇一〇年跳桥身亡。

会上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全体起立为董事会鼓掌，董事会成员也站起身为这些家属鼓掌。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正是家属们直面失去亲人的悲伤、出席公众场合，靠自身的努力扭转了局势，促成了这项决定。

这是霍姆斯一生中最满足的时刻之一。他知道，因金门大桥区缺乏行动而受害的家属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自从一九三七年大桥开通以来，已经超过七十五年了，本不该发生的死亡事件接连发生。一旦不锈钢网安装完毕，打破魔咒的未来世代就会逐渐忘记这一场场悲剧。待网安装到位，亲友们不会意识到他们心爱的人虽然面临困境，但仍然好好地活着，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力的自杀磁铁已经失去了致命的吸力。如果不寻求他法，他们不会知道有些人曾经遭受过多大的损失——他们大多隐姓埋名，他们的亲人身临险境，因为跳桥轻生曾是那么容易。如今这座桥上已经不再发生自杀案件，自然没有太多人会考虑这些。他们更不会想到感谢为了成就今天，曾经努力过、奉献过的人们。这并没有关系，知道人们可以一览大桥结构的雄伟，那就足够了。这座大桥上的悲剧已经结束了。

注释：

[1]美国记者、剧本和自传作家。她的畅销书里曾讲述作者本人如何痛苦地接受丈夫和两个女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