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个汉字都保持着一个方块的独立领地，这块领地的占用又可以很自然地与其他字形和空地相呼应，彼此映衬，互相填补，于是整齐停匀中又有参差错落，这又是汉字的一种艺术素质。

汉字本身既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又是一种艺术的结晶。而进一步把这种结晶交由书家去进行艺术创造，必然使汉字艺术得到更为辉煌的宏扬。这是历史的需要，人类的需要。虽然不见得人们从它的出现起便自觉地把它当作艺术去创作，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现和形成本身已经先天地凝结着艺术的素质。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有意无意地随时都对它倾注着艺术的乳汁，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了多次的字体演变，更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书体，汇总成代不乏人，时有佳作名著的灿烂书史。

汉字有自身的艺术素质和结体规律，但同时又具有在有限的规律性范围内的无限可塑性、可创性。

俗话说字如其人。的确，每个人的字都有差别，正像每个人的面孔不同一样。其实，人的面孔能有多大的区别呢？眼睛、鼻子、嘴……的部位已经非常固定，然而人的妍媸〔yanchi沿吃〕差别竟如天渊，有的实在难看，也有的能够“倾国倾城”。字的书写也正如此，真可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东方朔传》)。字的结构本来不能任意改变，但我们所看到的字，有的能臻于心手会归、神融笔畅的高妙境界，而有的困顿疏陋，难于成形，优劣之别不啻〔chi翅〕云泥。这说明汉字的书写具有极大的能动性。有才能的艺术家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自觉地运用他们的慧心巧智，对书写艺术进行不断的探索，并总结出一些规律。

譬如，对于书写的艺术处理，概括起来就是对一块“白地”的分割安排问题，即所谓的“布白”。写字时留下来的“白地”与黑笔道必然形成一种反差对应，对这种反差对应必须做总体考虑才行，即所谓的“计白当黑”。这是多么高明的真知灼见。许多书法艺术家们便在这个“黑”与“白”之间显示独有的胆识格调，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传世名作。

再如，“揖让进退”、“互相避就”等结字规律。“揖让”是两方的态度，“进退”是彼此的酬答，首先双方的意识是以客气为原则的，两方必然有进有退，不可能都退，都退也是互相离心的，自然是该进者进，既有进者则另方必退。“互相避就”是说彼此既要互避，又要相就即又要补台，前一部分既要写出自己应有的体型，又要为后一部分的安排提供可能的方便，而后一部分必须就来势而应之，尽量补其所阙。这都是以礼仪辞令来说明一字同心的道理，甚是深刻。

还有的书家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归纳学书阶段的规律性。如唐代孙过庭《书谱序》：“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孙氏所说的始之“平正”与终之“平正”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始为结构通则，终为融会变通而出者。明代项穆将孙氏的这一理论更细致地阐述开来：“学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qi 期〕；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则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与欹，如耳目口鼻开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版定固窒〔zhi 智〕，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扑丑陋矣。”(《书法雅言》)清末刘熙载也对学书阶段的规律性有所概括：“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水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艺概·书概》)刘氏把学书的辩证过程归纳为“不工”——“工”——“不工”。第一个“不工”指用笔生疏滞粘，表现在笔画上自然“不工”。经过一段时间的揣度、体会，书者便可能对传统的笔法和规律有所掌握，于是作品变“工”。但变“工”也许预示着落入俗套的危险，于是还必须跨越“工”的拘囿，探求“不工”的天趣，这样才能自创新格，不随波逐流。第二层的“不工”正对应了孙过庭讲的只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时才能达到的丰神独绝的境界。从孙过庭、项穆到刘熙载把学书过程中这一辩证的逻辑规律，形象而系统地点悟了出来。

我们还必须强调地指出，汉字的书写之所以成为艺术创造，远远不只是一种图案的组合，更重要的是它把形象的美与外观的美结合在一起，不可想象，不成字、不成文的一些笔道拼摆，便能形成书法艺术。既然是书法艺术，写的必须是汉字，这毫无疑问，而且字与字之间必须连属成文，能表达一定的含意，此外还应该把书写者的精神风貌、喜怒哀乐融入笔墨中，这样，书写的作品才能是内蕴丰厚、意境深邃，有感情、有活力的艺术佳品。所以历代书家都强调书作的抒情性，以韵和法为手段，以抒怀写意为目的，情动于中而形诸笔墨。早在《法言·问神》中就点明“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扬雄把“诗言志”这一古老的文学命题扩展到书法艺术中来，明确地强调了书者的思想情感在艺术创造中的主导作用。东汉蔡邕《笔论》中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是对“书为心画”经典命题的深入发挥，也是“意在笔先”论点的前奏。王羲之曾说：“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论书》)“意”，指书者的主观感情和认识能力，它要本乎书法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内中包含有“法”。意存法之中，法受意表于外，只有法、意结合才能产生传世杰作。如颜真卿著名的《祭侄文稿》，这是为追荐侄儿季明所书的一篇抒发满怀激愤的悼文。麻纸墨迹，满篇痛如裂肤，情挚恳切，文同奔流，一泄而下，如泣如诉，如控如檄，的确是情至文成，文成而字顺，笔随情驰，酣畅恣肆。细赏其作，使转之间自是颜氏自家风貌，循理入法，合情应节，神采与光泽自字里行间流溢，极为精绝，堪称实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理想。只有在汉字自身的艺术素质基础上作更多的玩味琢磨，向更深的心境寻问消息，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书法作品。

我国的书法艺术在历史长河中高潮叠起，奇峰突现，绘成了一幅光灿夺目、繁花似锦的长卷。书法艺术作为历史传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很好地加以继承，更要循着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超越历史的高峰，去开拓时代所要求的新高峰，使我国古老的书法艺术的前景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