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义 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只要熟读经文和注疏即能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又如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zhan沾〕之逐鸟雀也’。谨对。”还有原题“请以注疏对”的。如答不上来，就写上：“对未审。”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加了“口问大义”，即用“口试”这种新的考试方法。规定问义应当众进行，问义结束时当即宣布考试成绩，以此来限制考官以个人好恶而取舍，让众人对口试进行监督。但执行时往往由考官单独口试，问答时又不做记录，因而出现舞弊现象。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平息众怒，重申命令“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便唱通否。”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复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礼部贡院又请皇帝废除口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请恢复口试。口试的方法比较灵活，但随意性较大，确实有复查无凭的缺点，容易给一些考官和考生提供联合舞弊的机会。

策问 这是沿袭西汉以来的“射策”、“对策”的考试方法，它是设题指事，由被试者做文章，题目的范围是当世要事和计谋策略，要求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人事、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或写出政论性的文章。它比帖经、墨义要求要高一些，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后来的读书人将每年考试的考卷旧策编缀起来，熟读烂背，“束书不观，专读旧策”，以应付考试。传说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考试时也曾和其他考生一起将此类书“携以就试，相顾而笑”。可见，久而久之，靠策问也难以考出真正的人才。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因有人反对诗赋而连及策问，结果诏令将二者并停，改试议论各一道。但由于议论空泛，难于把握取舍标准，未及推行而又复旧。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年(公元834年)又经过一次反复，变通之后又复旧。要求考生对经史和时务并加重视，在策问题目上，提出经史与时务兼顾，如策问五道题，其中经史三道，时务两道。其用意在于使考生古今并习，不致偏废。几经反复调整后，策问这种方法被延续使用。应该说，策问本身属于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限制了它的作用，后来，策问也渐重骈俪〔li 吏〕，也就同帖经一样，逐渐成为束缚考生思想的一种手段。

《昌黎全集》卷十四录有进士科策问13道，兹录其二道如下：

“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敝而已矣。夏殷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乌所谓三者之异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欤〔yu 愚〕？将其词隐而难知也。不然则是为谬说矣。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霸，亦有尚乎？无也。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循环之说安在？吾子其无所隐焉。”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he 何〕举其义而陈其数焉。”

诗赋 是后来加试的一种考试方法。鉴于考生多背诵经义和旧策，没有实才，于是就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之上加试一诗一赋，也称之为帖诗。诗赋比帖经、墨义更能考察考生的思想，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不过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yu玉〕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第中选。我们且看他后一首应试的诗：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

矩浮光滟滟〔yan厌〕，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文异，萦〔ying迎〕回水性柔。

似风摇浅濑〔lai赖〕，如月落清流。

潜颍应旁达，藏真岂上浮。

玉人如不记，沦弃即千秋！

这种试帖诗，多为12句，共六韵(也有16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这种格式在以后的科举考试里慢慢发展成一种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的八股文。

试帖诗中被世人传为佳作的，有中唐“大历十才子”钱起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所试《湘灵鼓瑟》诗：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祖咏的试帖诗《终南山望余雪》，写得也很洒脱：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诗构思新颖，诗境似画，但不符合考试规定的诗六韵的试律格式。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载：祖咏交卷时，考官诘问他为何尚差四韵，如此离格？祖咏答曰：“意尽。”诗四句已将终南景色尽收笔底，何须画蛇添足？

以诗赋取士也造成士子追求文章形式，着意词藻华丽，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的浮华之风。这与汉以来以儒术取士之方针相去甚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诏书曰：“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读书人经过省试(尚书省礼部试)合格了，只不过是取得了“出身”，还不能马上去做官。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吏部考试包括“书、判、身、言”四个方面。第一考“书”，即书法写字，试其“楷法遒〔qiu求〕美”。第二考“判”，即写另一种文体的文章，试其“文理优长”。第三考“身”，考察其相貌是否端正，试其“体貌丰伟”。据说有一读书人名叫方于，由于他缺唇连应10余科而不得录取。第四考“言”，考察其口齿是否清楚，试其“言辞辨正”。如果“书、判、身、言”这四项全能够通过，便可以授予官职。像韩愈这样的文豪，竟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就是说韩愈参加过四次省试，方才通过，又参加过三次吏部考试，一直未能通过。于是他企图通过当朝宰相推荐而得官，但他三次上书均无结果，最后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由此他才走上了仕宦之路。可见科举考试之艰难！即使通过了吏部考试，所授官位无非八、九品，其秩位并不高。不过从此便登上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因而读书人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