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火器开始大量地取代冷兵器，使得许多原来军队中的武艺失去原有的直接用于战场上厮杀的作用，成为一种体育形式。战场上的厮杀技术，正如戚继光说的，是“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纪效新书·论兵紧要禁令篇》)。一招不慎，便有杀身之祸。所以，实战的技术动作都是遵循战争的规律设计的，简明实用，整齐划一，很难形成什么流派。而当武艺与实战有了一定的距离，成为体育形式之后，便摆脱了这种束缚，可以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流派。

(2)随着武术在民间的发展，由于交通不便，通讯不灵，传来的武术就在各自的小天地里继续发展下去。另外，各地人们的身体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有一定的差异，即使同一种，或同一类武术在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架式套路。如长江流域一带的武术架式较小，拳势紧凑，被称为南派；而黄河流域的武术架式却大而舒展。

(3)不同的武术理论的出现，引出了新的武术流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明代以后，武术有了内、外家的区分，出现了与少林武术在武术思想上不同的内家武术，这对后来的一些拳术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武术的成熟，社会上习武的人越来越多。从宋代开始，民间出现了“结社”练武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许多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练武团体。这些组织在农村主要是为了保卫家乡，这是因为宋时的北方边境辽、西夏南侵日益严重，境内也是烽火不断，外患内忧，北方边境的居民更是不堪惊扰。为了抵御外敌，农民有习练武艺的迫切需要，于是出现了民间自发的自卫习武组织，如河北一带相当普及的“弓箭社”。乡民们不论家贫家富，每户各出一人，由乡民们自己推荐家业富足、武艺出众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和录事，大家称这些人为“头目”。弓箭社这类民间自卫习武组织，订有“社约”，有着严格的纪律，它们自己制定的赏罚规定，甚至比官府制定的还要严厉。弓箭社员各自备弓一张、箭30支、刀一口。各社自己选择一块空闲平坦的地作为演习弓箭的地方。每逢三、六、九日习射。练习的主要射法有两种，一是近射，就是将三尺长的小棍插在地上，在40步的距离射小棍，要练到每射必中才行。第二种叫“攒射法”，箭靶是用草扎成的人，颜色各不相同，由声音洪亮的社友手执一面红旗进行指挥，指向哪个草人，大家就一起射那个草人。乡民们在锄地时带着弓箭，砍柴时也佩带着刀剑。遇到紧急情况时，就击鼓集众，顷刻之间可召来上千人，而且都备好了武器、护甲和鞍马。(《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十四)

弓箭社等武术组织的大量出现，使普通百姓习武的机会大大增加。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传授武艺的私人武师，如岳飞年轻时，先跟着私人武师周同习射，又从师于当地有名的枪手陈广学习“技击”，终于成为“一县无敌”的武技家(《金佗编》卷二十八)。民间出现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武术家，如人称“李铁枪”的李全“弓马趫〔qiao乔〕捷，能运铁枪”，他的妻子杨妙真“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宋史·李全传》)

与农村里求生自保的弓箭社等习武团体不同，宋代的城镇中出现了娱乐性的习武团体。这类团体人数少的为“火”，人数多的叫“社”。除了像蹴鞠、打球等“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的团体外，还有一些武术组织，如南宋临安有“川弩弓箭社”、“相扑社”、“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等。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每社“不下百人”。“武士有射弓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梦粱录》卷十九)可以说，它们属于业余性余暇活动组织，有点类似今天的武术协会。这些组织主要是为了交流武技，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不少平民也自愿结社，因陋就简，“自置裹头无刃枪、竹标排、木弓刀、蒿矢等习武技。”(《宋史》卷一九一)

这类武术社团，一般都有社约，并推举武艺高者为教头，带领大家练武。这种市民娱乐性的武术组织在太平时期的城市，特别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有较大的发展。

清初，各地相继出现许多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如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还有青洪帮、哥老会等江湖组织。多以劳苦大众、乡村的贫雇农为基本群众，组织的手段是练武、治病、互济等方式。有些分支的组织就是以练武的特点命名的，如红枪会、顺枪会、小刀会、义和拳等。少林拳术在全国各地开展，由于是秘密传播，全凭口耳相传，所以流派众多，各立门户，自成体系。

由于武术的成熟及其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在明代以后，关于武术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在这以前，由于习武的人大都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武夫，师傅教徒弟也主要是通过口授身传，因此，武术的经验没有被很好地总结，也不可能广泛地交流。明代的戚继光，在中国武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戚继光虽然一再提醒人们分清那种只图好看而不实用的花法武艺和实战技能的区别，但并没有忽视拳术在身体训练方面的良好作用和一些器械套路中的有用成分，因此，他认真地总结了明代优秀的拳术和棍法、枪法、狼筅[xian 显]法等，在他的《纪效新书》中有图有文，记录得一清二楚。与戚继光同时的唐顺之(公元1507—1560年)和俞大猷[ you 游] (公元1504—1580年)也都是文武双全的武术家，在这一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戚继光的著作外，下面的这些著作也包含大量的有关武术的内容：宋代的《武经总要》、《角力记》；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何良臣的《阵纪》、王圻与其子王思义的《三才图绘》、俞大猷的《剑经》、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茅元仪的《武备志》、程子颐的《武备要略》、唐顺之的《武编》、《荆川先生文集》、郑若曾的《江南经略》、谢肇淛〔zhe浙〕的《五杂俎》、程宗猷的《耕余剩技》、洪转的《梦录堂枪法》、玄机和尚的《拳经拳法备要》、程真如的《峨眉枪法》；清代吴殳(公元1611—1695年)的《手臂录》和《无隐录》、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烟水山人的《万宝全书》、黄百家的《内家拳法》、王晫〔zhuo〕的《兵杖记》、徐珂的《清稗类钞》等等。

由于学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多，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才能掌握门类这样繁多的武术，人们也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戚继光提出，拳术可以使手脚灵活，肢体敏捷，是初学武艺时应首先掌握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何良臣也认为拳术是武术的基础，应该先学拳术，再学棍术，一旦掌握了拳法、棍法，那么，其余的器械，像刀呀、枪呀就很容易学习了(《阵纪》)。另一个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用人们读书先读《四书》来比喻练习棍术在器械武术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旦学会了使棍，其他兵器也就都会使用了(《剑经》)。

武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武术内功的出现。明清时期也是气功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气功著作大量出现，气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得到空前普及。武术与气功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武术与气功的结合，易经筋和太极拳的出现标志着武术技击与内功修炼的结合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在此之前，古代的气功导引术主要用于治病保健，并不强调内壮外勇，而易筋经则跳出了医疗保健的轨道，不再以治病防病为目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强身壮力，以“气盈力健，骨劲膜坚”为目的，因此，成为少林武术家必修的基本功法。

从此，内外结合，交修互练就成为中国武术的一大特点，中国的武术家也同时是功力深厚的气功家。

中国武术这株奇花异木，萌芽于人类懵懵[meng 猛]懂懂的远古时代，经过几千年血与火的磨砺，终于在封建社会的晚期结出了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