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啊，观赏这件瓷器，

吸引我的是它的绚丽，

它来自一个新的天地，

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艺术。

多么诱人，精致超俗，

来自中华，它的故土。

在输入中国瓷器的同时，欧洲人还开始仿造。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就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再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则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了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从此名声大噪，生意兴隆。制瓷业因而成为产地所在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漆器也从中国输入欧洲。法国在17世纪已经仿制成功。当时马丹一家制作的漆器，享誉欧洲。他们制作的仿中国的花鸟漆器最受欢迎。伏尔泰专门在自己的诗中称赞说：“马丹兄弟的漆柜，超过了中国的艺术。”精致美丽的漆画还进入欧洲宫廷。法国著名的彭巴杜夫人，就是一位漆画的爱好者。为了装饰她所居住的蓓拉孚宫，彭巴杜夫人订购了大批漆画。此外，德国和法国还兴起了对上漆的轿子的爱好，法国更将轿子进一步发展为轿车。

大量的中国工艺品和绘画等艺术形式的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影响了欧洲人对美的鉴赏与追求的品味。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艺术发展中出现的“洛可可时代”或“洛可可风尚”，就明显地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是追求轻飘活泼，线条丰富，色调雅淡，重自然雅趣而不重人工雕琢。

在洛可可时代，最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就是园林艺术。1743年，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写信给巴黎的友人，详尽报道了被他称为“园中之园”的圆明园的美景：

这是人间的天堂。人工的河流不像我们那样对称匀称地安排，而是布置得如此自然，仿佛流过田野一样，沿岸两旁镶着一些凸凹的石块，自然而无雕琢。河流的宽窄不等，迂回有致，如同萦绕天然的丘石。两岸种植鲜花，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就像天生如此。

后来，王致诚又把中国画家唐岱、沈源所绘的圆明园40景的副本寄往巴黎。圆明园图景在法国和欧洲引起了极大兴趣。从18世纪后期，法国一些贵族开始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在私人花园里建造亭台、楼阁、宝塔，布置小桥流水、石岛假山。通过法国，洛可可风尚还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最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的建筑，是德累斯顿郊外、易北河畔的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庇尔尼茨宫建筑采用东方大屋顶的特殊结构，侧面的凉亭都是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另外，卡塞尔的领主也仿照中国村落建造“中国村”。村子命名为“木兰”，所有建筑物都是中国式平房，在村落附近的山麓有一条小河，称为“湖江”。至今，这个“中国村”的旧址上还有塔和魔桥仍然保留着。中国园林与园林艺术在欧洲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欧洲学者承认：“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歌德在其《伤感主义的胜利》剧本的第四幕开场白中，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中国的花园：

我想说的，

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千百年来，在中国同西亚、北非以及欧洲各民族之间，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彼此的了解接触和交往，却一步步在发展和扩大着。双方古代的人民，以水滴石穿的顽强精神，骑在驼峰马背上，驾着风帆舟楫，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奔波在茫茫戈壁、草原、碧海，使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由涓涓细水，发展为蜿蜒的小溪，再汇聚为奔腾的江河；由只鳞片爪的信息，到表面浅层的认识，再到深层文化的探究。由于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因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端，大致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而在西方，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西亚(一定意义上含南亚)、北非和欧洲先后扮演了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主角的角色。双方陆上和海上交通路线也就会随着这种角色的变换而发展，彼此文化交流的内涵也起着变化，并且逐步扩大。直到新航路开辟，伴随着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西之间的交通才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文化交流也逐渐脱离古代的轨道，进入了空前大高涨的时代。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高涨，却是以血和火为媒介，以无数侵略与反抗、掠夺和屈辱为代价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