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为解决发挥理性的能动性问题，开辟了宽广的理论基地。黑格尔获得的丰收，正是在这块基地上辛勤耕耘的结果。黑格尔重视历史，尤其重视哲学史，而在哲学史中又特别重视他的理论的直接前驱者。因此，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批判吸取的康德、费希特、谢林的思想成果所占的比重最大，就不是偶然的了。

黑格尔把人的理性客观化、绝对化，变成独立自存和自行发展的“无人身的主体”，变成整个宇宙。从而把具体人变成理性的环节，变成从属于理性的东西。这种唯心主义歪曲的荒谬是很清楚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认为，这是黑格尔从康德的倒退，贬低了人的地位。这种观点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为事实上，正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把发挥人的理性能动性提到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康德、费希特、谢林，都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提出理性是自由的、自由作为人的本质等问题。康德把斯宾诺莎从认识上提出自由的问题，推进到从实现意志(也即从实践意义上)提出自由的问题。费希特发挥了卢梭关于奴役别人的人自己亦不自由的深刻思想。谢林的早期思想也非常激进，他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干脆称为“人的革命”，这个革命要从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开始，而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但是，对于自由的全面认识，以及如何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黑格尔的前驱者们还远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当然，黑格尔也没有达到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不过，他确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首先，他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异化概念，因而从本质上解释了奴役和不自由的原因。人的奴役和受奴役是异化使得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丧失所造成的。黑格尔的论证表明，不仅异化的发生是必然的，扬弃异化也是必然的。不难理解，黑格尔的这些理论创造都是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刻思想。

关于扬弃异化的问题，即克服奴役和受奴役的不自由状态，以便“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注483，在黑格尔关于实践所作的概括中作了深刻的回答。当然，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是黑格尔所不知道的。但是，这种实践观的萌芽似乎已潜藏在黑格尔的体系之中。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实践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都是以概念为本质，从而都是概念的体现，实践的本质自然也是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克服异化、疏远化、外在化，达到既克服主观片面性又克服客观片面性，即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黑格尔这种论述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就是指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而这种实践之所以能取得成果，则在于这种实践是有中介的。就是说，实现自由的目的性活动是一种不断借助把客体化为手段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过程。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这样的深刻思想：“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要高的东西。”注484此外，黑格尔还猜测到，实践包括而又高于理论，以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的准绳，等等。当然，必须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实践活动被表现为“无人身的”理性(概念)活动。这种活动，除了在黑格尔体系中作为“强制性的结构”而存在，实际上确乎是不存在的。但是，能否由此就说，黑格尔的论述是无中生有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黑格尔所做的，不过是把人类真实的实践活动歪曲成“无人身的”理性活动，充实在他的“强制性的结构”里。人们所疑惑的问题：在黑格尔最唯心的体系里何以会处处显露出深刻的唯物主义内容，也许可以从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吧。可见，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理论形式所概括的内容，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包含着人类许多真实的实践过程。

自由、异化、实践(包括异化的产生与扬弃)，这些黑格尔作为“无人身的”理性的特性，实质上就是他以歪曲的形式所揭示的有理性的人的一些特性，或者说，就是人性和人的本质及其丧失和复归。由此可见，黑格尔实际上打破了把人看作“自然的人”，从而把人性和人的本质看作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也正是由于力图从人的历史发展来考察人性和人的本质，从而使黑格尔在人的评价这个问题上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

费尔巴哈的功绩，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在长期思辨唯心主义统治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费尔巴哈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观点，表现在他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批判之中。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尖刻的，并且是有巨大影响的，他把人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的尘世，揭示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就到此为止了。他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尘世人的真正本质，他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超出把人看作“自然的人”的水平。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早期阐述的关于人的观点是费尔巴哈的，或者说，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运用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他与费尔巴哈的出发点是否相同。我认为，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把变革现实的政治批判作为出发点。相反，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包括恩格斯在内)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就是从变革现实出发的。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评价人性和人的本质时，注重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并非只是在成熟期，而是一贯的，尽管这中间存在着认识的深浅不同。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论述上，从一开始就与费尔巴哈的观点有质的区别；马克思在运用费尔巴哈的观点时，赋予了新的含义，进行了有批判的保留。

在马克思看来，必须承认人是血肉之躯，人有自己的类的繁衍史，但却不能承认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特征和历史。同样，应当承认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从而也应当承认人类有自己理性活动的意识形态史。但是，理性活动的意识形态史却不构成自存的独立基础，相反，它受人类当作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生产实践史所支配、所决定。因此，必须从人的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来考察人性和人之为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必须把人如实地看作实践的人。

然而，人们从事生产实践又总是以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所以，还必须从社会关系去把握人性和人的本质。同时，又必须注意，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决定一切的活动，因而，生产关系必然是人们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决定一切的关系。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够比较确切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所作的理论概括。例如，他指出人的实质或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注485，“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注486，“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487。这其中，显然都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所概括的这个思想，作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们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演变成为社会其他一切演变的最终基础，从而人们的生产和生产关系也必然成为其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核心内容。

可见，私有制和伴随产生的阶级，以及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有这些使人类本质丧失的异化现象，也都只能从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史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些异化现象的最初产生和通过改变形式所完成的更替，应该说都不是偶然的，而乃是生产实践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反对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在他们看来，所有先进思想家从文艺复兴以来所梦想的理想的人，即获得真正自由的、才能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只有在人类生产实践发展到需要把上述异化现象统统送进坟墓的时候，才能出现。在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生产分工在人们身上的消极影响，才能由于人们的全面发展而趋于消失。注488人们这时也才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人。”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学说，并不是抛弃以往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毋宁说是经过批判扬弃，在自身中以更为丰富和发展的形态包含了这些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