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闻一多所同时感受的两种文化形态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对立。一方面，学成归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感受落差，古老的中国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缤纷灿烂，在现实社会，它危机重重，已经丧失了历史典籍所显示的那种生命力；另一方面，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闻一多真正地步入了中国实实在在的人生，步入了那与沉积的文化相一致的苦涩沉闷的社会生活，命运的折磨这才算是真正地展开了。前一个方面促使诗人对我们的古老文化痛惜不已，这一段难以割舍的真挚的感情终于聚集起来，在心底熊熊燃烧着；后一个方面则促使诗人对现实生命的感受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年青的与古老的两种文化都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运转着，发展着，它们各自所占有的诗思的空间再也无法平行共存了，矛盾、对立势所难免。闻一多格外尊重诗的感觉、诗的情感，他无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调和，无意削弱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情感，这便诞生了《死水》这一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以“自相矛盾”取胜的奇特的杰作。
闻一多深厚的民族意识和他深刻的现实感觉紧紧地缠绞在一起，矛盾与对抗把诗人的情感锻炼得格外的峻急而凌厉。《死水》、《发现》、《一句话》这样的名篇固然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但我们更应当看到，这绝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它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文天祥《过零丁洋》)，没有郭沫若《炉中煤》的俏皮，没有后来抗战诗歌那样的英勇，甚至也没有诗人前期创作如《我是一个流囚》、《忆菊》那样的单纯，一种严重的受挫感是闻一多爱国主义情感的实质——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因爱国的受挫，这是怎样独特的体验呢!深刻的现实体验让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腐朽的现实社会中，在中华民族“不肖子孙”的把持下，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软弱无力，多么的虚幻啊!他深味着社会的与文化的腐朽，因这样的腐朽而寝食不安，寝食不安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闻一多在“死水”包围之中“自我矛盾”的种种情感吧!于是他在“发现”中失望，压抑自我又终于忍无可忍，迸出石破天惊的“一句话”，终于又悲愤至极，禁不住发出了对“死水”的诅咒,“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443页。。
对于闻一多这么一位真诚而执着的爱国知识分子而言，保卫和发扬民族文化这一目的可以说占据着其精神追求的主要部分，这一目标在现实社会的受挫必将对诗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便决定了《死水》在思想艺术特征上与《红烛》等前期创作的差别。
我认为，在思想内涵上,《死水》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便是它的“矛盾”性。这一矛盾又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诗的选题与情感基调的反差。是爱情诗却没有必要的热烈与温馨，倒是凉似古井，寒气逼人，如《你指着太阳起誓》、《狼狈》、《大鼓师》；是悼亡诗却又竭力克制个人的情感冲动，摆出一副铁石心肠，如《也许》、《忘掉她》。其次是在一首诗的内部所存在的矛盾，或者发生了出其不意的“突变”，如《洗衣歌》是含诟忍辱的行动与不甘受辱的意志之矛盾,《你莫怨我》是言辞上的洒脱与情感上的偏执之矛盾,《春光》是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之矛盾,《你看》是挣脱乡愁的努力和挣而不脱的事实之矛盾,《心跳》是宁静的家庭与不宁静的思想之矛盾,《什么梦》是生存与死亡两种选择的矛盾,《祈祷》是对中国魂的固恋与怀疑之间的矛盾,《罪过》是生命的不幸与旁观者的麻木之矛盾,《天安门》是革命者的牺牲与愚弱大众的冷漠之矛盾。其中,《口供》一诗是闻一多矛盾性人格的真切呈现,“白石的坚贞”、英雄、高山与国旗的崇拜者，这是为我们所熟悉、为世人所仰慕的“道德君子”,“苍蝇似的思想”却又是人之为人所与生俱来的阴暗的一面，饱经沧桑的闻一多在洞察世事的同时对自我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他看来，人本来就是伟大与渺小、美丽与猥琐的奇妙结合，光明与黑暗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东方老憨”性格稳定的和变化的方面：他能够如此真诚、如此坦率，道他人未敢道之言，的确还有几分“憨直”之气，但与之同时，他却又不愿以忠厚朴实的“老憨”自居了，这显然又是认识的进步。“东方老憨”性格变与不变的两方面冲撞不已，构成了闻一多自我人格的矛盾性，而人格的矛盾性又形成了诗人情感与感受的多重特征，他再难以中国传统诗人的“统一性”来驾驭自己的创作了。
情感与感受的多重特征又形成了闻一多诗歌在思想内涵与形式选择上的“互斥”效果。众所周知，作家对形式的选择永远都属于一种“搏斗中的接近”，作为习惯，作为先在的规范，语言形式似乎天生就与个体性的人存在距离，尤其在最需要利用语言潜能的诗歌创作里更是明显。不过，一般说来，经过了诗人选择过程中的“搏斗”，诗歌文本最终还是出现了一幅思想与形式相对协调的“圆融”景象。但是，与我所看到的“一般说来”不同，闻一多似乎没有最终实现这样的圆融,《死水》文本里，他所选择的语言形式仍然与思想内涵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仿佛搏斗尚未结束。无疑，闻一多的精神矛盾是他自由意志的表现，我们很难再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他想象飞跃，跨越时空，但是，他所选择的语言形式却又是严格的古典主义样式，均齐的音顿，均齐的句子，均齐的段落乃至均齐的字数，刻板的语言造成了对自由思想的极大的压力，而活跃的思想、变幻的意象又竭力撞开封闭的形式外壳，这就是思想内涵与形式选择上的“互斥”效果。比如《一个观念》,“隽永的神秘”、“美丽的谎”、“亲密的意义”是闪烁着的抽象的意念,“金光”、“火”、“呼声”、“浪花”、“节奏”则是互不相干的物象，它们都沉浮在诗人思维运动的潮流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显示了诗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多种情感与感受交替作用的产物，最终诗人也没有进入一种稳定的、单纯的“意境”。“五千多年的记忆”在感受中呈现为“横蛮”与“美丽”两种形象，这表明闻一多的爱与怨、追求与反抗并没有得到妥帖的调配；以上“反意境”的自由运动的思绪却又被桎梏在一种非常严谨的形式中，各句基本上都由四音顿组成，各句字数大体相等(10或11个字)，两句一换韵，颇为整齐，诗人的自由思绪在忍耐中冲击着形式，忍耐与冲击就是闻一多思想与艺术的“互斥”。沈从文说《死水》的“作者在诗上那种冷静的注意，使诗中情感也消灭到组织中”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载1930年4月10日《新月》第3卷第2期。，这是说“忍耐”；臧克家读了《一句话》之后认为:“我们读了这16句，觉得比读10个16句还有力量，此之谓力的内在。”臧克家：《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载《诗刊》1929年4月号。这是说“冲击”。
当然，这样的“互斥”也让闻一多的创作陷入了一种困境，他的自由思想与古典形式之间是这样的难以契合，于是他“苦吟”，他反反复复地修改，而最终也未必就满意了。他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闻一多：《致臧克家》，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381页。有时，他自己也感到工整的语言与“整个诗的调子不协调了”闻一多与闻家驷说《洗衣歌》时就讲过类似的话，参见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闻一多诗歌中的这种“互斥”现象是十分独特的。《女神》包括了雄浑与冲淡两种风格，雄浑磅礴之气大体上使用着一种绝对自由化的语言，如《晨安》，冲淡恬静的意境又盘绕在一些大体上和谐、有章可循的诗行里，如《晚步》，郭沫若的多重心态都顺利地找到了语言的依托；徐志摩的诗歌从本质上讲也是现代自由个性与古典美学精神的结合，但他却能恰到好处地把古典美学的均齐消融在现代语言的自由感上，均齐渗入骨髓，正如盐融于水，我们反而没有感到什么外在的压力了。虽然郭沫若与徐志摩也差别很大，但在“传统—现代”这一复杂的心态调整过程中，他们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削弱了诸种文化追求的锋芒，成功地实践着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消化、吸收，从而最终维护了感情与感受的统一性，也维护了思想追求与艺术选择的统一性；在闻一多所偏爱的几位青年诗人如臧克家、田间、艾青、穆旦等那里，现代自由精神又基本上完成了对古典情趣的改造，在一个新的超越性的层次上，他们寻找到了与自身精神追求相适应的现代的散文式诗行,“互斥”不复存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唯有闻一多被死死地嵌入了文化的夹缝，于是他注定要摸索、挣扎。
这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述的“东方老憨”精神。从闻一多认同这一中国性格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不知不觉地与传统的典型形态拉开了距离，过分的诚实，诚实到不放过自己的每一点感受，这确实是在进行一种危险的自我颠覆活动。颠覆让自我的文化追求矛盾重重，让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支离破碎。就这样，闻一多沿着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走过“红烛”，走进“死水”，一步步地拆解了他自己所确立起来的传统心理结构。
自然，在历史的背景上，闻一多的整个拆解过程是饶有意味的，带给后人无尽的启示，但对于闻一多本人而言它却未免有些残酷。他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分裂是许多诗人(如他的同仁徐志摩)所从来不曾有过的。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也很难长久地生活在思想与艺术的“互斥”之中,“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奇迹》)如此畅达自由的抒情达志终于没有完成，新的“奇迹”迟迟没有降临，于是，我们的诗人结束了他痛苦的诗歌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看，闻一多诗歌实践的中止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自我拆解之后一时难以重构的结果，中止本身就是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在现代社会难以顺利调整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