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潮小说家中格非的形象因为那连绵不断的“格非迷宫”而显得有些神秘。他进进出出于“迷宫”游戏的乐此不疲的追求固然给读者许多诱惑，但其中故弄玄虚的色彩也让读者在望而生畏的同时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而格非本人对此则似乎毫无意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他也不想改弦更辙，他甚至以《迷舟》《褐色鸟群》《青黄》《风琴》等几乎每一部小说完成一次变本加厉。发表于1990年第2期《收获》上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更是他陶醉于“迷宫”式写作的一次登峰造极的表演。对于他来说，“迷宫”不仅仅是一种智慧，一种故事方式，而且更似乎是他本人精神存在的一个家园。因此，任何企图把格非剥离“迷宫”的努力都注定了徒劳无功的结局，正如海明威曾说过的：“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这是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它继续存在着，永远有生命力。”自然，本章对《敌人》的解读也不存此奢望。

一

表面上看，《敌人》具有家族演义的色彩，它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具备许多结构上的相似性。《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和《敌人》中的子午镇同样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都是凭着浪游的戏班子维系着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布恩迪亚家族和赵氏家族的命运也都为某种阴影所笼罩，只不过对于布恩迪亚家族来说这个阴影是家族生出猪尾巴的神话；而对于赵氏家族的后代来说则是关于那场遥远的大火的记忆和恐惧。此外，发黄的羊皮手稿，灵验的预言，乱伦，众多的私生子以及为儿子寻找生父的女人，在被打开的尘封已久的小屋与早已故去的老者的“对话”，跟随戏班子的浪子等等《百年孤独》中被化解开了的碎片都幽灵般游荡在《敌人》的各个角落。但是，毕竟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和赵伯衡的那些发黄的宣纸讲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事”。格非正是借助于家族的框架，让小说中歧义丛生的故事颠沛流离于历史和现实、真实和幻境之间，从而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居于迷宫表层的是赵氏家族由历史向现实逶迤而至的灾难，它以绵绵不绝的姿态彻底摧毁了一个庞大兴旺的家族和这个家族的子子孙孙。在这里，小说的标题“敌人”得到了第一种意义上的解释，作为一种灾难，“敌人”成为赵氏家族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存在，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朦胧的，几乎宿命般地统治和笼罩了赵氏家族的历史、现实以及黯淡的未来。小说灾难的信息最初是从“引子”部分传达出来的，“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场发生在清明节的“大火”，“从傍晚一直烧到第二天拂晓”把赵家的庞大作坊、阁楼、房铺烧成了一片瓦砾遍地的焦土和废墟。它不仅烧掉了赵家世代靠勤劳和聪慧建立起来的全部家业，而且还几乎直接杀死了刚毅的赵伯衡和他的儿子赵景轩，并成为一道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嵌刻在赵少忠及其子孙的人生路途上。显然，大火是赵家直接的灾难和第一个真正的“敌人”，它直接制造了赵家的没落。尽管相对于赵家后世子孙来说，发生在历史时态中的那场大火是那样遥远，但实际上“大火的印象”已经成了赵家代代相传的禁忌，对大火原因的寻找成了赵家共同的隐秘和渴望。小说其后所展示的接二连三的灾难都与“大火”有着隐隐约约的联系，它是赵家一切灾难的源头和背景。

如果说“大火”是赵氏家族的第一大“敌人”和灾难的话，那么死亡则是小说描绘的第二大“敌人”和第二大灾难。传说中的赵伯衡虽然“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天里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拳，他想积攒起残存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但是那丝光亮仿佛是耗尽了油的灯芯草尖上的火星，在风中扑闪了几下，旋即就熄灭了。”而赵景轩“这个忧郁的中年人承袭了先辈沉默寡言的秉性，却染上了一种颓唐散漫的习性。他整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慵懒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林中四处晃荡”，他把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直到五十五岁时死于疟疾。虽然，在“引子”部分小说叙述的两次死亡具有某种自然性，其灾难意味更多地凸现于主人公的精神生命内部。但是，这种“精神”死亡其实才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死亡，在此意义上赵家后代子孙的死亡无论多么莫名其妙，更深层却总是一脉相承的。大火烧掉了一切，更烧掉了从精神上维系赵氏家族的某种根本性东西，这也天然地赋予了赵家各种生命的飘浮性和无根性。然而，从“死亡形态”来看，相对于历史祖先赵伯衡和赵景轩的死，“现实”中的子孙们的死则更多某种意外性和阴谋性，这也可以说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这些死亡中，如果说赵少忠女人在一个大雨之夜吃有毒的花瓣而自杀具有一种主动意味的话，那么其他人的死亡则无一例外是被动的，在主人公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若隐若现的“敌人”。这也是小说“迷宫”特性的一次显露。在赵少忠六十大寿的时候，赵龙的儿子猴子意外地在大水缸中溺死了，而事实上那么高的水缸缸沿上还积了一层滑溜溜的冰，猴子本是爬不上去的。显然，猴子的死亡已经传达出一种谋杀的信息，只不过谋杀者没有露面而已。这之后曾经在偃林寨遭到打劫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的赵虎又陷入了“死亡”的追踪之中，他一度被迫栖息在破庙里的草堆之中以躲避那如影随形的隐形杀手。然而，木船修好第二天一早就可离家的消息，虽然把他“在子午镇蛰居的这个漫长的春夏曾经带给他的一连串不愉快”以及“内心潜藏的不安”在微微的醉意中化为乌有，但赵虎却终未能完成他的“胜利大逃亡”，在出走前一天的夜里他横尸家门。而杀手则在赵少忠的视线中露出几个背影“大模大样地拨开竹林的枝条，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尽管赵少忠怪诞地掩埋了赵虎的尸体并试图让赵虎的死亡销声匿迹，但腐烂的尸体最终还是被从桑园中挖了出来。此时，柳柳也似乎在劫难逃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在院子里传出的磨刀声又一次回荡在她的周围，在那个闷热的夏季她常常被尖刀在砂石上发出的声音惊醒，从赵虎从偃林寨逃回来的那个晚上起，她一直感到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在他脸上，他躲躲闪闪的目光从那件血污染红的衬衫上，从那座破庙的阴影之中，从一个月明星稀的天空深黛色的背景中迭现出来，使她不寒而栗。现在他的死亡使她心中积存已久的谜团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一堆乱麻”。从此，她开始时常彻夜不归并莫名其妙地怀了孕，她整天昏昏沉沉，对于外界事物敏感的触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得迟钝了，她甚至觉察不到季节的变化。而她生命最后的形象也最终凝结为一个狂奔的逃命的意象，“她漫无目的地在田野上狂奔着，她跨过一道道的沟壑，最后钻进了那片横亘在她面前的密密的苇丛”，在那里面她惨遭杀害。这接踵而至的死亡不仅彻底埋葬了赵家大院残余的一点生命气息，而且“人们对赵家大院接连不断的葬仪也早就习以为常，一切庄重的禁忌与葬规似乎成了多余，人们稀稀拉拉簇拥着那口棺材，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一些细琐的往事，一路小跑消失在树篱的背后”。一个生命的消失，就如同一片洒落的树叶寂然无声地归于大地，甚至不能激起外人心中的一点涟漪，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然而灾难却似乎永无穷期。两个外来的瞎子又无情地预告了赵龙的死讯，这使乌云密布的赵家大院雪上加霜。赵龙觉得一切恍若梦幻，“他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去多年的幽灵”。无论赵龙怎样枉费心机地追寻两个瞎子的下落，也无论翠婶怎样夜复一夜地在赵龙房门上上锁，“接连不断的倒霉的日子”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天终于显出了中止的迹象”。他根本无力跨越他生命的大限，哪怕在死神面前他终于看清了父亲苍白的脸，他的死仍然无可挽救。至此，赵家大院的败落和灾难也达到了高潮，不仅那块带有禁忌意味的家族废墟被出卖给了二老倌，而且赵家大宅“那座摇摇坠坠的房梁随时都会倒塌下来”。死亡已经扼杀了赵家的一切生机和生命，使它没有了未来，只剩下了一个灰暗的穷途末日，连哑巴也最终离开了它。因此，除夕之夜的那个葬礼就不仅是为赵龙送葬，而是为赵虎，为猴子，为柳柳，为黄狗，为整个赵氏家族送葬，为赵家的兴盛、败落以及不可捉摸的命运送葬。

在目睹了赵家接踵而至的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无法抵挡一个不期而至的追问：赵家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小说正是借助于标题“敌人”和“引子”中的大火构成了这个疑问，并以一个年老家佣的话道出了某种猜测：“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掉这一族，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另外，好好的水龙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也许有人用木塞将水龙头的喷水管堵住了。”这样，小说就以陈述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与家族灾难相关的问题：谁是这场大火的肇事者、纵火人或罪犯？是“上天”的旨意，还是有人故意放火？无论是哪一种结论，这个“敌人”似乎都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上天”是命定的劫数，是不可违逆和逃避的自然之力。通常，它反而更容易使人平静地接受这种命定的安排，因为，自然性的毁灭或打击固然会使人恐惧痛苦，但它毕竟是暂时的。如果赵家的大火是偶然的事故，那么赵家后人重建家园应该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赵伯衡没能走出这场大火，其后辈赵景轩、赵少忠也没有走出这场大火。显然，真正打败他俩的并不是这场大火本身，而是另外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一个他们所独自面对的外在的敌对世界，一个人为的世界。当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都流传着有关火灾的各种传说时，当大火从铁匠铺、木器铺、鞋店里同时窜出来时，当好好的水龙怎样也压不出水来时，这种意外的巧合本身就是对偶然性的一种否定，使人们很难相信这只是上天的旨意和安排。因此，悬念、恐惧、仇恨和阴云般的疑虑均由此而生。那么，潜藏在灾难背后的真正敌人是什么呢？

二

“谁是敌人？”这声追问不仅是作家有意设置的迷宫纽结，同时也是主人公们面对灾难时的心理纽结。“敌人”已经不仅是一种灾难性的人生处境，而是已经幻化成了一种精神氛围，一种永恒的心理威胁。它对主人公们心灵的伤害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了一个赵氏家族的毁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不仅那场大火的纵火者在小说中面目全非，而且在几乎所有具有凶杀意味的场面中，我们始终看不到“敌人”的面孔，或者至多看到一个背影、一个水中的倒影。这样，由于“敌人”的隐形化，在主人公心中其就被进一步强化、抽象化和世界化，整个宇宙都在他们心中作为一种“敌人”而存在着。因此，“敌人”也就成了他们沉重的心狱，它使真正的大火以及各种死亡灾难都虚幻化了。它不仅彻底谋杀了他们生命的激情，甚至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精神真空状态。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彻底的孤独。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打垮了赵伯衡这个刚毅果敢的老人，他把晚年的时光都消耗在对村子里的人名的书写上。“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人物对于孤独的深刻体验，同时也道出了那个“刚毅的老人”被打败的真正原因。宣纸上的名单喻示着这位老人独自面对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完全敌对的世界。但这种对立未必完全是外界强加于他的，并不是村中每一个人都存心与赵家为敌。只是巨大的恐惧和怀疑使他无法摆脱火灾噩梦的纠缠，即便他确实有能力在废墟上重整家园，他也无法真正战胜他内心的敌人，这个敌人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蛰伏于意识深处，成为他内在言语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词，成为他身体内部一个深入骨髓的毒瘤，并且不断增长弥漫于他的血液中，吞噬着他的生命。而且，他还把怀有巨大恐惧的这种孤独症像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遗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用来破译这些名单中潜藏的真正的家族敌人，并把不相干的人名“一个个划掉”，他的脸也“渐渐呈现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也许，只有“划掉”这一动作才可以减轻他内心中的巨大恐惧。十年之后，长大成人的赵少忠也未能摆脱这一噩梦的纠缠，即使在他结婚的时候，“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他生命的更多日子里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居住，他天天起得很早，“坐在后院廊下的那处护栏石上，一锅接一锅地吸着旱烟，在渐亮的天色中，看着井南边的那排阁楼发愣。有时，他整天缩在那间尘封的斗室里翻阅着一本本发黄的旧书，有时独自一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墨河的堤岸走到赵家的墓地上”，“当他的目光偶然掠过那边沙土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沙土上写满了模模糊糊的字迹，在一层雪花的掩盖下，他能够辨认出地上写着的那些人名。他被自己的行为吓得不知所措，仿佛地上的字迹是由另外一个写出来的一样。他的眼前渐渐呈现出父亲和祖父脸上镌刻着的迷茫的神情……”他不仅视村中所有人的目光“充满敌意”，而且几乎跟自己的儿女们也毫无交流。赵虎“在独自一人面对父亲的时候总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尤其是沉默不语的时候，他更是手足无措，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像是对沉默上了瘾，在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中似乎掩藏了无尽的心思”。赵龙也几乎没有跟父亲说过话，“每到他们独自面对的时刻，赵龙总是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而柳柳、梅梅也无不有孤独的癖性。对于父亲“柳柳几乎从来不敢正视他那张冷漠的脸颊”，梅梅则更是很少跟赵少忠讲话，赵家人总是孤独地固守着他们的内心，他们无法沟通，无法对话，仿佛都患了失语症。至于哑巴和翠婶，他们作为外乡人最初并不具有赵氏家族所共有的孤独多疑的特征。哑巴是随着戏班子来子午镇的。他对戏班子的迷恋使人很难把他看作性格孤僻的人，因为戏班子总是和嘈杂热闹的场合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他被赵家正式收留之后，当他真的仿佛已成为赵家的一员时，哑巴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他躲躲闪闪的目光像是包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沉默寡言”使柳柳担心，认为他的聋哑是装出来的，“她害怕有一天他会突然说出一两句什么话来”。翠婶是在经历了宫塘镇上那个触发情焰的夜晚之后来到赵家的。她对赵少忠难以说明的恋情使她无法抗拒赵少忠躲躲闪闪的目光对她的诱惑。最初我们在小说中还能听到她爽朗的大笑，但当她渐渐与赵家融为一体时，在她脸上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尽管她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外来人，一个旁观者”，但她最终也被大火的阴影所笼罩，甚至她有时觉得自己亲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她感到自己在笼罩在这个大院上空的命运的迷雾中越来越远，除了心中尚存的她对于未知将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她日益觉得心力衰竭，疲惫不堪”。可见，大火、死亡等一连串的灾难以及这灾难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共同铸造了赵氏家族孤独的心灵，他们在孤独的存在中咀嚼和回避灾难，但沉重的心狱却注定无法摆脱。

其二，无名的恐惧。如果说孤独构成了主人公心狱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么恐惧则是遥相呼应的另一层面。赵伯衡、赵景轩晚年的恐惧和害怕自不必说。就是外表不失长者威严的赵少忠，虽然在家族和镇子上扮演着权威角色并受到尊重，但他的胆子却像“菜籽一样大小”。一个黑影在楼梯拐角处划亮一根火柴就足以使他魂飞魄散，“骨碌碌地顺着楼梯滚了下去”；散落的豆子“像水珠一般溅落的声音”也使他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他的脸上永远镌刻着焦灼和惶恐，“像一块发了霉的朽木”。而恐惧多疑症甚至已成了女儿柳柳对于外界环境的超常感觉方式，成为一种被应验的不祥的预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向她昭示了未来发生的一切”。赵虎一踏上子午镇也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着。他总感到在那条船修好之前有一件什么事在等待着他”，他不但磨了一把尖刀带在身上，而且甚至到了不敢回家住的地步。但赵虎的死是小说一开头就注定了的。三个外乡女子用几只脏兮兮的花圈给赵虎拜年，就仿佛宣布了赵虎的死刑，而他也真的就死了。至于赵龙，他不但觉得“这个荒芜的大宅好像从来都不适合他居住，它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他总是渴望远离它，或者希望有一天它在地上消失”。这种近乎怪诞的感觉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而且，他生命的末日几乎就全是在恐惧中度过的，“用一根树杈抵住门，躺在凉飕飕的床上”，他久久难以入睡，“赵虎的脸上被固定的惊骇的表情不时在他眼前闪现，那把在他的身体上没入很深的尖刀使他感到胸口一阵阵发麻，村里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的脸在空气中隐伏着，他一遍遍地在黑暗里聚敛着那些散乱的目光，最后他看到了一副枯树般的瞎子的脸”。当死亡来临时，他已经丝毫没有勇气反抗已过于苍老的父亲，“他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正把他的躯体一片片撕碎”。也许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他的父亲，因为内心的巨大恐惧已经事先杀死了他，所以这间小屋里发生的事才会“像拂过旷野的轻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是翠婶也时时被梦幻般的“莫名其妙的惆怅”缠绕着，“她记不清赵家大院是从哪一天开始倒霉的，在这个空阔的大院里待了几十年之后，翠婶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赵虎的猝死带给了她一丝隐隐的忧伤，除此之外，她更多地感到了恐惧，这个院落的平静的外表之下似乎一直隐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发现小说所展示的主人公的恐惧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对灾难、对死亡、对“敌人”的恐惧；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命运和报应的恐惧，是一种心理真实。当柳柳第一次在楼梯上发现死鼠时，她只是奇怪，“老鼠怎么会死在这儿？”而当她不止一次地在楼梯上看见死鼠时，同一事件的简单重复就有了令人恐惧的意味。当第一次“赵家的郎猪被剥掉皮还从地上立起来在地上到处乱窜”时，它也许会引人发笑，而第二次它就成了可怖的事情了，“送葬的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它因此成为一种凶兆。这些凶兆连同遍布小说中的传说、预言和梦境共同传达出一种不祥的命运气息，成为主人公精神恐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孤独和恐惧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生的变态。由于创伤性的经验，主人公们总是在意识中放大自己想象中的敌人，并在不断的压抑中引起不断的焦虑。这事实上在他们的心狱中已经再造了一个敌人，它不仅仅是一种幻象，而是直接成为主人公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判断，成为对周围事物的一种态度，成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它既是对孤独中恐惧的深刻体验，同时也是一种不断被反复体验着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世界被认定为“充满敌意的”，是“我”的对立面和“敌人”。反之，“我”也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对立面，“我”也成了世界的敌人。这正是解释主人公们怪诞行径和变态人生方式的关节点。

三

格非的小说向来注重故事，他善于运用博尔赫斯式的机智把小说的情节和悬念营造出一种戏剧性效果，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然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利用错位的情节在阅读过程中得以重新组合让读者在真相大白后的恍然大悟中实现阅读期待的艺术手法，格非不仅拒绝对小说最初的悬案提供答案，而且在小说结束时，反而会给读者留下更多的疑问。它的故事不仅不和“游戏”同步结束，而且在故事结束时，游戏才真正开始。这也许就是“格非迷宫”的精奥所在。在《敌人》中情节链的补充已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连最初那场大火的悬案是否解决也变得毫无意义。小说中正式出场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与那场火灾几乎没有任何关联。那场大火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印象”。它是作者在引子部分为小说中的人物设置的一个阴影，一个“红色的影子”。重要的是这个影子对人物究竟施予了什么影响。而对读者来说，它是智力游戏中的一个陷阱，诱使读者过分专注于破译手稿中的秘密，而把真正的悬念保持到最后，从而使作者在这场智力角逐的游戏中始终占据主动，同时也避免了读者由于提前破译或者说阅读期待的提前满足，而使故事变得索然无味。因此，我们发现，《敌人》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说世界，在这里既存在一种隐喻的大方无隅的哲理世界，一种写实的深入奥秘的心灵世界，又存在一种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世界，一种能触目惊心的人类现实世界。它们形影相随，无法分开。这个世界好像包孕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预言，云集了人类所创造、所想象、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现实，主观的和客观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使读者在恍惚和清醒之间徘徊，在现实和非现实中徜徉，并在幻境中理解真实，在真实中融入一个神秘的世界。

虽然，在小说的行进过程中，“谁是敌人？”这个悬念得到了部分应答。比如猴子似乎死于麻子之手，而麻子与赵少忠有某种暧昧关系，赵龙也确确实实死于赵少忠之手，我们在打雷的光亮中看到了赵少忠“苍白的脸”。但小说开头破空而来的第一大悬念“谁是纵火者”并没有得到揭示；赵虎的被刺死和柳柳的被奸杀也都是悬案未破；三个被划去的人名也被赵少忠丢进了火盆难见天日，三个人名仿佛三个巨大的问号连同那只燃烧的火盆成为主人公记忆中的巨大纽结……格非正是通过悬念的增殖和情节的流失过程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可能性的“迷宫”，它既带给读者不尽的诱惑，也为小说文本增添了神秘的魅力。概括起来说，《敌人》的“迷宫”建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非判断性叙述。《敌人》最大限度赋予了小说情节直达本意的功能。格非坚持只作陈述而不作判断，从而使阅读过程成为读者参与创作的过程，成为一种智力游戏。通部小说完全贯彻了陈述的原则，一切都只是过程的叙述。即使在唯一的一段关于主人公心理的描写中（第五章第13小节），那段未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由支离破碎的意识流动碎片连缀而成的大段回忆，也还是以陈述事件的方式来表现的，关于人物心理活动以及性格逻辑的发展究竟怎样，作者似乎并不比读者知道得更多。他的唯一的兴趣似乎仅仅在于如何巧妙地使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文本的叙述时间错位，从而不断地制造悬念，使读者始终在“是谁”“为什么”“后来怎样”这一连串的追问中保持一种阅读期待。同时，小说的语言和故事也据此获得了一种客观性效应，它使那些神秘梦幻色彩的故事在语言上获得了一种真实性。

第二，暗示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敌人》是一部充满隐喻的小说，作者有意识地抹去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瞎子的预言和柳柳的梦兆的准确应验，使最为平常的事件也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它在我们心中引发了一种捉摸不定、朦朦胧胧的情感。这使我们不但不能够肯定在这个世界中、真实与幻象之间是否真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而且也无法判定作者所选择的世界的真实性质。初看起来，这部小说完全恪守着写实的原则，没有什么过分的夸张和虚幻的色彩，一个家族因为一场大火而衰败，这是平常的话题，而一旦作者以暗示性写法来代替原原本本的描述时，事件本身就具有了更多的意味，同时也构成了象征。钱老板的花圈店正对着赵家的院门，这可能是完全偶然的细节，但在赵家不断被“死亡”事件困扰时，这种不寻常的重复，便使原本最为平常的事件突然间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成为一种与死亡做邻居的象征。赵家大院本身是灾难的承受者，然而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它本身就已成了灾难的一种象征，“鸽子、小鸟以及所有的活物都离它而去……赵家大院的每一个人都渴望逃离它”。而象征之外，我们更多的应注意到这部小说中星云密布的暗示，可以说理解暗示，正是解读这部小说的钥匙。暗示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的省略，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神态都可以成为暗示性语句。翠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赵少忠传递着天真的暗示”，她在为赵少忠赶做的鞋帮上绣上一朵晚茶花包，在为他缝的被子里夹上一缕自己的黑发。这种意味深长的表示是否被对方觉察和领会，需要一种默契。而在柳柳被奸杀的场景中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一束灰色的光影”和“敲击她后脑勺的那件东西像一根捶洗衣服用的木杵”。这根“道具”使我们联想起了三老倌曾把一只“扒灰用的木榔头”塞到赵少忠手中……这个暗示性的场景，由家族长者履行的这个仪式仿佛是古老的“初夜权”的象征。但谁是凶手？是那个有着众多私生子并时常使柳柳恐惧和心慌意乱的三老倌，还是那个“在她梦中萦绕多回的人”——父亲？而柳柳请女尼圆梦的场景则进一步暗示了这个梦中的乱伦意味。这几乎使赵少忠作为罪犯的可能昭然若揭了。猴子的死在小说中也始终是个疑问。赵龙小时遭到赵少忠毒打本不会“生出孩子”，我们通过暗示才能推测出猴子的真正父亲恰恰是那个被他称作祖父的人。赵少忠显然同猴子的母亲——那个如花似玉的外乡女子之间有一段超出名分的私情。第五章第13小节那段无标点回忆中将猴子同那场羊圈里发生的偷情场景联系在一起似乎证实了猴子的身世。于是以往所有朦胧的暗示突然间有了明晰的意味，为什么赵龙父子有时会像兄弟一样；为什么赵少忠停留在猴子身上的目光会“像蛇一样游开”；为什么当三老倌戏称猴子为野种时赵少忠会“像被雷击了一下”等等疑难问题顷刻间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而赵虎的死似乎可以免除赵少忠的嫌疑，但他在埋葬赵虎时“慌乱之中他好像是自己亲手将赵虎杀死的一样”这暗示性的情节也隐约透露了他内心的某种隐秘，至少我们可以从凶手近乎“大模大样”的离开中猜测出赵少忠与凶手不同寻常的关系。至此，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外表”的家族统治者，恰恰就是这个家族的最大“敌人”，几乎每桩命案都与他有关。当他把世界认定为自己的敌人时，心理上的巨大恐惧和病态的虚弱反而使他在行动上最终成为整个世界的“敌人”。他最不能容忍的敌人是离他最近的人和最为熟悉的人，只有当这些人陆续死去之后，他才终于从病态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枯皱的脸上泛出早已消失的红润光泽”。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少忠甚至对灾难和死亡有着潜隐的期待：“在过去平静的岁月之中，他总是被隐约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灾难在他身边降临的瞬间，那种压抑之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在格非的《敌人》中，作为情节纽结的“敌人”，既是主人公心狱的症结，同时也是小说结构的动力，它以一种悖论式的存在营造了一种迷宫氛围。作为主人公的赵少忠和家族其他成员一样都有着对“敌人”的恐惧，虽然他曾努力压抑这种恐惧否定“敌人”的存在，并总是扮演一个否认并为罪犯开脱的角色，他所不断重复的“猴子太顽皮了”“没有人能活那么久”“没有人和我们过不去”这些解释其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最终他还是自己作为敌人凸现出来，赶尽杀绝了家族中几乎全部的生命，从而印证了戈尔丁的一句名言：“一伙人与另一伙人生来是没有两样的，人类的唯一敌人存在于人类的内心。”然而，那个纵火者，那个家族的真正敌人依然在迷宫深处微笑，赵少忠的解脱恐怕注定了只是暂时的，前途依然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