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到来了。虽然诸多“宣言”是出现在1985年，但这时已有不少作家已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寻根”自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和阿城的《棋王》甚至已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寻根小说的发轫之作与扛鼎之作，另外，这一年中，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冯骥才的《神鞭》、矫健的《老人仓》等作品也颇为引人注目。以《北方的河》和《棋王》为代表，它们在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探求当代人的生存同历史文明之间的源流与因果关系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1985年是寻根小说最终获得理论阐释并成为显在的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年代。上一年底的“杭州聚会”引出了新一年中的理论自觉。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自觉不是首先产生在理论家那里，而直接由一批一直埋头创作的作家按捺不住激情而提出的。4月号的《作家》推出了韩少功的文章《文学的“根”》；5月份的《上海文学》推出了郑万隆的《我的根》；接着，第9期《作家》又发表了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7月6日的《文艺报》发表了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之后，一些理论家如李庆西、季红真等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上述作家的阐述基本上可以概括寻根小说的诸种特征，而且还进一步引导了尔后的历史文化主题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一次“理论引导创作”的成功设计，有的评论家在论及这一点时指出：

“寻根派”作家以理论推动现实的作法，开创了此后文学操作的一个基本模式。使小说现象从自发变成了有组织的，从盲目和偶然变成按一定观念预先设计的，从散兵游勇变成“山头主义”……凡此一切，均自寻根派始。……这种率先命名、率先树旗的做法，不仅仅显示了新锐作家主动出击的精神，更重要地，它表明概念、理性、观念因素在文学现象中比重的提高。(18)

不管怎么说，寻根理论的倡导对文学创作现象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否存在像有批评者所认为的“观念大于创作”的问题，观念的自觉总不是坏事。它不但表明这些作家在进入了“现代”和“世界”这种新的开放语境中时民族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就构成了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寻根”在字眼上不免有“民族主义”甚或“保守主义”之嫌，但它毕竟不同于以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那些狭隘和封闭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在充分肯定了“西方”和“现代”等至关重要的当代观念因素之后，受到西方某些创作现象的成功“启示”之后提出的，它既在姿态上保持了开放，又在立场上找到了自尊，由此获得了充分的自信心。

从作品的内容倾向来看，大致上可以把1984年和1985年前后的寻根主题小说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文化的源流、构成与特征的发掘与透视；二是对自然文化遗产同当代人生存关系的揭示。严格来讲，后一种主题所寻求的“根系”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互相亲和的思想，但由于创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它又同追寻大自然的浪漫主义主题和关注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存在”主题相接近。

关注文化主题的作品主要又分为两类，一是关注文化的历时（历史，过去时）形式，这类作品数量居于少数，比较典型的有贾平凹的《商州初录》（1982），冯骥才的《神鞭》（1984）、《三寸金莲》（1985），韩少功的《爸爸爸》（1985），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均为1985），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喜马拉雅古歌》（均为1985）等。上述作品所叙述的虽然不一定都是过去久远时空的历史，但这些故事内容和其文化特征却带有明显的原始色彩，它们是历史文化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原始“板块”。这些作品通过对某些历史文化意象的重新感知，摆脱了以往对社会历史的简单的“进步—倒退”的二元对立的观察视角，而代之以新的二元转化和依存的“结构性”的评判立场。如“辫子”本是以往人们表达对传统文化的讽刺与揶揄的一个意象，而在冯骥才的《神鞭》中却具有了二重文化特性，成为民族文化中集智慧与愚昧、勇敢与盲目、英雄气概与精神胜利的悲剧根源于一体的一个象征，读后让人回味无穷。在这方面，韩少功的《爸爸爸》更具代表性，在这篇作品中，故事的时间背景被有意淡化和抽离，但就其表现的文化特征看，无疑又是具有“过去时”特征的。大山深处，云彩之上，居住着一个仿佛与世隔绝、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的村落：“鸡头寨”。这里的人们愚昧而淳朴、善良而好斗，这种秉性十分贴切地表现了文化的原始状态。小说通过一个富有象征色彩的人物“丙崽”更加集中地描绘了这种特征。丙崽生来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小老头，他全部的语言和知识只有两句话：“爸爸爸”和“×妈妈”，这种具有蒙昧特征的语言似乎表现了原始部落氏族文化的某种残存。同时它又形象地指证了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生存关系与“恶”的特征。愚昧与恶的因素作为文化的基本积淀体现在了这一人物身上。然而正是这一人物给鸡头寨人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影响，当鸡头寨人与邻近寨子发生冲突而“打冤”时，他们却把这个平日当作“出气包”打骂的小老头的“爸爸爸”和“×妈妈”的两句咒语当成了“阴阳二卦”，他们设祭占卜，把丙崽咕哝的一句“爸爸爸”认定为“胜卦”，于是全寨老少出动，加入了混战，结果大败亏输，死伤惨重。最后，寨中长老仲裁缝熬制了毒草药，让全寨剩下的妇幼残弱集体服毒，剩下的青壮年则唱着古老的歌谣，走向“深远的山林”——另一个世界里去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丙崽却没有死，他又回转过来，仍然坐在断垣残壁上，咕哝着那句永远的咒语：“爸爸爸”。显然，《爸爸爸》这篇小说是多解的，它所表现的这个充满了神话、民俗、宗教和原始自然特征的世界，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和悠远的新的小说艺术空间。加上作者对通常叙事逻辑的有意破损和留白，使得它更具有了斑驳陆离、朦胧闪烁的复杂韵味，为80年代中期小说艺术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范本。

然而，对照韩少功首倡“寻根文学”的观念，及其所寻找和用以“镀亮自我”的“楚文化”的承诺，人们也会发现，在寻根小说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矛盾：难道作家们所要寻找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就是这种样子吗？类似丙崽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载体，又能为今天的“文化重建”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参照呢？无疑这是一个困境。不过也正是这个矛盾，促使寻根文学迅速放弃了“重铸民族文化”的功利目的，向着审美和虚构的“新历史主义”过渡和转递。虽然，对于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主义思想运动而言，这并非是一个福音，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却是一个好的兆头。

马原和扎西达娃等人的西藏题材系列小说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由于神秘的宗教氛围的笼罩，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文化主题更加玄奥复杂和具有神奇魅力，但是他们所展现的富有原始色彩的宗教与自然文化，同样使人们看到了它神秘和蒙昧的两面性。

第二类文化主题的作品，是关注于文化的共时形式，即那些着力表现“积淀”（李泽厚语）在当代文化心理或人格构成中的某些传统因素的作品——用西方理论家的话说，是“种族记忆”（弗莱）或“集体无意识”（荣格）。这类作品同鲁迅等现代作家所进行的文化自省与批判有相似之处，但评判态度却不相同。鲁迅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国民劣根性”曾作过无情的批判，而在这些作家笔下，传统文化则经常闪现出它固有的善和美好的一面。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他的许多表现陕西秦川人生活风俗的作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就多方展现了淳朴善良、守德好义的古老民风。当然，在表现这些好的传统的同时，也写出了落后文化因袭的一面，阿城、郑义、李杭育等人在表现传统文化的现代积淀时大都表现出这种二元辩证的立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当推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棋王》所着重表现的，是传统老庄哲学、禅宗文化的一种当代性的人格映像。在风暴扫荡的“文革”年代，在最为贫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主人公王一生，这个天性柔弱的人物可以说达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超然境地，他以彻底的坦然释然和无求无欲来适应艰苦而无望的生活，并进而达到了一种超乎世俗之上的个体精神的“自由”境界。吃食——哪怕是最粗糙的食物，以及棋艺和交游自然，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充分的自足与自在。这一切恰好同其生存环境的困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种人格行为与精神存在方式，同传统的中国禅宗哲学与老庄思想，可以说是有着必然的内在统一性的。小说最后用富有传统体验美学意味的笔法，将王一生下棋的绝技与境界写成了一种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融通的生命至境，从而乘物游心、随心所欲、无往不胜，完全达到了生命的自在与自由状态，使富有禅宗思想色彩的传统人格与生存方式在王一生身上又焕发出自由创造的力量。

《棋王》在寻根小说热潮衷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传统文化”的表面形态，而是从内在文化心理和精神上再现了传统，而且使之在审美的意义层面上，充分显示了民族文化的内在精髓与力量。而且，这个小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它将一直停留于较为浅表的政治主题的“知青小说”，一举推向了“文化小说”的境地，淡化了其特殊的“题材”属性，而强化了其文化属性。另外，对于道家与禅学思想的无意识中的亲和与宣扬，也使这篇小说的“话语成分”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具有了中国神韵和文化根性，这是一个不期然的、却会长久发酵和影响深远的变化。

不过，《棋王》也并非没有缺陷，美化和“玄化”王一生式的人格，同对于老庄哲学、禅宗精神的深入索解之间，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更为深层和可靠的关系。而对于这种中国式的生存哲学本身的苟且与妥协，其与现代理性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负面价值也没有予以揭示，因而，又显得缺乏更深刻的文化与美学意蕴。

相比之下，在对传统文化“积淀”的处理上较为辩证的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这篇小说似乎是有关“创世”和“治水”神话的一个现代演绎。作为“大禹的后辈”，小鲍庄人与生俱来地与水患结下了不解之缘，生存的需要使他们团结、仁爱，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力量，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祖祖辈辈愚昧贫困的命运，不幸与欢欣、贫穷与自慰构成了他们永恒的生活内容，这正是民族几千年历史中生存与命运的缩微和象征。苦难不断地降临，在一场洪水到来之时，集中了全部民族美德的少年“捞渣”，为了抢救村庄中的老者鲍五爷而死，成了村庄人继续生存的代价和精神力量的象征。这个故事形象地讲述了民族传统精神与民族悲剧命运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过，就这篇小说的内容处理来看，深层意蕴的具体展示尚不够明确。因此，作为另一个由知青小说蜕变为文化小说的例证，将它放入到“寻根文学”之中，确乎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