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新旧调和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旧两极论”的“回应”和“调解”。但这不仅没有迎来“新旧论”的积极认同，反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对立和冲突从“新旧”两派之间扩展到了与“调和论”之间。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阵营的“新派”来说，它面对的不仅是“旧派”，而且还有“新旧调和派”。“新派”健将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在坚持“破旧”的同时，展开了同“调和论”的论争。在“新派”看来，“新旧”之间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哪怕“新旧”从其本性上讲是相对的），要确立“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最典型的莫如陈独秀的一句“非此即彼”的论式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8]这种两极对立的逻辑，并不因“新派”具体说明上的差异而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汪叔潜对“新旧”不可“调和”的论断。他这样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净尽，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19]对陈独秀来说，即使实际上最终有“新旧”调和的自然结果，但也不能作为主观的愿望来主张，因为这是人类惰性的作用，是文化史上的不幸现象。这种完全从消极面看待“调和”的论式，反过来又成为“新派”主张“矫枉过正”“偏激”“取法乎上”的根据。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派”现在多被认为是“激进主义者”，并不过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是“无谓的精神亢奋”。

更主要的是与“新派”对立的“旧派”，即所谓“食旧不化”者，以当时“新旧”激烈冲突的北大为例，比较典型的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辜鸿铭这位拒绝任何“新”事物的“旧派”人物，把“旧”的一切合理化，其令人惊讶的言论（当然还有行为），如果在这里列举，就等于是一本正经地引用那只能作为“谈助”使用的东西。北大之外的“旧派”非难北大之内的“新派”，甚至采取了人身攻击和借助当政的卑劣手法。林琴南就是代表之一。看看他名为《荆生》的小说和他的《致蔡元培函》，便可清楚。

总之，五四时期对于“新旧”的“态度”和“立场”，大体上说有三种：一是“崇新”，二是“尚旧”，三是“新旧调和”。前两种形态，旨趣相反，但其思想逻辑都是从“新旧不兼容”的前提出发而立论的。试图站在“新旧”之间的“调和论”，其出发点则是建立在“新旧”可以“兼容”的基础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就是在“新旧”这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其冲突亦复如是，但更集中在“崇新”阵营同“尚古”“新旧调和”阵营之间。这可能表明，五四“崇新派”“在运用自己的理智上”，有着十足的勇气和自信。这不是来自“新”的强势语言，而是凭借“现代性”作为后盾。

至此，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新旧之辨”做了一个实际上仍是梗概性的讨论。回过头来，“新旧之辨”从晚清走到五四，我们能看到什么变化呢？第一，无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新旧”都有了大大的扩展。“新旧”被泛化到广大的领域和对象中。与“学”紧密相连的“新旧”，变得同似乎是无所不包的“文化”密不可分；基本上是“具体”的“新旧论”，获得了“抽象性”的层面。第二，从它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力和左右力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科学和民主”的符号都没有它引人入胜。只要是事物被赋予“新的”性质，它同时就获得了合理性和正当性。在“理论”和“事实”的另一边，横卧着“崇新”或“尚旧”的价值信仰。是因真而信还是因信而真，这之间的界限已难分辨。第三，“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开始占据上风。与此相应，出现了“新旧调和”的第三者，它试图化解冲突，但更多的是被拒绝。

注释

[1]汪叔潜：《新旧问题》，见《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291页。

[2]如李大钊的《新的！旧的！》《新旧思潮之激战》，朱谦之的《新旧平议》《新旧之相反相成》，伧夫的《新旧思想之折衷》，孤桐的《新旧》，蒋梦麟的《新旧与调和》，潘力山的《论新旧》，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远生的《新旧思想之冲突》，等等。

[3]一些人一直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主张“破”，这对胡适有失公允，对陈独秀的《本志宣言》亦复如是。

[4]蒋梦麟：《新旧与调和》，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

[5]同上书，第190页。

[6]参见寓公：《新思潮我观》，见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集》第一集第一册（非正式出版）。

[7]参见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1916年1月。

[8]蔡元培：《我的新生活观》，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54页。

[9]潘力山：《论新旧》，见《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368页。

[10]章行严：《新时代之青年》，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对章行严的观点，张东荪提出了不同看法，张东荪认为“移行”只是因，“突变”是果。（参见《突变与潜变》，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日）但章行严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新旧》中仍说：“新时代一语，往往易生误解，以为新之云者，宜是崭新时期，与往古绝不相谋。……新时代云者，决非无中生有、天外飞来之物，而为世世相承，连绵不断，决然无疑。”（《甲寅》第一卷第八号，1925年9月）

[11]李大钊：《调和之法则》，见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12]陈大齐：《新旧和是非》，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

[13]要注意的是，在“调和论”之名下，如何“调和”仍有分歧。陈嘉异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参见他的《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为质张东荪与章君行严辩论而作》，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14]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15]李大钊：《辟伪调和》，见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第103~104页。

[16]如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第133页）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他重申了他的这种见解。（参见上书，第182页）

[17]具体来说有四项，即“言调和者”，一是“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二是“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三是“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四是“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加担于一方，亦未必加担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调和之法则》，见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第145~148页）。

[18]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见《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339页。

[19]汪叔潜：《新旧问题》，见《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想卷》，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