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思考再三后，把薯片放回碗里。“有人把录音闹钟放进她的棺材里。上午十一点半，按时播放了一首儿歌。我敢打赌，这与他的死有关。所以我想知道它是怎么被放进去的。”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都不思考一下？”霍桑焦急地说。我觉得乱糟糟的屋子、上蹿下跳的孩子、一边喝酒一边吃薯片的芭芭拉……威尔士登绿地的一切都让他神经紧张。

康沃利斯看着他的妻子，好像在寻求她的支持。“我可以向您保证，不是给我干活的人放的。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里的每个人都在公司工作至少五年了，其中许多人都是我的家人。我相信艾琳一定告诉过你。考珀太太是直接从医院运到我们位于汉默史密斯的停尸房的。我们将她清洗干净，给她合上眼。考珀太太不希望给尸身做防腐处理。没有人提出来看尸体，即便有人提出了要求，也没有机会搞鬼。

“她被放在她亲自挑选的纯天然柳藤编织的棺材里。大概是那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我当时不在场，但是四个抬棺人都在。然后她被抬到灵车上。我们有一个带电动门的私人庭院，大街上的人不可能随意进出。她会从那里被直接运到布朗普顿公墓。”

“所以她会一直在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是的，据我所知，大概只有三到四分钟的时间，棺材无人看管，就是灵车停进教堂后方的停车场时。顺便说一句，我会确保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可能闹钟就是那时被放进棺材里的。”

“是的，我想是的。”

“棺材容易打开吗？”

康沃利斯思考片刻。“很快就能打开。如果是传统棺材，比如实木的，盖子会用螺丝拧紧。但是柳藤棺材盖子上只有两条皮带。”

芭芭拉喝光了杯里的酒。“你们确定不要来一杯吗？”她问。

“不了，谢谢。”我说。

“好吧，我还要再来一杯。毕竟咱们正在聊这些谋杀、死亡的话题！通常，我们在家从不讨论罗伯特工作上的事。孩子们不喜欢。安德鲁在学校里，不得不在全班同学面前提及爸爸的工作时，就会编故事。他说罗伯特是名会计。”她发出响亮的笑声，“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编造事实的，他对会计学一无所知。”她打开冰箱，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她关冰箱门的时候，另一个男孩走进了厨房里，他穿着运动长裤和T恤。

男孩个头比之前两个孩子高，深色的头发笨拙地遮住了一部分脸。“为什么托比和塞巴在花园里？”他问道，然后注意到我们，“你们是谁？”

“这是安德鲁，”芭芭拉说，“这些人是警察。”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不是你操心的事，安德鲁。写完作业了吗？”男孩点了点头。“那么你就可以看电视了，如果你想看的话。”她微笑地看着他，拿他炫耀道，“我刚才还和先生们说了你学校演出的事。皮诺曹先生！”

“他演得不太好，”康沃利斯说，然后模仿鼻子变长的样子，“等一下。这是个谎话，他很出色！”

安德鲁得意地迈着重重的步子离开了，一边走一边大声宣布：“我长大以后要当演员。”

“我们现在先不谈论这件事，安德鲁，”康沃利斯打断他，“如果你想帮忙，可以到外面告诉弟弟们该上床睡觉了。”

花园里，托比和塞巴斯蒂安已经转移到了攀爬架上。他们筋疲力尽地冲对方吼叫，几乎到了失去人类理性的地步。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在我的孩子身上见过。安德鲁点点头，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我知道我在冒险，这没准会勾起霍桑的怒火，但我很感兴趣。“能问个不完全相关的问题吗？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从事这一行。”

“做殡仪员？”康沃利斯似乎并没有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在某种程度上，是它选择了我。你看到我们南肯辛顿办事处门上方的那个标志了吧。这是一个家族企业。是由我曾曾曾祖父开创的基业，一代传一代。我有两个堂兄也在殡仪馆工作。你见过艾琳。我的堂兄乔治负责做账，也许我的某个儿子有天也会接管公司。”

“谁能说得准呢！”芭芭拉嘲笑道。

“他们没准会改变主意。”

“像你一样？”

“这年头年轻人打拼不容易。他们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接受，永远有份工作留给他们，这是多好的事。”他转头看着我们，“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过其他职业，四处旅行，也干过一些疯狂的事。我内心有一部分拒绝成为殡仪员——可如果我没有加入公司，我的生活会截然不同。”他伸出手，握住了妻子的手。“我们就是这么遇见的。”

“在我叔叔的葬礼上！”

“我早先承办的一个葬礼。”康沃利斯微笑着回忆道，“这可能不是邂逅人生伴侣最浪漫的方式，但这是那天发生的最美好的事。”

芭芭拉说：“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大卫叔叔。”

外面天色渐暗，两个孩子正和想要把他们领回家的哥哥吵个不停，“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恐怕我们要请您离开了，”康沃利斯说，“我必须让孩子们上床睡觉了。”

霍桑起身。“你们帮了很大的忙。”他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心话。

“如果您查到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吗？”芭芭拉问道，“不敢相信达米安·考珀竟然被人杀了。先是他母亲，然后是他。这让人忍不住想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康沃利斯领我们向门口走去，芭芭拉出门去叫孩子。

“还有一件事，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们站在外面的石子路上，灰蒙蒙的天光下，他忽然说，“我只是不确定是否和这个案子有关。”

“你说。”霍桑说。

“好吧，两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想知道丧葬礼举办的地点和时间。电话那头是个男人。他说他是戴安娜·考珀的朋友，想参加葬礼，但他拒绝留下姓名。实际上，他的行为——我该怎么说呢——相当可疑。我不会说他是精神错乱，但他听起来像是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很紧张，甚至不愿意告诉我他是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他怎么知道是你承办葬礼？”

“我也想知道，霍桑先生。我想他一定给伦敦西部的所有承办人都打过电话，问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是规模最大、口碑最好的殡仪馆之一，所以他可能最先打给了我们。总之，我当时并没有细想，只是把他想知道的细节告诉了他。今天艾琳告诉我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就想起了他。”

“我猜你没有他的电话？”

“我有，我们保留了所有来电记录。他是用手机给我打的电话，所以号码记录在了我们的系统里。”康沃利斯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交给霍桑，“老实说，我很犹豫要不要把它给你。我不想让任何人惹上麻烦。”

“我们会调查的，康沃利斯先生。”

“可能没什么价值。纯属浪费时间。”

“我有很多时间。”

康沃利斯回到屋里，关上了门。霍桑展开纸，看了一眼，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我认识这个号码。”他说。

“怎么会？”

“我们在哈罗山丘，朱迪思·戈德温家中时，她给了我一模一样的号码。这是她丈夫，艾伦·戈德温的号码。”

霍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他还保持着那个微笑，仿佛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