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布雷特的十七岁男孩的自杀并不是霍姆斯处理的最后一起案件，但却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只是他当时没有意识到。

大多数人认为，布雷特只是个普通的十几岁男孩。他有一个漂亮的十六岁女友，四个可以一起闲逛的好朋友，还有一份兼职工作。四个月后，他就高中毕业了。当他没有现身去上班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朋友警觉起来。他知道布雷特以前曾两次试图自杀，就在两天前，布雷特还说，如果他死了，不要悲伤，而是要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做到了。那天晚上，这位朋友想给布雷特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第二天早上，布雷特的妈妈打电话给这位朋友说，布雷特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家。这位朋友把其他几个男孩都召集起来，开始一起寻找布雷特。他们知道他喜欢去远足的一些地方，其中一个地方是在离布雷特家不远的消防路上的水塔附近。就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布雷特的尸体。尸体用绳子吊在一根从塔里伸出的管子上。水泥地基上整齐地摆放着布雷特的背包、钱包和手机。钱包里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他的“宝贝”，也就是女朋友的告别信。另一封是写给“大家”的，信里说布雷特从来没有快乐过，这一结局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这似乎是一名绝望的年轻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所有爱他的人为之扼腕的另一起悲剧。霍姆斯见过太多起这样的案子，不过这次出现了一个转折，而且将产生他无法想象的影响。

布雷特的生母是一名瘾君子，没有能力抚养他和他的妹妹。布雷特小的时候，外祖母申请并获得了他的合法监护权，而另一个家庭收养了他的妹妹。

从一开始，布雷特的外祖母塔比莎就告诉她所有的朋友、邻居和社区里的人，布雷特是她的亲生儿子，不是外孙子。尽管像她这么大年纪的女性生育孩子是极不寻常的。当布雷特长大到可以说话时，塔比莎坚持让他叫自己妈妈，而不是外婆。当布雷特长大后，她又告诉他，如果妹妹来看他，他要介绍说是他的表妹，而不是亲妹妹。此外，塔比莎还让布雷特永远不要和生母讲话，也不许提起她的名字。

霍姆斯的助理验尸官加里·廷德尔是此案的调查员。布雷特的朋友打了九一一报警，警方也确认了他的死讯。布雷特的尸体被转移到当地的太平间进行尸检，然后廷德尔写下了自己的报告。

第二天早上，该案的报告放在了霍姆斯的办公桌上。霍姆斯正在看报告的时候，一位当地记者打电话给他。人们已经知道布雷特自杀身亡，消息已经传开了。记者问霍姆斯，布雷特的家人住在哪里。霍姆斯读完报告后说，布雷特在圣拉斐尔有一位外祖母，她是布雷特的养母。第二天，《马林独立日报》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报道，说布雷特丢下外祖母撒手人寰。报道一发表，塔比莎就给霍姆斯打了电话。她很生气，说她不是布雷特的外祖母，而是母亲。她想让霍姆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撤回声明。

霍姆斯很困惑，问道：“你是他妈妈的妈妈，没错吧？”

“是的，”塔比莎似乎觉得这点无关紧要，“但我是他的养母，我要求你发表一份撤回声明。”

霍姆斯试图和她晓之以理，说任何一种撤销都只会引起对案件更多的关注，而他认为她并不乐见这种后果。此外，在血缘上她也是他的外祖母。

“我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他的母亲，”塔比莎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是他的外祖母。”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霍姆斯说，“你是在要求我改写真实的故事，来迎合你虚假的故事？”

塔比莎几乎脱口而出：“谁是你的监事？”

“你就是，”霍姆斯说，“因为我是民选出来的。”

“你等着，哪儿也别去，”塔比莎说，“我正在去你那里的路上，我要找你谈谈。”

她出现在验尸所的前台，她的丈夫在后面跟着。他不是布雷特的外祖父，他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

“我坚持要求你发表一份撤回声明和道歉声明。”塔比莎说，“我是布雷特法律上的母亲。”

霍姆斯本来可以通融，事实上，在其他情况下他也会通融。不过塔比莎的过分自信和优越感让他大为恼火。

他说：“我不会发表撤回事实的声明，也不会为此道歉。”

他们你来我往了好几分钟，谁也没有让步。然后塔比莎说：“我听说布雷特留了遗书，我想要这封遗书。”

霍姆斯说：“他留下了两封遗书。其中一封是写给‘大家’的，另一封不是写给你的，所以我不能给你。”

塔比莎被激怒了：“给谁的？”

“我不能告诉你。”

“我是他的母亲！”塔比莎厉声说。

霍姆斯答道：“我很抱歉，但是法律禁止我让你看。”

塔比莎几乎快控制不住自己了。“你能告诉我里面有什么吗？”

“不能，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是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

塔比莎一怒之下说要请律师。霍姆斯说欢迎她这么做，或者她可以上楼去和县法律顾问的一名律师谈谈，他还说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她盯着霍姆斯看了几秒钟，下巴绷得很紧，说道：“我们走着瞧，我要那封信。”

不久之后，霍姆斯接到一位律师的电话，说他代表塔比莎来问那封信是写给谁的。

“这封信不是写给家人的，”霍姆斯说，“所以我不知道能否告诉你，我得先和我的律师谈一谈。”

霍姆斯的律师是县法律顾问办公室一名叫詹妮弗的女士。她告诉霍姆斯，说出那封信是写给布雷特的女朋友的没有坏处。

“你能告诉她的律师吗？”霍姆斯说，“我不想参与其中。”

“当然可以。”詹妮弗说。

几个小时后，塔比莎又和霍姆斯通了电话。“那个小……她在哪儿？”她结结巴巴地说。她指的是布雷特的“宝贝”。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霍姆斯说，“她还没有来拿过这封信，我甚至不清楚她是不是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封给她的信。”

“我来告诉她！”塔比莎说，“我来告诉她！”

霍姆斯刚和塔比莎通完电话没多久，塔比莎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了，这次是和布雷特的女朋友。“这个女孩美得像一幅画，”霍姆斯说，“但是她很胆小，显然很害怕这个专横的女人。”

塔比莎的丈夫也在那里，还是一言不发。

“把纸条给她，”塔比莎对霍姆斯说，“她会把信给我的。”

霍姆斯看着布雷特的“宝贝”，她似乎吓坏了。“你看了那封信后，愿意把信给她吗？”他指着塔比莎的方向说。

“宝贝”低下头，轻声说：“不，我不愿意，但是她说我必须这么做。”

“如果你不想给她看，就不必如此。”他说。

塔比莎发怒了：“你这个混蛋！你不能阻止她把信给我。”

霍姆斯点了点头。“是的，我的确不能，但她可以。”然后他转向布雷特的女友，“你需要一名法律代表，你不能被一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恶霸欺负。”

“我不是恶霸！”塔比莎咬牙切齿地说，“那封信是我的财产！”

“不对，”霍姆斯回答，“这是她的财产。”

还没等塔比莎再说什么，霍姆斯就对那姑娘说：“你想看吗？”

“宝贝”差点哭了出来，点了点头。

霍姆斯把她带进一间私人房间，把塔比莎和她的丈夫留在柜台旁。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把布雷特写给她的信拿了出来。

“我复印一份存档后，你就可以拿走原件了。”霍姆斯说，“你不必给她看。”

“宝贝”说：“如果我走出去，手里拿着这封信，她一定会从我手里抢走的。”

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霍姆斯离开了房间，然后告诉塔比莎，姑娘正在读信，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塔比莎气得快中风了，却又无能为力。

霍姆斯的秘书告诉他，布雷特的女友已经读完了信准备离开，霍姆斯又进去和她交谈起来。“要我送你出去吗？”霍姆斯说。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她说：“你能陪我走到我停车的地方吗？”她和塔比莎是分头来的，但是在停车场碰了个正着。

霍姆斯走近柜台旁的塔比莎，告诉她布雷特的女友已经看过了那封信，决定把信留在那里。塔比莎把怒火朝向那个女孩：“你和我说过要把字条给我，你算哪门子的女朋友，你这个小贱人……”

实际上，塔比莎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只是不断地重复“贱”和“小”的字眼。

姑娘哭了，一部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死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塔比莎的恐吓。

“信中关于‘宝贝’的部分很甜蜜。”霍姆斯说，“但在信中，布雷特对塔比莎大发脾气，说她控制欲太强，还说她强迫他不能认自己的妹妹和生母。”

一个月后，霍姆斯接到马林县监事会五名成员中一位监事的电话。她碰巧代表他的选区，霍姆斯也支持她的竞选，在办公室贴了她的竞选标语——但这并不是她现在打电话给霍姆斯的原因。

“一位选民联系了我，”她说，“有一起死亡案件和一封自杀的遗书，显然你在报纸上做了错误的陈述，我们能见面谈谈吗？”

霍姆斯说：“其实真没有什么可以见面谈的。这不是一个错误的描述，这位女士已经对她的整个社区说了差不多十五年的谎，还想让我替她继续圆谎。”

“什么！”这名监事叫了出来。

霍姆斯把一些细节告诉了她。“是他的亲生外祖母。她合法收养了他，并要求孩子叫她母亲。她告诉她的朋友说自己是他的母亲。她是个六十五岁的女人，却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这的确有可能，也就是说她在年近五旬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我只是把事实写在了报纸上。”

“好的。”监事说，“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过了一周，这位监事又给霍姆斯打了电话，塔比莎继续向她抱怨自己被称为布雷特的外祖母而不是母亲一事。

“如果你直接登报道歉，事情就容易多了。”监事告诉霍姆斯，霍姆斯很震惊。

“我真不敢相信你要我这么做，”霍姆斯说，“这个女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谎言中，她希望我们为了她在社区的面子而支持她。我承认，一开始我非常生气，因为她带着一种傲慢的态度走进我的办公室，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说错任何话，我会坚持这一底线。我不会写撤回或者道歉的文章。”

霍姆斯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但不久之后，监事的秘书联系了他，说监事想见他。当他去监事会办公室时（那是在马林市政中心大楼的另一层，和霍姆斯的办公室不在一层），他看见她带了一名律师，另一个在县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的人。

霍姆斯不自在地看着律师。“我需要我的律师吗？”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那样可能会比较好。”

詹妮弗——霍姆斯的律师走进来，并很快更新了信息。然后监事说：“为了社区的利益，为了和大家和平相处，你最好道歉，我们都已经道歉了。”

“这名女性和你有什么关系？”霍姆斯说，“为什么要为她摇旗呐喊？”

“我一直听她反映意见。”

“我也一直听她反映意见，但我很干脆地和她说不行。我不打算写道歉信。这一点，是原则性问题。”

霍姆斯向詹妮弗求助，她说：“其实这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决定。”

监事对霍姆斯怒目而视。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发生严重分歧，她显得十分不安。“我是民选出来的。”她开了口，“我要你写这封信。”

这话说得太惊人了，霍姆斯目瞪口呆，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她。霍姆斯也是民选出来的，她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并不是她的下属。

霍姆斯忍不住回答：“你是由选我的五分之一的选民选出来的。”

这一点千真万确。马林有五个监察区域，每个区的选民选举他们自己的监事，与之相反，全县的人都要投票选举验尸官。

监事不明白霍姆斯为什么要和她争辩。在她看来，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封信而已。如果这能阻止塔比莎对她的纠缠，那非常值得。

不过，她没能让霍姆斯写这封信，而且他也从未写过。塔比莎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撤回或公开道歉，也没有看到布雷特写给女友的信。不过，她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报复。

首先，布雷特的生母和他的妹妹——塔比莎的女儿和外孙女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布雷特的葬礼，这是霍姆斯后来从布雷特的生母丽莎那里听到的。在丽莎来到霍姆斯的办公室，向他吐露心声之后，两人便建立了友谊。几年前，她重拾生活，又结婚了。她和她的新婚丈夫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公司。她告诉霍姆斯，她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蠢事来摆脱母亲。她还说塔比莎禁止布雷特和自己见面，一旦发现布雷特和她有联系，塔比莎就会勃然大怒。

霍姆斯的固执也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几个月后，监事发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运动，想通过将验尸所与治安官办公室合并来摆脱验尸所的影响。霍姆斯不可能因为玩忽职守而被解雇，他也没有任何健康问题。所以让他下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的部门和治安官的部门合并。

平心而论，这位监事并不是第一个考虑合并的人。县长以前曾问过霍姆斯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因为他想把两个办公室合并。不过他不想在霍姆斯还在验尸所任职时这么做。霍姆斯说，他没有打算马上退休，他想再任职四年，预计到二〇一四年。

塔比莎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位监事就开始游说她的同事。她坚持认为合并可以节省县政府的开支，将验尸所的运作置于治安官的管辖之下，就像加州其他大多数县那样。县治安官罗伯特·多伊尔赞成合并——这增加了他的权力。由有影响力的县监事长、县行政长官和县治安官组成的三巨头将会令人生畏。

霍姆斯指出了验尸所与县治安官办公室分开的好处。死亡调查员从事这项工作时，已经接受过医学和法医方面的培训，而警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独立验尸官比警察更关注事故受害者、自杀和自然死亡的人，而警察往往聚焦谋杀案。再者，家属也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支持，因为调查员愿意花时间陪他们，帮助他们处理悲痛，而不是迅速处理下一起案件。

言下之意是如果验尸所没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许多案件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格特鲁德·琼斯的遗体在她失踪四十四年后不会被确认，她的死因（谋杀）也将不为人知。小德文·格罗默的死可能会被判定成自然死亡。事实上，是他的父亲杀死了他。在旧金山湾发现的一只脚和一只鞋也不会与特定的人关联起来。而死亡原因——从金门大桥跳下——对亲属和其他人而言将永远是一个谜。

在很多情况下，独立的验尸调查员才能揭露案件的真相。萨米·马歇尔在被从圣昆廷监狱转移出来的过程中死亡，不管狱警怎么说，他的死并非出于自然原因。沃尔弗拉姆·费舍尔的遗体在金门大桥下被发现时，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如果霍姆斯没有那么坚决，如果沃尔弗拉姆的遗体是被火化而不是埋葬，那么多年后的DNA检测就不可能进行。如果霍姆斯没有留下咬痕铸模，彼得·托伦斯的儿子可能会像在浴缸里杀死母亲的康斯坦斯·杨一样，杀了人却逍遥法外。

这并不是对执法部门的侮辱。相反，霍姆斯指出，和验尸官相比，警察有不同的职责和优先事项，保持验尸所的独立在多个方面都对马林县有利。

尽管他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一议题在投票表决前，霍姆斯就很清楚木已成舟。除了他，没有人反对，也几乎没有任何讨论。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县监事会批准了验尸所和治安官部门的合并，并于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生效。投票结果全体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