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喝醉了，还嗑了冰毒。她拿着枪走下来，和史蒂芬斯扭打起来，男孩跑上楼去。史蒂芬斯声称他当时正试图从她手中夺过枪。男孩的说法则不同，他说，当他离开房间时，母亲坐在沙发上，父亲握着枪站在她身旁。

报警的是那个男孩。当警察赶到时，他们发现康斯坦斯·杨因中枪死在了沙发上。

案发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蒙塔纳的人们听说杨死了，死前又一直住在圣拉斐尔，就给圣拉斐尔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说，杨告诉了朋友是她淹死了自己的母亲。她把手掌放在母亲的额头上，把头压到水下。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瘀伤。至于浴缸里的血迹，那是康斯坦斯的血，因为母亲咬了她。

来自马林的警察采访了蒙塔纳的人。警察被告知康斯坦斯·杨笑称自己杀死了母亲却继承了她的遗产。

“她继承了遗产，得到了房子，还躲过了谋杀指控。”霍姆斯说，“她觉得这很有趣，也毫不隐瞒。”

第二件事情是，警方逮捕了史蒂芬斯，并指控他故意杀人，需对杨的死负责。霍姆斯提出了反对。

“史蒂芬斯是一名规矩、正直的人。”他说，“即便他是故意的，把他关进监狱又有什么用？眼下他们的孩子没有父母，孩子的外婆被淹死，母亲几乎在他面前被枪杀，他被送到了寄养中心。我并不是说杀人无罪，但史蒂芬斯并没有杀人。事实是杨手里有枪，他想把枪从她手里夺走，她扣动了扳机。子弹的角度与他描述的完全一致。”

霍姆斯检查过康斯坦斯·杨的尸体，所以他知道。他还看到自从母亲去世后，杨在这十二个月里健康逐渐恶化。

“她看起来像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说，“骨瘦如柴，牙齿也坏了，眼睛深陷进去，但她还是那个男孩的母亲。”

警察并不理会霍姆斯所说的，就像他们不听帕姆·卡特指出苏珊·金的死与事实不符一样。也许他们可以说那血淋淋的指纹是金太太的，甚至肺里的水也说得通，但这条断了的项链表明，她在死前并没有心脏病或癫痫发作。第一，项链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断裂，除非链子或扣环不够牢靠。卡特对它们进行了测试，两种材料都很坚固。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项链不小心摔断了，它应该在金太太的身上，而不是在她身下。这才是真正的线索。

对霍姆斯和卡特来说，这再清楚不过了。问题是，他们当时无法证明这一点，而地区检察官认为，如果对方没有认罪，他就不可能定罪。

与此同时，尼克拉斯·史蒂芬斯被判七年监禁。霍姆斯说：“他三年半后被释放了，但即便如此也不尽合理……”

他的声音渐渐变弱了。有时候，正义和正确并不是一回事。

佩德罗与何塞

马林县验尸所作为县政府的一个分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种情况在加州其他许多县是没有的。霍姆斯的前任验尸官，金迪奇医生当选不久就提醒县监事注意这一点。每年一月，监事会都会单独会见各部门主管，讨论工作的进展。会有人通知监事会聘请的负责人——县管理员、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卫生与公关服务总监——会议将于何时召开。监事会要求与选出的主席召开会议，然而金迪奇却拒绝与监事会面谈。在一封正式信函中，他说，如果选民对他的表现不满意，他们会在下次选举时用手中的选票让他知道。他并没有义务与监事会见面，也没有义务做出解释。监事会的成员都瞠目结舌，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多年来，金迪奇一直拒绝与监事会见面。霍姆斯成为助理验尸官后，金迪奇则是派霍姆斯代替他出席。

由于验尸所是自治的，所以它也是一个中立机构。在某些案件中，验尸官查到的证据会指向某人，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则会免除某人的罪责。不管结果如何，验尸官与县治安官和地区检察官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三方有时会在是否应该提起刑事诉讼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验尸官并不是那个判定有罪无罪的人，但如果有令人信服的法医证据支持刑事指控，霍姆斯相信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得不遵循验尸官调查的结果。这也是死者和亲属应得的。

一个类似的案件牵涉到一对朋友，佩德罗跟何塞。他们是室友，一起在斯廷森海滩的一家熟食店和杂货店工作。那里离他们租来的房子只有几英里。何塞拥有一辆小货车，但被吊销了执照，因为他曾因酒后驾车被捕。佩德罗有驾照，但没有足够的钱买一辆车。因此，当两个人需要去某个地方或进城工作时，佩德罗就会开何塞的小货车。

他们一大早开始工作，一般下午两点左右下班。下班时，他们的老板会拿出一瓶红酒，每个人在离开之前都会喝上一两杯。一天下午，佩德罗和何塞下班后没有回家。他们离开几个小时后，佩德罗爬上了一座公路上方陡峭的小山，向一辆经过的车招手。他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衣衫不整。

何塞的货车底朝天落在了路堤下方两百英尺处。路堤满是毒栎[2]，何塞从货车中弹出后躺在灌木丛中身亡。警察问佩德罗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事发时何塞正在驾驶，失去了控制，最后他们越过了路堤。

“开车的是何塞？”警察问。

“是的。”佩德罗回答。

警察检查了数据库说：“何塞已经被吊销执照了。”

“我知道，”佩德罗说，“我知道他的执照被吊销了，所以总是我开车。不过这次他想自己开。”

救援人员把何塞的遗体抬上公路。尸体上没有血迹，只有撞击后造成创伤的迹象。一辆绞车把小货车拖了上来。车顶塌陷了，车门被卡住，驾驶员一侧的车窗轨道顶部有血迹。

病理学家为何塞做了尸检之后，打电话给了霍姆斯。“这家伙没有开车，”病理学家说，“他的右肩到胸部有安全带的痕迹。”

拍完照片后，霍姆斯打电话给处理此案的警官，并建议拍摄佩德罗的照片。佩德罗从左肩到右臀部有安全带的痕迹。警察听在餐厅的人说，当他们离开后，佩德罗驾车，而何塞在乘客的座位上。面对这些信息时，佩德罗告诉警方，他们开了一小段距离后，何塞说他想开车，所以他们换了座位，由何塞驾车。

霍姆斯并不相信，警察也不相信。两人都认为佩德罗应该被控过失杀人罪。然而，当案件送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时，一名女检察官说她不会追究此事。

“证据不充分。”她说。

听到这个消息，警官让她与霍姆斯谈谈。霍姆斯把尸体照片和加州公路巡逻队拍摄的事故照片摊在那位女检察官面前的一张桌子上，排成一行，就好像她在透过小货车的前挡风玻璃往里看一样。安全带的痕迹与司机和乘客身上的痕迹完全吻合。

她并没有被打动。“这类案件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她说。

验尸所对货车司机一侧的血液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血液与佩德罗的血型相同。他从打碎的车窗爬了出去。何塞的血液是不同的血型，但这位女检察官仍然不愿意提起公诉，因此霍姆斯要求再次与她见面，试图了解原因。

“这是一起车祸杀人案，”他说，“也许不是谋划已久的——判定案件的性质并不是我的工作。”

她回答：“你可以随便怎么称呼它，但是信息不足。”

霍姆斯的经验告诉他，在交通事故中，幸存下来的通常是司机。他或她会比车里其他人早半秒钟意识到要出事，并做好准备。此外，司机还需紧紧抓住方向盘，如果车辆从侧面被撞到，可以减少司机身体受伤的程度。然而，这个事实也没能说服地区检察官。

佩德罗没有被起诉。霍姆斯想到这一点仍然很烦心。

灾难应急方案

当涉及县政府时，验尸所往往像是被遗忘的继子。人们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不想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在县灾害应急方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为马林三面环水，任何大规模的灾难都可能使当地居民孤立无援。如果圣安地列斯断层发生大地震，会横穿马林县；如果圣拉斐尔市中心运河区等地势较低的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可能会断绝所有进出干线的汽车交通。两处主要的入口——南面的金门大桥和东面的里奇蒙·圣拉斐尔大桥如果遭到严重破坏将会关闭。西面是太平洋，所以马林县的人们不通过桥梁出行的方向就只剩下了北面。

“每个人都记得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航拍照片。”霍姆斯说，“有十二条车道通向城外，汽车被堵了好几英里。从马林出发，一〇一高速公路只有四条向北的车道，一号高速公路上只有一条向北的车道。运送物资的唯一办法是船运。”

然而，县政府官员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认为一开始就会有验尸所的代表出席县紧急行动中心的规划会议。只有当有人问“尸体怎么办”时，另一个人才会说，“去找验尸官。”这时人们意识到霍姆斯需要在场。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急于聆听他的意见。

“我会询问拖船和驳船公司的合同，”霍姆斯说，“还有那些拥有大型制冷设备的公司。那些人会茫然地看着我，连一个哈欠也不打。”

霍姆斯之所以会问这些，是因为他与洛杉矶验尸所之间的关系。二〇〇〇年二月至六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二六一号航班在从墨西哥瓦亚尔塔港飞往华盛顿西雅图的途中，在文图拉海岸几英里外坠入太平洋。机上八十三名乘客和五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霍姆斯是联邦灾难殡葬响应小组的一员。该小组协助搜寻和辨认遗体，由于飞机残骸散落各处，尸体也七零八落，最终动用了三千个运尸袋。

六年后，霍姆斯回到南加州，在另一场航空灾难发生后伸出援手。一架来自墨西哥的DC-9客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时，与一架刚刚起飞的派珀航空的私人飞机相撞。这架DC-9客机上的六十四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派珀航空上的三名乘客全部遇难。此外，DC-9客机坠毁在洛杉矶郊区喜瑞都的一个居民区，摧毁了五座房屋，另外四座房屋受损，十五人当场死亡（派珀航空的飞机坠落在喜瑞都的一处空地上）。讽刺的是，DC-9坠落的街道名叫霍姆斯大街。

遗体被运回一个巨大临时帐篷区，帐篷被完全封闭并冷藏。这是霍姆斯在看到实物之前很难想象的一个规模。

“洛杉矶验尸官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得到了监事会的全力支持。”霍姆斯说，“这就完全不同了。”

后来，他的联系人给了他一些建议。“你一回到马林，就开始与拥有大型制冷设备的人签订正式协议。在灾难发生后，你可以把尸体放在那里，直到你有机会检查并确认死者的身份。告诉县里你只会暂时使用这些设备。而事实上，一旦里面有了死人，就没有人再会把它们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全县只能买下它们。”

霍姆斯并没有做到那么多步。他确实拜访了三家大型冷库供应商，并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他们都是啤酒经销商，一个有两层楼高的冷藏建筑，另一个则是三层楼高。

“即使马林有一处停尸房，”霍姆斯说，“也只能容纳七八具尸体。至于尸体鉴别的地方，我会使用四百这个数字。它能装下四百具尸体吗？”

这是一个任意的数字，但是传达了该县以及验尸所可能要处理的潜在规模。如果这处地点放得下那么多，霍姆斯的下一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我需要的话，你多久能把这个地方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