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马林县的知名音乐家和歌手很多。其中包括邦妮·瑞特、布克·琼斯、卡洛斯·桑塔纳、大卫·克罗斯比、休伊·刘易斯、詹尼斯·乔普林、杰西·科林·杨、玛丽亚·穆道尔、“猴子乐队”的彼得·图尔克、萨米·黑格和凡·莫里森。还包括“感恩至死”“杰斐逊飞机”“金属乐队”的多位成员。这里还有许多乐队主唱。比尔·钱普林（钱普林之子乐队）、约翰·西波里纳（水银信使乐队）和爵士钢琴家乔治·杜克都在马林读高中。音乐会经理比尔·格雷厄姆也曾住在马林。

尽管这份名单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证明，名单里没有一个人比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更有影响力，他有时也被称为2Pac。世界各地都挂满了他的海报，许多当代说唱歌手都会模仿他的风格和言谈举止。

一九八八年，夏库尔十七岁时，全家从哈莱姆区[1]搬到了马林市。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戏剧性的变化。虽然马林市位于旧金山以北五英里、高档区索萨利托以北一点五英里的地方，但它在一〇一高速公路的另一边，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马林市的种族和社会经济构成比马林县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接近哈莱姆区。夏库尔住在那里的时候，马林市的居民主要由非洲裔美国人构成。今天，经过二十多年的乡绅化，黑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与白人的比例相同。这与马林县的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地区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白人，黑人只占百分之三。马林市的收入中位数是三点八万美元，而马林县则是九点一万美元。马林市百分之三十七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马林县的数据则是百分之八。

马林市建于一九四二年，当时为“二战”时期的造船厂工人、移民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他们被塞进了简陋的廉租房式建筑中，其中许多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并重建，但与马林县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住房质量仍然低于标准。大多数居民是租房者，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往往被迫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

在霍姆斯职业生涯的早期，马林市是愤怒的温床。警察的存在是煽动性的而非安抚性的，警察的作用是点燃而非平息被压抑的攻击性行为。当他不得不去马林市调查一宗死亡案件时，无论何时，霍姆斯总会遇到一群吵吵嚷嚷、情绪激动，甚至怀有敌意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紧张的局面大大缓解，验尸调查员也逐渐被大众接纳。然而在一开始，他们的存在也受到了质疑。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内莉阿姨之死’。”霍姆斯说，“她七十多岁，当时是七月，天气比地狱还热，因为大楼里的空调坏了。凌晨一点，她在四楼。尽管天色已晚，而且她很可能是自然死亡，但我到达的时候，还是有一群人在大楼前的门外。两三名警察在入口附近，背靠背站着，因为居民们不喜欢警察。我走进大楼，一些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没有穿制服，所以我的职位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我进入四楼的走廊，那里挤满了三四十个人，他们都在说话。我是唯一的白人，因为警察没有进来。如果他们进来，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他停顿了一下。“我要进去看看内莉姨妈，并与在场的所有家人谈一谈，告诉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问一下他们会选择哪家殡仪馆，然后离开。如果情况只是这样倒也还好，但是如果是他杀案件，那么三组人（居民、警方和我）都会发疯，情况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有枪，但是当我身处拥挤的走廊里时，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我很确定我不是当时在场唯一持有武器的人。”

霍姆斯学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必须进入马林市的一栋大楼，就要把听诊器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也不用小题大做，他只是将听诊器露出足够多的部分，让人能一眼看见。“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医生，而不是一个警察，这决定了他们对我的态度如何。”

霍姆斯在马林市调查的最著名的案件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马林市的一个露天音乐节上表演之后，图派克正在签名，这时两个敌对的帮派成员在他周围打了起来。据报道，图派克掏出一把合法注册的枪支，然后失手弄丢了。他的继兄弟捡起来就开了一枪。他没有瞄准任何人，但子弹击中了一名叫加伊德·沃克·蒂尔的六岁男孩的前额。加伊德在一百码外的学校操场上，天真无邪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子弹留在了他的大脑里。

这名男孩被紧急送往马林综合医院治疗，靠机器维持生命，不久就去世了。金迪奇医生在尸检报告中指出，他的头骨有明显的骨折，脑部有多余的液体和大量出血。即使抢救成功（这非常不可能），巨大的伤害也已经造成；他即便活下来，也会变成一个植物人。

此案从未开庭审理，因此霍姆斯和金迪奇都没有出庭做证，这名继兄弟因开枪被捕。但许多人认为他是为了保护他名声在外的亲戚才这么做的，因为“图派克没有把枪掉在地上，他才是真正的凶手”。然而，没有目击者愿意做证，这在马林市也很常见。加伊德的母亲对图派克提出了过失杀人的诉讼，随后进行了庭外和解，和解的具体金额没有透露，但会在三十万至五十万美元之间。随着庭外和解达成，指控被撤销，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四年后，图派克在拉斯维加斯驾车经过时被枪杀，他的生命就此画上终点。尽管人们普遍猜测，他的竞争对手，东海湾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The Notorious B.I.G.）是枪杀案的幕后指使。《洛杉矶时报》报道，二十五岁的图派克被“南区瘸子”，一个南加州的黑帮杀害，因为图派克在几小时前曾参与殴打该帮派的一名成员。

摇滚传奇

小加伊德·沃克·蒂尔的死与图派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像三年后的一九九五年八月，杰瑞·加西亚死后那样疯狂。这位感恩至死乐队的代表人物住在蒂伯龙，死于马林一处叫“宁静山”的高档吸毒酗酒康复治疗中心。

在医师的建议下，杰瑞于事发前一天入住了这家治疗中心。最近他在南加州的贝蒂福特中心住了两周。凌晨四点，一名夜班保安在巡视时听到杰瑞在打鼾，但当他凌晨四点二十三分再次经过时，鼾声已经停止，杰瑞看上去毫无生气。现场的一名护士开始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术，医护人员也被召集过来。他们到达时发现杰瑞已经心搏停止——也就是说，没有心跳——并宣布了他的死亡，享年五十三岁。

那天早晨，杰瑞死后几个小时霍姆斯才开始工作。然而，这位摇滚传奇人物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霍姆斯办公室前的走廊挤满了人、摄像机和灯光。除了美国的报刊和电子媒体外，还有来自欧洲新闻机构的记者。杰瑞的遗体甚至都不在那里——他的遗体被送往了当地的太平间进行尸检。但这对每个渴望听到任何官方声音片段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

霍姆斯的秘书简比他先到。当她挤过人群去开门时，麦克风推到了她的面前，每个人都在问：“你能给我们讲讲杰瑞·加西亚吗？”

简已经七十多岁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杰瑞·加西亚。“杰瑞什么？”她问。

“感恩至死乐队的杰瑞·加西亚。”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她听说过感恩至死，但不知道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如果你在验尸所工作，这个词可以指代很多事情。

她摇了摇头，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办公室，锁上身后的门。当霍姆斯到达时，每个人都在他的周围吵吵嚷嚷。他知道杰瑞·加西亚已经死了。他的调查员，接手此案的加里·埃里克森打电话到他家通知了他。但是霍姆斯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公开发表评论。

几年前他在警察学院上的一门课程提供了一些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指导老师说，记者有时可能会很烦人，他们不会离开，如果你试图摆脱他们，你就把他们变成了你的敌人，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他说，关键是要让他们觉得你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善意，他们是你的知己。你不需要告诉他们太多，但是你要重复几句话，听起来仿佛是在给他们实质性的内容。此外，在灾难现场和车祸现场，很多人会围观。授课老师说，调查人员不应该试图阻止记者进入，让他们待在警察设置的路障后面。记者并不会这么做，相反他们会偷偷爬上建筑物或某家人的房子顶部，试图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个更合理的策略是这样和他们说：“好了，伙计们，我要让你们尽可能靠近事发区域，不是一个人，是你们所有人，我会回答所有我能回答的问题，然后你们就得后退。”老师说，如果你这么做，媒体会觉得你在向他们扔出一些信息而不是扔出一个个雪球。

霍姆斯总是努力与新闻媒体合作，因为有时他需要他们。他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但没有披露任何记者不应该知道的内情。他发现，他只要说：“如果你们现在让我一个人待着，我会在两点钟为你们公布一些信息。”他们就会离开，但是他必须在两点赶到那里。如果他没有，就会失去记者们的信任。

通常在一个人死后，记者会首先去警察局获取信息。警察会告诉他们，在尸检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对案情无可奉告。于是记者就会跑到验尸所，因为每个人都想获得“独家新闻”。在杰瑞·加西亚死亡一案里，霍姆斯没有太多可以说的——除了验证杰瑞已经死亡，他的死似乎是自然原因导致的。但是在一两天后尸检完成、数周后毒理学结果到手之前，死因仍不能确认。

尽管没有任何可供报道的内容，媒体还是在验尸所驻扎了八个小时。电视记者从那里拍摄现场片段，剪辑在专题报道的开头和结尾。报纸接着撰写有关杰瑞的文章，细数他的作品，猜测乐队的未来。霍姆斯曾短暂地出现在影片中，也曾出现在报刊的故事里。他很少说话，但在向杰瑞的家人表示慰问时，他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具权威性。

当尸检和毒理学报告出来时，并没有什么意外。杰瑞有吸毒史，吸食海洛因和可卡因。他身处戒毒中心，可以推断出他的身体里藏有毒品，事实的确如此。此外，警方还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了一个小空袋子和几根吸管，这是吸食可卡因的典型特征。

杰瑞死亡的医学原因被列为“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心脏肥大引起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多灶性心肌纤维化”。

“心脏不好的原因，”霍姆斯说，“是杰瑞的生活方式，不只是暴饮暴食或大量食用毒品和酒精，也不仅是音乐会和旅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

杰瑞并不老，但多年耗费心力的生活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精神科医生的妻子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个凉爽的清晨，一名三十八岁的妇女被发现瘫倒在她那辆灰色宝马轿车的方向盘上。她穿着蓝色运动服、绿色夹克背心，戴着蓝色围巾，脚穿蓝色平底帆布鞋、蓝色的暖腿套、一双白色袜子，里面是白色长内衣、内裤和胸罩。她右手拿着一把六点三五毫米口径的沃瑟班自动手枪，食指搭在扳机上，头上有一个弹孔。

这看起来是一起明显的自杀案件。最终肯·霍姆斯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然而，因为这名女子的丈夫，案件的调查时间延长了不少。

伊丽莎白·布林德并不出名，但马丁·布林德确实很有名。事实上，他可以说是美国最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布林德的名声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背景，尽管他的学术背景让人印象深刻，也能让他在马林县开起一家蒸蒸日上的私人诊所。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九七九年他在旧金山的一桩法庭案件中的证词。

丹·怀特是旧金山的一名监督员，曾是一名警官。一九七八年，他被控两项谋杀罪名，分别是谋杀了他的同事哈维·米尔克和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恩。怀特的律师声称，他们的当事人在犯罪期间情绪低落，判断力下降，而布林德作为辩方的专家证人出庭做证，他说怀特抑郁的原因有很多——他刚刚辞职，与妻子关系疏远，对锻炼失去了兴趣，整洁的外表变得邋遢。当布林德谈到怀特的饮食习惯从健康食品转变成含糖软饮料和零食——尤其是可口可乐和甜吉[2]时，他因为这份证词而变得声名狼藉。怀特被判犯下了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辩方的说法是，当时旧金山街头发生了暴乱，连警车都在市政厅外被点燃了。对此人们普遍的“误解”是怀特的辩护团队，尤其是布林德认为怀特之所以诉诸暴力，和他吃甜吉这种零食有关，陪审团相信了这一说法——虽然这看起来十分可笑。事实上，辩方表示，怀特对甜食的新嗜好，包括甜吉，是抑郁的症状，陪审团也同意了这一说法。怀特被判七年监禁，服刑五年，获释两年后，他自杀了。

这次审判的恶名并没有困扰布兰德，他对自己的诊断很有信心。他敢于站在一个很少有人认同的立场，愿意与任何人正面交锋。

伊丽莎白·布林德的尸体被发现时，比尔·托马斯是正在当班的验尸调查员。他通知了布林德医生，布林德医生说妻子在前一天晚上十一点“气冲冲”地离开了他们家。他声称妻子有精神方面的“严重病史”，发作时会让她不知所措。发生这种情况时，她会通过离开家几天来寻求解决。当托马斯问她的医生是谁时，布林德说自己是唯一提供妻子医疗服务的人。在回答托马斯关于伊丽莎白·布林德是否拥有手枪的问题时，马丁·布林德回答说有，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枪。

一周后，伊丽莎白·布林德的前男友联系了霍姆斯。他说他们一起生活了七年，分手后，她就和布林德生活在一起。他说，他们相遇时，她还叫盖尔·伊丽莎白·“阳光”多尼，是伯克利的一名妓女。他说，布林德医生是她的嫖客之一，并说服她搬去和他一起住。后来，布林德带她去了雷诺[3]，在酒精和毒品的一番醉生梦死之后，两人结了婚。他在电话里说，他们结婚的第二天，伊丽莎白告诉布林德，前一天的事情她已经记不太清了，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结婚了。

这名男子告诉霍姆斯，伊丽莎白去世前一周曾经询问他是否认识好的离婚律师。霍姆斯也向伊丽莎白的母亲证实了这一点。伊丽莎白的母亲说，女儿去世前一天打电话给她，说要离开丈夫，要离婚。这位母亲还说，女儿去世前一天晚上和丈夫吵了一架。她出去遛狗时，布林德把她锁在了门外。她和狗最后不得不睡在她的车里。

十天后，马丁·布林德来到验尸所取走妻子的私人物品。霍姆斯问他，在伊丽莎白死前的日子里，他们是否有过任何家庭纠纷。布林德说没有，他还否认他们在她离开家的那段时间一直在争吵。霍姆斯问起伊丽莎白朋友的名字和她家人的联系方式，说想和他们谈一谈。布林德说，他的妻子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且与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人关系疏远。他没有任何人的电话和地址。

布林德走后，一名叫康妮的女子给霍姆斯打了电话。她告诉霍姆斯，她是伊丽莎白·布林德最好的朋友。康妮说，伊丽莎白很聪明，是个艺术家，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前夫。康妮回忆起两个月前的一件事，伊丽莎白打电话给她，说自己服药过量了。康妮和丈夫连忙赶到圣安塞尔莫的布林德家。按了门铃，又敲了好几下门，没有人应门。前门没锁，他们就进去了。他们走进伊丽莎白的卧室，卧室就在布林德医生卧室的对面。康妮可以听见布林德就在他的房间里，但并没有与他接触。

伊丽莎白神情恍惚，但意识尚存。他们给她穿好衣服，打包了一些衣物。来回好几次才上车离开了布林德家。康妮说，在这段时间里布林德尽管在说话，声音也很大，却没有走出他的房间，也没有出来看一下谁在他家里。他们把伊丽莎白送到了马林综合医院，她在那里接受了治疗，恢复健康后就出院了。

霍姆斯与布林德医生面谈过两次。布林德一概否认，言语间隐约威胁他不要造谣生事。布林德说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当过应召女郎，他从来没有把她锁在家外。据他所知，妻子并不想离婚。他说，他和妻子在一起的那些年“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在报道此案时采访了玛戈·圣·詹姆斯。她曾是一名妓女，后在旧金山成立了一家提倡卖淫合法化的非营利机构。圣·詹姆斯告诉记者，当伊丽莎白·多尼还是应召女郎时，她把伊丽莎白介绍给了马丁·布林德。记者问起这件事时，布林德说：“这太荒谬了，我在一家中餐馆遇见了她（伊丽莎白）。是在叶华餐厅[4]的一次募捐活动上。”

在回答霍姆斯关于与妻子之间关系的问题时，布林德说：“我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她……我认为我们两人非常恩爱。”

伊丽莎白·布林德的母亲告诉霍姆斯，有一次女儿与布林德争吵的时候，伊丽莎白说想开枪自杀，布林德告诉她应该把枪放在耳朵上方和后方的什么地方。她问霍姆斯那是不是女儿开枪自杀的地方，霍姆斯说是的。

伊丽莎白的前男友告诉霍姆斯，伊丽莎白在与布林德另一次争吵中，当着他的面开了枪，用的是同一把手枪，但瞄准的是一棵树。他认为布林德说他从来没见过那把枪明显是在说谎。

比尔·托马斯带着一名圣安塞尔莫的警察去布林德家通知他妻子的死讯，几个小时后，布林德给验尸所打了电话。托马斯不在，所以他和唐·科尼什谈了谈。科尼什在一份补充报告中指出，布林德“似乎想为妻子的愤怒、沮丧和自杀辩解……我有一种预感——”在他第一次被告知妻子的死讯时“他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现在他开始弥补之前的失误”。在这次谈话中，布林德把妻子的死归咎于她的精神问题，并声称妻子前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与他们的婚姻状况没有任何关系”。

与此同时，霍姆斯又接到了一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马丁·布林德的第一任妻子多萝西·布拉克告诉他要当心布林德医生。“不要相信他，永远不要只看他的外表。”她说。

此时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但很明显，她还是饱受痛苦。霍姆斯知道，她说的话不能全信。即便如此，有时前任配偶是一个人性格的最佳评判员，当然有时或许不是。

伊丽莎白·布林德的亲属认为她的死是他杀而不是自杀，并向霍姆斯表达了他们的怀疑。他们说，如果她没有打算离开丈夫，为什么死时身上带着超过一千四百美元现金？为什么会有人把心爱的狗带到车里自杀？为什么她的丈夫在伊丽莎白的家人到达加州之前就急急忙忙火化了遗体，排除了之后进一步检测的可能？

霍姆斯饶有兴致地听了他们的意见，但断定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存在他杀。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假设。

马丁·布林德结束第一次婚姻、遇到伊丽莎白·多尼以前，曾与另一名妓女琳达·索尔思约会过。琳达·索尔思告诉《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她陪同玛戈·圣·詹姆斯去布林德家做客时与布林德见了面。索尔思说，她与布林德的关系就像是《风月俏佳人》里的那种。索尔思说的是一部电影，一位富商迷恋上了一个高级应召女郎，请她吃饭、喝酒、给她买新衣服。当记者问起布林德这件事，布林德回答，索尔思曾是一名妓女——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

伊丽莎白·布林德自杀身亡十三年后，马丁·布林德的第一任妻子也自杀了。多萝西·布拉克曾警告霍姆斯要注意她的前夫。在布林德要求（有人说是命令）她把一幢坡上豪宅的一半权益归还给他后，她跳下了金门大桥。他们结婚时住在那里，离婚后他继续住在那里，但多萝西保留了部分所有权。

霍姆斯没有经手布拉克的死亡案件。因为她的尸体被冲到了圣马特奥县的海滩上。不过，她的黑色大众捷达汽车被发现遗弃在桥上。她的尸检报告显示，她身上的伤符合从高空坠落的情况，所以很容易判断死因。

就在坠桥的几小时前，布拉克用刀袭击了布林德。布林德被送到了马林综合医院，在那里的急诊室接受了两个小时的手术和输血。据推测，布拉克想杀了他，然后自杀。这样他们的两个成年子女就可以继承房子和其他财产，也不会落到布林德现任女友的手中。后来有人指责这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利用自己高超的智慧和专业的心理知识操纵控制了多萝西·布拉克、伊丽莎白·多尼和其他人。布林德对此的回应是，他的两任妻子接连自杀只是巧合，他非常爱她们。

雷之子

蓝调吉他手埃尔文·毕肖普是另一位与马林县颇有渊源的著名音乐家。他最著名的歌曲《爱愚弄·爱已浓》写的是他的妻子詹妮弗·维拉林。他们离婚后，她继续住在马林，他们二十二岁的女儿塞丽娜·毕肖普也住在那里。

二〇〇〇年，这对母女连同其他三人被谋杀。按照行凶者的说法，这一离奇的案件“旨在加速基督回归地球”。随着细节在媒体曝光，人们惊诧不已。这起案件成了罗伯特·斯科特轰动一时的著作《邪恶献祭》的主题。

三十岁的哥伦·赫尔泽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人们一般叫他的中间名泰勒。他的弟弟贾斯汀比他小两岁。两人都在加州北部，由虔诚的摩门教徒父母抚养长大，并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摩门教传教。回到湾区后，泰勒·赫尔泽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后来他不再想做一名虔诚的摩门教徒，也不想做一名好丈夫。他很有魅力，喜欢社交、玩乐，宗教和家庭的束缚让他疲惫不堪。他开始穿黑色的衣服，从事教会禁止的所有事情——吸烟、酗酒、吸毒，还和任何他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当他被逐出教会时，他毫不在乎。他相信自己是一名先知，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性格更内向的弟弟贾斯汀也追随了他的哥哥。

讽刺的是，一九九九年，兄弟俩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参加了摩门圣殿举办的一次杀人事件推理晚宴，宴席中他们见到了道恩·戈德曼。用餐的时候，晚宴的主人给客人们提供了一条虚构凶杀案的线索，与会者试图解开这个谜团。身穿黑衣的赫尔泽兄弟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戈德曼被他们深深吸引。她开始和贾斯汀约会，但真正让她着迷的是泰勒。贾斯汀告诉她，他正在策划一个组织，他们会击败恶魔撒旦，让泰勒成为摩门教会的领导者。他说，为了筹集资金，该组织会贩卖毒品，为富有的商人提供性服务，并从巴西招募未成年的女孩（泰勒曾在巴西传教）来引诱已婚男子，并勒索他们的钱财。

“他认为这是在实现《摩门经》上的一个预言。”道恩·戈德曼后来在法庭上说，这时，她早已是这一计划中的第三人。

最终，泰勒·赫尔泽决定实施一个更简单的计划。他会从以前的客户那里敲诈一笔钱财，然后杀死这个人或这对夫妇。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他管理着富人的金融投资资料，所以可以选出潜在的受害人。唯一的问题是，他需要有人帮他洗钱，需要有人帮他开个银行账户，存一些敲诈勒索得来的支票。当然，那个人也会被杀，这样核心三人之外就没有活着的证人了。

埃尔文·毕肖普的女儿塞丽娜·毕肖普是完美的洗钱人选。她正在寻找真爱，在一次大型舞会上遇见泰勒·赫尔泽之后，就一下子爱上了眼前这位高大英俊、扎着马尾辫，自称乔丹的男人。塞丽娜向所有的朋友说了她新男友的事情，并完全不理睬他们的警告。“乔丹”不愿意告诉塞丽娜他的姓氏或电话号码，不允许她给自己拍照，也不愿意见她圈子里的任何人。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深深迷住了。他让塞丽娜为他开一个银行账户时，她照办了。她唯一想知道的是，他什么时候才会和分居的妻子离婚，这样他就没有负担了。“乔丹”没有给她答复，因为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他已经在西尔斯百货买了一把横切长锯，用来切割尸体；还从凯马特百货买了一个圆筒形旅行包，用来装尸体。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受害者。

赫尔泽的目标是住在东湾康科德市一对年迈的夫妇——伊万和安妮特·斯蒂内曼。赫尔泽和戈德曼在该市租房。八十五岁和七十八岁的斯蒂内曼夫妇认识也信任赫尔泽。当他和弟弟穿着西装，手持公文包敲门时，他们很惊讶，但并无戒备。

当天早些时候，赫尔泽兄弟从一家成人书店买了手铐和脚镣，连同手枪和泰瑟枪[5]一起放在了公文包里。一进入室内，兄弟俩就把斯蒂内曼夫妇绑起来，丢进夫妇俩的面包车，然后他们驾车回赫尔泽家。斯蒂内曼夫妇被迫给银行打电话，通知银行经理他们要开几张大额支票。之后，他们被迫喝下了一种掺有氟硝西泮的饮料，通常被称为“约会强暴”迷药，因为它会让人昏倒。赫尔泽兄弟原本以为氟硝西泮可以杀死斯蒂内曼夫妇，但事实不如他们所愿，于是采取了更暴力的手段。贾斯汀·赫尔泽把斯蒂内曼先生的头部砸向瓷砖地板，而泰勒·赫尔泽把斯蒂内曼太太拖到浴室，用刀割开了她的喉咙。道恩·戈德曼在一旁默默看着，不敢相信。后来她做证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他们（斯蒂内曼夫妇）死得快一点，赶紧结束这场噩梦。”

第二天，兄弟俩在浴室里用电锯锯断了尸体，然后将其塞进圆筒形旅行包。与此同时，戈德曼练习了伪造安妮特·斯蒂内曼的签名，在这对夫妇的账户上开了两张总计十万美元的支票，并将资金转移到了塞丽娜·毕肖普开设的账户上。

一旦赫尔泽兄弟拿到这笔钱，塞丽娜·毕肖普的任务就结束了，实际上，她的生命也即将结束。

在他们最后一次约会结束时，泰勒·赫尔泽主动提出要给他毫不知情的女友按摩。她脸朝下躺在客厅地毯上，泰勒给她按摩后背的时候，贾斯汀·赫尔泽拿着一把锤子从后方走进了房间。不到几秒钟，他就敲碎了她的头骨。泰勒·赫尔泽把她抱进了同一间浴室。斯蒂内曼夫妇就是在这间浴室被肢解的，随后塞丽娜的尸体也被切割。贾斯汀·赫尔泽用牙刷刷洗了浴室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发生了那么多流血事件，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受害者的血迹。

泰勒·赫尔泽处理斯蒂内曼夫妇和塞丽娜·毕肖普遗骸的计划是，租一艘私人游艇，把这些装有尸体的袋子倾倒在萨克拉门托三角地区。他们从康科德的出租房里搬来了踏脚石，放进袋子，用来增加重量。他们认为这些袋子会沉到海底，永远留在那里，湮灭所有谋杀的证据。然而，事实并未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

袋子非但没有下沉，反而慢慢地冒出气泡、浮出水面。一名水上摩托车运动员在第一个袋子被冲上河岸时发现了它，惊恐地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躯干。警方的调查人员还发现了其他袋子，通过牙科记录和DNA分析确定了斯蒂内曼夫妇的身份（他们的女儿曾报告父母失踪）。随后又发现了塞丽娜·毕肖普的遗体，但这并未提供有关凶手身份的线索，没有一名受害者有任何已知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对年迈的夫妇和埃尔文·毕肖普的女儿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正是马林县发生的詹妮弗·维拉林谋杀案提供了这种联系。

泰勒·赫尔泽告诉塞丽娜，他要带她去约塞米蒂。他并没有打算遵守这一承诺，因为他知道她在那之前就会死去，但塞丽娜还是让妈妈帮忙照看房子，因为她和“乔丹”要离开几天。四十五岁的詹妮弗·维拉林一直对泰勒·赫尔泽持怀疑态度，于是几周前设法让女儿把自己介绍给了赫尔泽。赫尔泽担心詹妮弗知道太多会认出他，于是在黎明前开着卡车，去了塞丽娜的公寓，用塞丽娜给他的钥匙开了门，悄声接近床头，近距离射杀了詹妮弗·维拉林和睡在她身边的男子。该男子名叫詹姆斯·甘布尔，五十四岁。楼上的一位邻居听到了枪声，在赫尔泽逃跑时报了警。

警方将这两起谋杀案与塞丽娜·毕肖普的谋杀案联系起来之后，案情变得清晰起来。自称“雷之子”的泰勒·赫尔泽、贾斯汀·赫尔泽和道恩·戈德曼被控五项谋杀罪。如果罪名成立，将被判处死刑。

三个县的地区检察官和警察参与了此案：康特拉科斯塔县（斯蒂内曼一家和赫尔泽居住的地方）、萨克拉门托（斯蒂内曼一家和塞丽娜·毕肖普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以及马林（詹妮弗·维拉林和詹姆斯·甘布尔被杀的地方）。三方都认为，康特拉科斯塔县是合适的庭审地点。这对霍姆斯来说没有问题，因为法庭程序预计会很长，他很乐意退居二线。格雷戈里·赖伯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中心的法医病理学家（霍姆斯也会需要他的帮忙）。他为每一起死亡的原因和方式做证。他直截了当，实事求是，但是他描述的案件细节太过恐怖。他的证词——尤其是关于尸体被肢解的部分——听上去太过逼真。

在庭审过程中，赫尔泽兄弟的亲属提及了家族精神病史。另一名证人，泰勒·赫尔泽的前女友凯莉·弗曼，被泰勒说服做了隆胸手术，这让她以克利萨·法尔的名字登上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她说，她和泰勒在一九九九年，也就是谋杀发生的前一年驾车去墨西哥买了氟硝西泮。她说泰勒的计划是“让某个女孩身陷其中，让她觉得自己是他生命中的挚爱”。

道恩·戈德曼愿意做证，作为交换，她被免除死刑，判处三十八年监禁。贾斯汀·赫尔泽以精神失常为由请求无罪辩护，但还是被判犯有三项谋杀罪（斯蒂内曼夫妇和塞丽娜·毕肖普），并被判处死刑。在圣昆廷监狱期间，他有过一次自杀行为，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因为他把一支笔刺进了眼睛里，导致了永久失明。第二次他把一张床单绑在牢房的铁条上，上吊自杀了。至于泰勒·赫尔泽，他在审判一开始就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认罪，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他被判五次死刑，目前仍然是加州七百五十名死囚中的一员。

注释：

[1]哈莱姆区位于纽约。

[2]Twinkies，一种蛋糕零食。

[3]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北部。

[4]Yet Wah Restaurant，是圣拉斐尔一家老牌中餐馆，开业于一九六九年。

[5]一种电击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