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职业生涯中受的最严重的伤，是在圣拉斐尔的一个无电梯公寓帮忙抬一名两百磅重的死者而扭伤了背部。通常联系殡仪馆抬走尸体的是两个人，但那次只来了一个人：一名不到一百磅的年轻女子。霍姆斯抬着沉重的担架一端，但他们还没走到楼梯上，那名女子就毫无预兆地把担架的另一头摔了下去——她的身体承受不住担架的重量。霍姆斯踉踉跄跄地向前迈了几步，他伤到了背，瘫软地跪了下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抬不动轮床，每次只好打电话给消防队，让消防队员把尸体从楼梯上抬下来。他开车回家，路上发誓下次一定要避免那种窘境。

霍姆斯成为验尸官之后，当地的殡仪馆表示，他们再也负担不起派送人员了，当地只给一次三百美元的补贴。霍姆斯表示理解。

“运营搬运服务很难。”他说，“因为你必须让很多人随时待命。我最终使用了一家横跨湾区，位于里奇蒙的公司。这家公司与旧金山湾区多个县的验尸所签约，这再好不过了。从我们电话联系他们的时候算起，二十分钟他们就能到圣拉斐尔——两个人，衬衫领带，加上西装外套，脚踩锃亮的皮鞋，堪称完美的绅士。”

唯一不用联系搬运服务的情况是死者是婴儿或幼儿。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员会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放在车的后座。调查员的车不够大，难以容纳成人大小的轮床，但婴幼儿可以放在后座上，然后送到殡仪馆。由于验尸官的预算紧张，他们能省则省。

德文·格罗默去世时只有七周大。他的父母是卡佳和杰里米·格罗默。负责案件的调查员加里·埃里克森从父母那听说，他们的儿子自出生以来就有多项健康问题，进出于多家医院。二〇〇〇年四月的一天凌晨，三点五十分，他们发现儿子没有呼吸，于是拨打了九一一。医护人员迅速做出了响应，但是没有抢救成功。死亡原因尚不清楚。若不是霍姆斯的一位密友的亲戚知道这个孩子的病史，这起案件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有些事情不对劲。”这位亲戚对霍姆斯说，“你需要进一步调查德文的死。”

于是霍姆斯去寻求了帕姆·卡特的帮助。她是他手下三名调查人员中唯一的女性，有很强的医学背景。她四十岁出头，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身材修长，很有魅力，一头茶色的头发，还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她在马林综合医院工作了二十年，之后接受了验尸所的职位测试，并成功被录取。

“她会看实验室数据。”霍姆斯说，“血液气体分析的报告出来后，她会说‘哇，肝脏的数值偏高’或是‘钙的数值偏低’。我会看着报告说，‘真的吗？’她了解数值、药品、剂量和药物禁忌。我知道平时处理案件时够用的常规知识，而她知晓所有的相关知识。”

首先，卡特检查了德文前后十五次到马林社区诊所就诊的记录，还包括两次住院治疗。最初的临床检查是为了检测德文的母亲是否真如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对乳制品过敏。后来的探访和住院治疗是因为他的粪便中有血，而且直肠脱垂，也就是说他的直肠是倒置的。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母亲努力生产时，在出生后是十分罕见的。腹部的X光检查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德文接受了治疗，进食很好，每次都恢复了健康，然后被交还给他的父母。

然而，第二组X光报告说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德文有多处肋骨骨折——这是虐待的危险信号，锁骨骨折可能是由于出生时的生理问题或某种意外事故造成的，但像德文这样的幼儿，前后肋骨骨折只能来自挤压性损伤。直肠脱垂也可能是挤压后强制排出体外的证据。

卡特与格罗默夫妇面谈过六次。除了第一次面谈外，霍姆斯每次都在场。第一次面谈长达三个小时，卡特负责录音。其中一个场景重现了杰里米·格罗默抱着一个玩偶的样子，他说自己抱德文时也这样，卡特拍下了照片。

父母两人都二十多岁，大个子。“卡佳就像一个橄榄球队的中后卫。”霍姆斯说，“杰里米更强壮，大约二百四十磅。”

格罗默夫妇说，德文只有他们两位看护人。卡特说在尸检中发现了肋骨骨折，问德文胸部是怎么受的伤，他们说是可乐杯砸的。卡特问格罗默夫妇的另一个孩子，三岁的女儿马凯拉是否有任何健康问题。格罗默夫妇承认，她早期有几处骨折，但现在已经痊愈，没有其他问题。

“我想让您签一份授权协议书。”卡特说，“这样我就可以查看马凯拉的医疗记录了。”格罗默一家照做了。

在随后的面谈中，卡特和霍姆斯了解到杰里米·格罗默是一名上夜班的保安。他早上回到家时，会和德文躺在沙发上。他的妻子上班后，他会带着孩子睡觉。每次妻子回到家，他总是告诉她德文很难伺候，或者说德文似乎胃不舒服。她会带着德文去诊所或急诊室检查，或者打电话向护士咨询。每次情况都如出一辙——都发生在她丈夫照顾孩子的时候，最后卡佳向他人寻求帮助或答案，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德文得了结肠炎或疝气到德文有乳糖不耐症。

德文去世的那天晚上，杰里米·格罗默和他在一起。卡特与杰里米面谈时，录下了对话。他的回答是如此直白而没有感情，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我正打算睡觉，”他说，“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好像里面剩下的东西终于被挤了出来。你知道，那是他身体里的最后一口气，这有点吓到我了。”

卡特花了六个月时间调查德文的死亡，她觉得这是一起明显的虐童案。她在报告中总结了她的发现。

“每次通过住院治疗将孩子从父母的监护中转移出来，他都会茁壮成长。”她写道，“根据这对父母描述的症状及德文短暂一生中形成的被虐待的模式来看，他似乎在去世当天的某个时刻又经历了一次挤压伤害。”

尽管她的结论得到了医疗记录和多名医生证词的支持，地区检察官还是决定不起诉格罗默夫妇。尸检后，德文的遗体被交还给他的父母。他们将他火化了。因此，肋骨骨折的唯一证据只剩下第二组X光片。

几个月过去了，霍姆斯接到了一位线人的来电，对方仍与格罗默一家保持着联系。“别放弃，”线人告诉霍姆斯，“卡佳又怀孕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另外，马凯拉的另一只手臂也骨折了。”

霍姆斯第二次接到线人的消息是在一个清晨，消息内容令人担忧。“只是想让你知道，”对方说，“他们的新生儿被空运到奥克兰儿童医院，肝脏撕裂。他才三周大。”

霍姆斯从床上跳了下来，连忙给儿童医院打了电话。他告诉一位儿科医生德文·格罗默的病史。儿科医生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生儿，他知道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因为婴儿的一侧肋骨骨折。所有伤害事件都发生在杰里米·格罗默带孩子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杰里米没有工作，而他的妻子则通过加班来补偿。

“原来他不喜欢听婴儿哭。”霍姆斯说，“我猜他是觉得如果他挤压的时间足够长，力度足够大，孩子们就会停止哭泣。”

杰里米·格罗默被指控多项虐待儿童罪，并对德文的死亡负有责任。他接受了认罪协议，被判在州监狱服刑二十一年。霍姆斯和卡特出席了对他的宣判。

这个故事的后记中，卡佳·格罗默在杰里米受审时和他离婚了。她想留下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他父亲的虐待下幸存了下来。但是儿童保护机构还是收回了她的抚养权，让一名警察和他不能生育的妻子收养了他。据霍姆斯所知，马凯拉也从母亲身边被带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骨折过。卡佳最终再婚了，怀孕生子。霍姆斯最后一次向线人核实得知，卡佳的新生儿很健康，没再受伤。

家庭

霍姆斯和我讨论了德文·格罗默一案不久后，他问道：“我跟你说起过恩迪戈·赖特的事情吗？”

我从文档中找出了这个名字，实际上它的标签是“恩迪戈·坎贝尔·布雷姆纳·威尔逊·赖特”。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十九个月大的男孩有四个姓。霍姆斯解释道，事件的开端是恩迪戈的尸体被三名白人妇女送到位于马林的凯撒医院。对这个混血男孩的遭遇，三人都态度冷漠，一点也看不出忧心忡忡。

“我们的孩子没有呼吸了。”一位妇女说。她比其他女性年长，她的发言似乎代表了这个小群体。

她告诉汤姆·迈耶医生，孩子的名字叫恩迪戈，一岁半了，但对迈耶来说，这个孩子看起来只有这一半的年龄。他的皮肤上有斑点，腹部胀大，两条腿呈弓形，像青蛙的腿。这名女子还对迈耶说，在送孩子到医院之前，她们曾试过给他洗热水澡和用心肺复苏术把他救活。

迈耶后来说：“带着一个明显已经死亡的孩子过来，而之前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糟糕的情况，也没有叫救护车，这看起来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当迈耶告诉这些妇女孩子已经死亡时，她们没有任何反应。相反，带头的妇女问验尸官是否已经到了。迈耶回答验尸官到了。

“很好。”这名妇女说，“因为我们要回家了。”

霍姆斯的调查员加里·埃里克森在医院的急诊室观察了恩迪戈的遗体，发现了许多异常情况。恩迪戈的腹部肿胀，背部隆起，臀部几乎没有肌肉组织。所有这些都指向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看护疏忽。

“我们能拍X光片吗？”埃里克森问。

在其他情况下，验尸所会花两百到三百美元请一辆移动X光车来拍，但是医院的设备就在那里，而且通常是免费的。当X光技师把胶片带给埃里克森时，他挠了挠头。

“这些真的不够清楚，”技师说，“我看不见什么东西，让我再照几张。”

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这个孩子没有骨头。”他说。

埃里克森看着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的骨头没有在X光片上显示出来。”

“机器、胶片或者灯光有没有什么问题？”

技师摇了摇头：“我用同样的胶片拍了一张我手臂的照片，很清晰。所以不是设备的问题。他的骨头没有密度。”

“这说不通啊。”

“我能给你的唯一解释是，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摄入过任何维生素D。他从来没有晒过太阳，骨骼也没有发育。”

尸检显示，除了发育不全之外，恩迪戈身上还有数十处缺钙造成的骨折。他还患有佝偻病，这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引起的疾病，在十九世纪该疾病很普遍，但后来就很少见了。

“恩迪戈的胳膊和腿像口香糖一样。”霍姆斯说，“可以被弯曲——不是很多，只是一小部分，因为里面的骨骼没有变硬。”

埃里克森联系了当地警方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并向他们讲述了这起案件。两名警察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埃里克森约好在恩迪戈的家门口碰面。恩迪戈家在圣拉斐尔的一个分区、马林伍德新建区域的一处环形巷子里。霍姆斯当时住在马林伍德的老城区，那里中产较多，由一幢幢单层平房住宅构成；新区更高档，有更大的房子，其中很多是两层房，价值八十万美元以上，还有宽敞、维护良好的庭院。

他们是星期三晚上七点到达的。房子远离街道，有棕榈树遮蔽，有高栅栏铁门保护，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所以没有办法看到里面。似乎只有一盏灯开着。

两名警察穿过大门，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应门，他们大声敲门，仍然没有回应。

埃里克森去找一侧的邻居谈话，警察去找另一侧的邻居。居民们对埃里克森说，他们能听到房子里有小孩的声音，但从来没有见过孩子。另一群居民说，他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孩子，他们相当肯定那里没有孩子。

为了能够不经主人允许进入这所房子，警察需要搜查令。得到一张搜查令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所以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了。埃里克森决定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人从房子里出来。他坐在车里写报告，眼睛盯着前门以防有人出现。没有人现身。

拿到搜查令后，警察再次穿过大门，敲了敲门说：“圣拉斐尔警察，我们有搜查令。”

一名妇女立刻打开了门，出现在警察和埃里克森眼前的场景令他们猝不及防。

房子里一片漆黑，有十二个孩子。年龄从八个月到十六岁不等。所有人都营养不良，有些人身体畸形。几个比恩迪戈大的孩子不能走路，因为没有足够的骨骼支撑他们站起来。一个两岁的男孩甚至不能坐下。他的前额有一块巨大的老茧，因为他移动的方式是把头放在地上，沿着硬木、油毡和瓷砖地板推进，仿佛他是一辆手推车。

所有的孩子都睡在一间屋子的床垫上，他们都管屋里的四个女人叫“妈妈”。这四个女人分别是卡罗尔·布雷姆纳，四十五岁；玛丽·坎贝尔和迪尔德丽·威尔逊，三十七岁；还有凯莉·波尔克·马修斯。冰箱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没有牛奶、没有橙汁，除了一把蔬菜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孩子们看着埃里克森，仿佛他们从未见过天日。

孩子们的父亲不在现场，但当局了解到他是一名四十五岁的失业非洲裔美国人，名叫温弗雷德·赖特。赖特留着一头长长的灰白色细发辫，经常吸食可卡因。据报道此案的一名记者说“他让这些女性确信，她们必须为白人祖先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付出代价——她们必须在经济、物质和性上为他服务”。

房子的墙上挂着一些奇怪的画，其中一幅是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他手持一支步枪，高举过头，站在一群全身赤裸、面部朝下的白人女性的身体上。

因为霍姆斯就住在附近，所以他偶尔会看到赖特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赖特很难被人记住，除了他作为一个黑人居住在白人社区这一点——他戴着一顶彩色的针织拉斯特法里教帽子，穿着和牙买加雷鬼歌手、音乐家鲍勃·马利同款的扎染衬衫，一条黑色紧身喇叭裤，膝盖处有与帽子匹配的补丁。尽管如此，霍姆斯从来没注意过他。

“他只是一个住在附近的人。”他说，“事实上我从来没和他说过话。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

而事实上，赖特家里举行的是一场小规模邪教活动，检察官和随后的媒体将其称为“家庭”。他们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运作。孩子们不上学、不看医生或牙医，也很少出门。他们以素食为生，经常挨饿。遭受惩罚时，他们必须在嘴上贴上胶带，吃红辣椒。

房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嫁给赖特。四人中三人是白人，一人（波尔克·马修斯）是黑人混血。然而尽管这些女性聪明、接受过良好教育，赖特还是能够在思想上完全控制她们。布雷姆纳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曾就读于卫斯理学院，此外她还是施乐公司创始人的信托基金人的孙女。坎贝尔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波尔克·马修斯曾就读于旧金山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里克威尔默丁高中。这些女性共同通过她们的工作和威尔逊的信托基金支付了该组织的所有生活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还为赖特的毒瘾提供资金，同时默默忍受着他对她们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并为他提供性服务。检察官对这些女性为何向赖特俯首称臣感到十分困惑，但赖特有强大的影响力，利用她们的负罪感，孤立这些女性，让她们觉得只能依赖他。当赖特不在冥想、禁食、吸毒、写作、会话、阅读宗教书籍或进行性爱、繁衍后代时，他就会对这些女性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从她们该怎么穿、吃什么，到如何抚养孩子。

当一些孩子开始出现骨骼畸形时，赖特坚持认为这是由于基因缺陷，而不是疾病，妇女们相信了他的话。她们不是被洗脑的僵尸，但她们一直生活在赖特荒谬的信仰之中，这些信仰也显得似乎并不奇怪。

玛格丽特·辛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她称之为“个人魅力崇拜”的东西。二〇〇二年，温弗雷德·赖特和他的四名情妇因各种虐待儿童的指控在联邦法院接受传讯。辛格说，所有受到赖特影响的女性（不包括之前的一些女性），都年轻、天真，理想主义。

“赖特先让这些女性相信，她们将成为更有灵性、更进步、更美好的事物的一部分，”辛格说，“然后慢慢地侵蚀她们的自信和道德观念。”他把她们从家庭和其他可以提供支持的人群中分开，向她们灌输恐惧并进行身体虐待（“我们都怕他。”玛丽·坎贝尔后来说）。让她们怀孕后，又对她们说，没有人会帮助一个和黑人生育孩子的白人女性。

“家庭”存在于安静、富裕的马林郊区，不为人所知。这一事实让它更加耸人听闻。甚至，如果小恩迪戈没有死，它还会继续存在而无人察觉。

卡罗尔·布雷姆纳是赖特招募的第一个女性，她成了这些女性的领导者。她生下了赖特的两个大女儿，并在招募其他女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招募成员的方式是伪装成一个女性艺术项目。她声称该项目是要完成一幅歌颂女性气质的壁画。布雷姆纳说需要九十名女性模特的照片。一旦进入住所，她们就会得到按摩、大麻和草药香烟，房间里还会放着轻柔的背景音乐。她们被要求脱下衣服，穿上长袍，因为这样会拍出更好的照片。如果她们留了下来，赖特就和她们上床。如果她们离开，布雷姆纳就会招募新的人员。

恩迪戈死前四个月，布雷姆纳病倒了。赖特不让她看医生，她就试着用草药来治愈自己。然而她的病情继续恶化，最终赖特同意她去看医生。原来她得了白血病，这是一种致命的癌症，会攻击人的骨髓和白细胞。赖特对她说，这是她“自找的”。

布雷姆纳就诊与恩迪戈生病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玛丽·坎贝尔，恩迪戈的生母，要求赖特让她带着孩子去体检，但赖特拒绝了。恩迪戈死后，他对这四位妇女说：“恩迪戈大限已到，他不想再过常人的生活了。”

赖特被指控对恩迪戈犯有二级谋杀罪，他接受了一项协议，承认了虐待儿童的重罪，被判十七年监禁。玛丽·坎贝尔因虐待儿童罪被判十年监禁，她是赖特除了恩迪戈外的另外五个孩子的母亲。迪尔德丽·威尔逊，赖特另五个孩子的母亲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七年监禁。最年轻的被招募者凯莉·波尔克·马修斯还没有生下赖特的孩子，对她的过失杀人罪和危害儿童罪的指控最终被撤销。与此同时，卡罗尔·布雷姆纳在司法拘留期间死于白血病。

“你知道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吗？”

由于验尸所没有参与案件的这一阶段，我担心霍姆斯可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他还是继续跟进案件，和我一样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结果。

“恩迪戈死后的那个晚上，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进入了这栋房子。”霍姆斯说，“所有的孩子都被转移出来，以保护他们的健康。没有一人返回原处，大家都被安置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一旦他们摄入足够的营养、活跃起来、晒晒太阳，健康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几个月后，额头上长茧的男孩平生第一次能够独立行走，其他一些孩子在学校也表现良好。”

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胜利，尤其是考虑到恩迪戈的死亡，以及许多（也许不是全部）孩子可能会遭受长久的心理健康问题。尽管如此，在目前形势下，这是所有人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医生、警察、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检察官、法官和霍姆斯都不禁感到欣慰。

毋庸置疑，玛丽·坎贝尔、迪尔德丽·威尔逊以及温弗雷德·赖特都被剥夺了作为父母的所有权利。他们被永久禁止与任何孩子交流或彼此交流。

“我曾经因生育孩子而得到眷顾，”威尔逊后来说，“我的世界观是扭曲的，我放弃了母性本能，挥霍了我的责任……如今每天都以泪洗面。”

坎贝尔从监狱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悲伤的书，书中说向死者道歉可以起到宣泄情绪的作用。之后她花了几个小时与另一名假扮恩迪戈的女性囚犯进行角色扮演。坎贝尔一遍又一遍地向假恩迪戈道歉，泣不成声。这个练习对她有所帮助，但终究有限。

“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她说，“就是加入一个支援丧子母亲的组织。”

赖特并没有那么懊悔，事实上他没有一丝悔意。被定罪后，他说他唯一的过错是没有发现孩子们未能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他称此为“无心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