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森去找一侧的邻居谈话，警察去找另一侧的邻居。居民们对埃里克森说，他们能听到房子里有小孩的声音，但从来没有见过孩子。另一群居民说，他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孩子，他们相当肯定那里没有孩子。

为了能够不经主人允许进入这所房子，警察需要搜查令。得到一张搜查令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所以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了。埃里克森决定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人从房子里出来。他坐在车里写报告，眼睛盯着前门以防有人出现。没有人现身。

拿到搜查令后，警察再次穿过大门，敲了敲门说：“圣拉斐尔警察，我们有搜查令。”

一名妇女立刻打开了门，出现在警察和埃里克森眼前的场景令他们猝不及防。

房子里一片漆黑，有十二个孩子。年龄从八个月到十六岁不等。所有人都营养不良，有些人身体畸形。几个比恩迪戈大的孩子不能走路，因为没有足够的骨骼支撑他们站起来。一个两岁的男孩甚至不能坐下。他的前额有一块巨大的老茧，因为他移动的方式是把头放在地上，沿着硬木、油毡和瓷砖地板推进，仿佛他是一辆手推车。

所有的孩子都睡在一间屋子的床垫上，他们都管屋里的四个女人叫“妈妈”。这四个女人分别是卡罗尔·布雷姆纳，四十五岁；玛丽·坎贝尔和迪尔德丽·威尔逊，三十七岁；还有凯莉·波尔克·马修斯。冰箱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没有牛奶、没有橙汁，除了一把蔬菜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孩子们看着埃里克森，仿佛他们从未见过天日。

孩子们的父亲不在现场，但当局了解到他是一名四十五岁的失业非洲裔美国人，名叫温弗雷德·赖特。赖特留着一头长长的灰白色细发辫，经常吸食可卡因。据报道此案的一名记者说“他让这些女性确信，她们必须为白人祖先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付出代价——她们必须在经济、物质和性上为他服务”。

房子的墙上挂着一些奇怪的画，其中一幅是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他手持一支步枪，高举过头，站在一群全身赤裸、面部朝下的白人女性的身体上。

因为霍姆斯就住在附近，所以他偶尔会看到赖特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赖特很难被人记住，除了他作为一个黑人居住在白人社区这一点——他戴着一顶彩色的针织拉斯特法里教帽子，穿着和牙买加雷鬼歌手、音乐家鲍勃·马利同款的扎染衬衫，一条黑色紧身喇叭裤，膝盖处有与帽子匹配的补丁。尽管如此，霍姆斯从来没注意过他。

“他只是一个住在附近的人。”他说，“事实上我从来没和他说过话。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

而事实上，赖特家里举行的是一场小规模邪教活动，检察官和随后的媒体将其称为“家庭”。他们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运作。孩子们不上学、不看医生或牙医，也很少出门。他们以素食为生，经常挨饿。遭受惩罚时，他们必须在嘴上贴上胶带，吃红辣椒。

房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嫁给赖特。四人中三人是白人，一人（波尔克·马修斯）是黑人混血。然而尽管这些女性聪明、接受过良好教育，赖特还是能够在思想上完全控制她们。布雷姆纳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曾就读于卫斯理学院，此外她还是施乐公司创始人的信托基金人的孙女。坎贝尔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波尔克·马修斯曾就读于旧金山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里克威尔默丁高中。这些女性共同通过她们的工作和威尔逊的信托基金支付了该组织的所有生活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还为赖特的毒瘾提供资金，同时默默忍受着他对她们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并为他提供性服务。检察官对这些女性为何向赖特俯首称臣感到十分困惑，但赖特有强大的影响力，利用她们的负罪感，孤立这些女性，让她们觉得只能依赖他。当赖特不在冥想、禁食、吸毒、写作、会话、阅读宗教书籍或进行性爱、繁衍后代时，他就会对这些女性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从她们该怎么穿、吃什么，到如何抚养孩子。

当一些孩子开始出现骨骼畸形时，赖特坚持认为这是由于基因缺陷，而不是疾病，妇女们相信了他的话。她们不是被洗脑的僵尸，但她们一直生活在赖特荒谬的信仰之中，这些信仰也显得似乎并不奇怪。

玛格丽特·辛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她称之为“个人魅力崇拜”的东西。二〇〇二年，温弗雷德·赖特和他的四名情妇因各种虐待儿童的指控在联邦法院接受传讯。辛格说，所有受到赖特影响的女性（不包括之前的一些女性），都年轻、天真，理想主义。

“赖特先让这些女性相信，她们将成为更有灵性、更进步、更美好的事物的一部分，”辛格说，“然后慢慢地侵蚀她们的自信和道德观念。”他把她们从家庭和其他可以提供支持的人群中分开，向她们灌输恐惧并进行身体虐待（“我们都怕他。”玛丽·坎贝尔后来说）。让她们怀孕后，又对她们说，没有人会帮助一个和黑人生育孩子的白人女性。

“家庭”存在于安静、富裕的马林郊区，不为人所知。这一事实让它更加耸人听闻。甚至，如果小恩迪戈没有死，它还会继续存在而无人察觉。

卡罗尔·布雷姆纳是赖特招募的第一个女性，她成了这些女性的领导者。她生下了赖特的两个大女儿，并在招募其他女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招募成员的方式是伪装成一个女性艺术项目。她声称该项目是要完成一幅歌颂女性气质的壁画。布雷姆纳说需要九十名女性模特的照片。一旦进入住所，她们就会得到按摩、大麻和草药香烟，房间里还会放着轻柔的背景音乐。她们被要求脱下衣服，穿上长袍，因为这样会拍出更好的照片。如果她们留了下来，赖特就和她们上床。如果她们离开，布雷姆纳就会招募新的人员。

恩迪戈死前四个月，布雷姆纳病倒了。赖特不让她看医生，她就试着用草药来治愈自己。然而她的病情继续恶化，最终赖特同意她去看医生。原来她得了白血病，这是一种致命的癌症，会攻击人的骨髓和白细胞。赖特对她说，这是她“自找的”。

布雷姆纳就诊与恩迪戈生病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玛丽·坎贝尔，恩迪戈的生母，要求赖特让她带着孩子去体检，但赖特拒绝了。恩迪戈死后，他对这四位妇女说：“恩迪戈大限已到，他不想再过常人的生活了。”

赖特被指控对恩迪戈犯有二级谋杀罪，他接受了一项协议，承认了虐待儿童的重罪，被判十七年监禁。玛丽·坎贝尔因虐待儿童罪被判十年监禁，她是赖特除了恩迪戈外的另外五个孩子的母亲。迪尔德丽·威尔逊，赖特另五个孩子的母亲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七年监禁。最年轻的被招募者凯莉·波尔克·马修斯还没有生下赖特的孩子，对她的过失杀人罪和危害儿童罪的指控最终被撤销。与此同时，卡罗尔·布雷姆纳在司法拘留期间死于白血病。

“你知道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吗？”

由于验尸所没有参与案件的这一阶段，我担心霍姆斯可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他还是继续跟进案件，和我一样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结果。

“恩迪戈死后的那个晚上，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进入了这栋房子。”霍姆斯说，“所有的孩子都被转移出来，以保护他们的健康。没有一人返回原处，大家都被安置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一旦他们摄入足够的营养、活跃起来、晒晒太阳，健康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几个月后，额头上长茧的男孩平生第一次能够独立行走，其他一些孩子在学校也表现良好。”

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胜利，尤其是考虑到恩迪戈的死亡，以及许多（也许不是全部）孩子可能会遭受长久的心理健康问题。尽管如此，在目前形势下，这是所有人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医生、警察、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检察官、法官和霍姆斯都不禁感到欣慰。

毋庸置疑，玛丽·坎贝尔、迪尔德丽·威尔逊以及温弗雷德·赖特都被剥夺了作为父母的所有权利。他们被永久禁止与任何孩子交流或彼此交流。

“我曾经因生育孩子而得到眷顾，”威尔逊后来说，“我的世界观是扭曲的，我放弃了母性本能，挥霍了我的责任……如今每天都以泪洗面。”

坎贝尔从监狱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悲伤的书，书中说向死者道歉可以起到宣泄情绪的作用。之后她花了几个小时与另一名假扮恩迪戈的女性囚犯进行角色扮演。坎贝尔一遍又一遍地向假恩迪戈道歉，泣不成声。这个练习对她有所帮助，但终究有限。

“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她说，“就是加入一个支援丧子母亲的组织。”

赖特并没有那么懊悔，事实上他没有一丝悔意。被定罪后，他说他唯一的过错是没有发现孩子们未能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他称此为“无心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