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八九年，在英国探险家兼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到达马林海岸之前，马林县居住着美洲原住民，主要是米沃克印第安部落。德雷克离开，被封为爵士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部落住民仍持续在马林狩猎和捕鱼，也终老于此。

霍姆斯的办公室平均每年会碰到五到十具印第安人的尸体。他们被葬在死去的地方，而非其他特定的地点。他们的尸骨常年埋在地底，直到因为新建房屋、商业开发等原因才重见天日。遇到这种情况，施工就会暂停，直到验尸调查员确定这些遗骸的年代。如果年代久远，则无须担心，不需要写下死亡证明；若距今不久，则需要尽可能查明遗骸，在失踪人员报告中确定一个大致的死亡时间，还需设法确定死亡原因——有时能查到，有时则不能。

博利纳斯以西的山坡上，RCA无线发射塔附近，发现了一具男子的尸骨。一位RCA的员工在检查线路时发现了一块褪色的头骨。这位雇员注意到头骨的下颌有牙齿填充物，于是联系了治安官办公室，后者则联系了霍姆斯。他还发现了其他的骨头、一条撕破的内裤和一只平底帆布鞋的底部。霍姆斯用铲子和双手在松散的泥土和灌木丛中搜寻，发现了更多的遗骨、三把钥匙、一副眼镜、一些塑料纽扣，以及卡其色和蓝色变质材料的碎片。稍稍下坡的地方还有更多的遗骨，很可能是被小动物弄散的。霍姆斯把这些骸骨交给了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后者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骸骨属于一名男性，二十岁出头，身高五英尺十英寸，肌肉发达。霍姆斯和办公室的其他人翻遍了失踪人员报告，试图找出匹配的记录，却没有成功。这名男子的死亡原因和方式仍不清楚，他的身份也不得而知。他当了一整年的无名氏二号。

尽管挑战重重，但验尸所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成功辨认出遗骸。有些是运气使然，但大多是源于坚持。

“任何人都不应该默默无闻地死去。”霍姆斯说，“即便这是死者所愿，他的亲人也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

提到人骨，霍姆斯最著名的一起案件要追溯到四十四年前。一家报纸说，这起案件似乎“直接取材于深夜电视剧的情节”。霍姆斯有时会看深夜剧，他对这种说法深以为然。

塔玛佩斯山谷，芬伍德公墓的一名场地管理员在一处边远地区翻开地面时，挖到了一件埋在地下的羊毛衫和一堆白骨。再往深处挖，管理员发现了一副破碎的眼镜、两块玻璃镜片，以及一枚一九六一年的五十美分硬币。因为那里不该出现尸体，验尸所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尸体只有部分骨骼，是验尸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霍姆斯说，“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尸体没有太多线索可供后续调查。”

在这起案件里，尸体缺了头部和双手。很明显，凶手把这些部分移走了，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即便剩下的骨架重见天日，也无法据此辨识出死者的身份。骨头的位置表明，死者被埋葬在浅墓穴中，呈胎儿的姿势，脸朝下。

工作的第一步是确定尸体被埋了多久。唯一的线索是一九六一年的硬币和眼镜。眼镜的框架上刻着“美国光学”的字样，这家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负责案件的调查员达瑞尔·哈里斯联系了该公司的一名历史学家，他说这款眼镜生产于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八年。哈里斯又把镜片拿给验光师看。验光师说，这可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制造的，因为之后大多用塑料镜片。左边的镜片有双焦线，是为极度远视的人准备的；而右边的镜片没有双焦线，被称为“平衡”镜片——也就是说，它少有或没有内置矫正，只是为了美观。根据眼科医生的说法，这种组合表明佩戴者可能患有白内障。

一位人类学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她说，这些骨头很可能属于一位身高在五英尺一英寸到五英尺三英寸，四十二岁或更年长的白人女性。

骨头发现两周后，调查员在美国司法部失踪人员数据库的搜查无果而终，哈里斯和另一名调查员戴夫·福纳开始挨家挨户地与该地区的居民面谈。一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说，有一个“琼斯夫人”多年前就失踪了。于是哈里斯查阅了县档案馆，发现了一份一九六四年的失踪人口报告。布鲁斯B.B.琼斯是旧金山的一名码头工人兼工会会长。他告诉当局，他的妻子格特鲁德失踪了。他说他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格特鲁德拒绝在她拥有的几处房产契约上加上布鲁斯的名字。她走出家门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有了这条信息，哈里斯开始寻找格特鲁德·琼斯在世的家庭成员做DNA测试。经过大量调查，他在佛罗里达找到了她的侄女，并将她的线粒体DNA与骨骼残骸的DNA样本进行了比较（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的。女性可以将线粒体DNA遗传给后代，无论孩子性别如何，但男性不会将这种DNA遗传给后代）。司法部实验室证实，在浅墓穴中发现的骨骼的确属于格特鲁德。

证据进一步得到匹配——格特鲁德·琼斯是白人，四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三英寸，视力很差，在失踪前不久刚刚接受了白内障手术，遗体被发现的地方距她家只有半英里。

唯一会因格特鲁德的死亡得益的是她的丈夫。他们没有孩子，唯一亲近的亲属是格特鲁德的妹妹。她住在新泽西，哈里斯设法找到了她。妹妹对哈里斯说，她很高兴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终于找到了姐姐的遗体，她说她一直觉得这件事和姐夫脱不了干系。格特鲁德失踪后，他没联系过任何姐姐的亲属，亲属向他提出想要死者的一些物品留念，他也不予理睬。格特鲁德的妹妹问哈里斯：

“需要我给你寄来格特鲁德的婚礼录像吗？”

“你有她结婚当天拍的录像吗？”哈里斯说。

“我可以寄给你。”

她说到做到。这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某一天拍摄的八毫米胶片，当时格特鲁德·卡维什嫁给了布鲁斯·琼斯。

“格特鲁德戴着顶时髦的小帽子，”霍姆斯说，“留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发型，戴着眼镜，身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她的丈夫有些大腹便便，看上去很冷漠。”

影片有声音，所以霍姆斯和他的助手听到了他们两人在婚礼接待处的声音。格特鲁德声音又高又兴奋，正如一个待嫁的新娘，而琼斯的声音低沉，听起来似乎有些厌倦。

“这感觉有点奇怪，”霍姆斯说，“因为格特鲁德的遗骨就放在我办公室会议桌的一张牛皮纸上。”

每当霍姆斯的手下调查涉及骨骼遗骸的案件时，这些骨头都被放在桌子上，摆成人体的形状。这样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缺少了哪些部分。

格特鲁德的头、手和其他部位再也没有被找到。尽管如此，霍姆斯还是很有把握她死于谋杀。她喉咙里的一块小骨头——舌骨（可以让人说话）是完整的，所以她并非死于勒毙，不过她的第一块颈椎——最靠近头骨的那块颈椎断裂了，而且不像是格特鲁德自己不小心弄断的。

马林县的副治安官对这一判定表示反对。霍姆斯称这是一起谋杀案，但是执法部门却无意处理这起案件。

“在法律上，你还不能说这是一起谋杀案。”治安官说，“是不是谋杀，要由我来判断。”

霍姆斯很惊讶。“你一定知道，验尸官是依法确定死者死亡方式的人。”他说，“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他杀，告诉我她是怎么挖坟墓钻进来，怎么割下自己的头和手，然后把自己给埋了的？这不是自杀，不是意外，也不是自然死亡。你会怎么判定死亡方式呢？”

副治安官有些语无伦次，然后挂了电话。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另一项间接证据将布鲁斯·琼斯与该罪行联系在了一起。从他和格特鲁德住的那所房子的后院，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墓地”。只需一副双筒望远镜，就能看到是否有人在惊扰死者。

在通报妻子失踪后不久，琼斯便远走他国，定居在塔希提岛。格特鲁德被宣布死亡后，他继承了她的遗产，带着一个塔希提的妻子回到了马林。

“如果他真的杀了她，”霍姆斯说，“他也没能享受太久前妻的遗产。”

三年后，琼斯自然死亡，他的遗产传给了现任妻子。她在返回故土前，变卖了所有财产。

无名婴儿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具婴儿的尸体被冲到了蒂伯龙的一处小海滩上。根据遗体状况判断，她在水中待了两三天。她裹在一条沾有深色污渍的白床单里。床单里有一块一次性尿布、一件女式衬衫和一条女式黑色连衣裙。婴儿服正面印着“我很可爱”。

霍姆斯向一位牙医和一位法医咨询了孩子的年龄，两人都估计她只有十六到十八个月大。蒂伯龙警察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但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一周后，霍姆斯联系了当地电视台，要求他们播放验尸所制作的一张海报，海报上有对死者衣物的描述。他们没有办法描述婴儿的样子，因为她已经在水里泡了太长时间，但她的衣服很有特色。

海报上写道：“你见过这些物品吗？你认识这名婴儿吗？”

每个地方电视台都播报了这条信息，但仍没有结果。霍姆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与此同时，金迪奇医生在尸检中确定，这名婴儿颅骨骨折。他推测有人把她头朝下摔在了地上，或者把她的头撞在了墙上。然而令他困惑的是，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一些身体组织的细胞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他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变化。他把幻灯片的复印件发给了两位外部专家，但他们也无法确定。

过了很久以后，霍姆斯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回应那条新闻，或者为什么金迪奇无法理解他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一切。有的时候，能否破解一起案子，完全出于偶然。

一九八八年十月，这个无名婴儿被冲上岸后五个月，一个猎人在洪堡县一个偏远的沿海山区停下来解手。他离任何一条铺平的道路都很远，马林县在他的南边三百多英里。他往下一看，发现前方有一具脚部的骸骨，这些骨头从灌木丛中探了出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人类的骨头。猎人把树枝、树叶和少量泥土移到一边，挖出了一个浅坟以及尸体的其余部分。

洪堡县的验尸官被呼叫到了现场，尸体被挖了出来。随后，艰巨而耗时的任务开始了——确定死者的身份。三年半以后，一九九二年，通过核对牙齿记录得到了确定的鉴定结果。死者是伯克利的一名艺术家蕾妮·琼，她在旧金山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六年前，即一九八六年八月，有人报告说她失踪了。当时发现她的车被弃置在伯克利，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此后不久，《马林独立杂志》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指出一名长期失踪的伯克利女子的遗体已经被找到、确认了身份。文章称，该女子十八个月大的女儿玛尔塔依然下落不明。

这篇文章发表时，霍姆斯的调查员之一雷·尼科尔正下班在家。他读了这篇文章，把它剪了下来，用胶带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可能是我们的无名婴儿吗？”，然后把纸条放进了霍姆斯的信箱里。霍姆斯来上班时，看到了那篇文章，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可能。这个婴儿只有十八个月大，却是在一九八六年失踪。如果是这样，一九八八年婴儿被发现的时候应该已经三岁半了。

尽管如此，为了做到面面俱到，霍姆斯还是将婴儿的DNA提供给了司法部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其与蕾妮·琼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两者竟然匹配了。无名婴儿现在终于有了真名——玛尔塔·琼，也找到了母亲。至于她的年龄为何存在偏差，仍然不得而知。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因为什么将她杀害。

蕾妮·琼嫁给了一名叫亚瑟·蒙特的伯克利建筑师。她的遗体一经确认，蒙特就成了主要嫌疑人。当时他已经搬到了华盛顿州，但仍然与旧金山湾区一位相恋多年的恋人（陈）保持着联系。《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蕾妮·琼和玛尔塔·琼被谋杀一案，嫌疑人指向亚瑟·蒙特时，陈联系了蒙特，告诉了他这件事情。三天后，华盛顿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发现了蒙特。他头部中弹身亡。一张蒙特签名的字条上写着：“我为我的罪行忏悔，我祈求被宽恕。”但是没有指明那些罪行是什么。

霍姆斯和警方从亚瑟·蒙特是玛尔塔的生父这一事实出发，回溯分析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和婴儿的DNA比对证实了这一点。他女儿的法定名字是玛尔塔·琼·蒙特。一九八六年，他杀死妻子和女儿后，把她们的尸体放在了地下室的冰箱里。两年后，当他决定搬到华盛顿时，他不想再带着冰箱，所以不得不处理她们的遗体。他把蕾妮·琼的尸体裹在几层衣服里，驱车前往洪堡县。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古老的伐木道。走了大约一英里后，他停了下来，挖了一个浅浅的坟墓，把尸体埋在了里面，并用树枝和树叶把尸体盖上，心想她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了。至于玛尔塔·琼，蒙特应该是把她的尸体扔进了伯克利附近的海湾，洋流把尸体冲到了蒂伯龙。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玛尔塔·琼比原先预想的大两岁，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冷冻了两年。没有人回应霍姆斯的媒体呼吁，是因为没人知道最近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失踪；蕾妮·琼的朋友们只知道，两年前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和她母亲一起失踪。此外，金迪奇还发现了玛尔塔体内存在冰晶的证据，但随后冰晶融化，破坏了各种细胞。

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能把亚瑟·蒙特和凶手联系在一起——直到蒙特开枪自杀，然后一切谜题都逐渐浮出水面。蒙特的女友陈证实，他在伯克利的地下室有一个卧式冰柜，没有人知道那个冰柜去了哪里，陈说她也不知情，但蒙特似乎把它丢进了垃圾场。

至于作案动机，蒂伯龙警方推测，蒙特杀害妻子和女儿是为了收取保险金。然而，霍姆斯却有一个不同的推论。他认为这是因为蒙特和他的妻子并不亲密。在蒙特和蕾妮·琼结婚之前，他和陈便是一对恋人，结婚后仍然如此，他不想扛起抚养孩子的额外负担。

“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仍然这么想——蒙特出于愤怒和沮丧杀死了蕾妮，然后又杀死了玛尔塔，因为他不知道还能拿她怎么办。”霍姆斯说。

当警方采访陈时，她说蒙特一直很抑郁，死前都在处理财务问题。两人谈到了《旧金山纪事报》的那篇文章，陈说蒙特没有否认涉案，但也没有承认任何事情。在她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连苍蝇都不会伤害的人，更不用说杀人。尽管他们很亲密，但她说蒙特的生活里有很多事是瞒着她的。例如，她当时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蒙特和蕾妮·琼结婚了。他并没有告诉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