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鲁的描写很准确。里厄对事态发生的严重转变再清楚不过了。在安排对守门人的尸体进行隔离之后，他给里夏尔打了电话，问他对这些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病例有什么看法。

“我也一筹莫展，”里夏尔承认说，“有两例已经死亡，一名在48小时内死亡，另一名是3天内。而且第二名病人在我隔一天复诊时表现出了所有康复的迹象。”

“如果你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给另外几个同行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有20多个同样类型的病例。几乎全部是致死的。接着他又打给里夏尔，后者是当地医疗协会的主席，里厄提议把新出现的病例收入隔离病房。

“抱歉，”里夏尔说，“可是我无能为力。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况且，你有什么根据来认定有传染的危险呢？”

“没有明确的根据。但是目前表现出来的症状绝对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一再说“这样的措施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外的”。他能做的是把这件事上报到省里。

但在这些谈话进行的同时，天气变坏起来。老米歇尔死后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一阵阵倾盆大雨。每场大雨后都伴随着几个小时的溽热。大海也变了模样；在低垂的天幕下，海面不再是平日半透明的深蓝色，而是不时闪动着灼人眼目的铅色和银色的光芒。春季的湿热让每个人都对即将来临的夏季干爽的炎热心生期盼。高台上的小城被周围的山丘环绕着，几乎断开了和海的一切联系，城里笼罩着一种令人无精打采的气氛。被一道道刷成白色的墙壁包围着，走在一排排灰扑扑的店铺之间，或者坐在肮脏的黄色电车上，你会觉得像被天气困住一样。不过，里厄的西班牙老病号是另一种感觉，他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

“就像在煮着你一样，”他说，“对哮喘病人正合适。”的确，天气在“煮”着你，但感觉和发热一模一样。确实，整座城都在发热；里厄医生在开车去费代尔布街参加对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程序时，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他知道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就把它归结为自己神经衰弱；此刻他确实满腹忧虑。事实上，他感到自己确实应该放松一下，设法调整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警官还没到。格朗在楼梯口迎接他，提议他们先去他家里，开着门等。这位市政职员家有两间屋子，都装饰得很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的书架，还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只能模糊地看出两个词：“鲜花大道”。

格朗说科塔尔一晚上睡得很踏实。但早上因为头疼醒了过来，情绪很低落。格朗也显得疲劳和心烦，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桌上的一个装满了稿纸的公文包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

然而他同时又告诉医生，他事实上对科塔尔不太了解，但是相信他有少量的私人收入。科塔尔是个怪人。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仅止于在楼梯里遇见时互相问候一声。

“我和他只有过两次对话。几天前我回来的时候弄翻了一盒彩色粉笔，就在楼梯口。粉笔是红色和蓝色的。正好科塔尔从房间里出来，就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要彩色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他在复习拉丁文。他读书的时候学过，但现在记忆变得模糊了。

“知道吗医生，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知识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法语词汇的真正含义。”

所以他在黑板上写下拉丁文单词，然后又用蓝粉笔抄下每个词发生变位或变格的部分，用红粉笔抄下从来不发生变化的部分。“我知道科塔尔有没有完全听明白，但他好像很感兴趣，还问我要了一根红粉笔。我真有点吃惊，可是我毕竟猜不到他是这样用的。”

里厄询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主题。但这时警官带着一名书记员赶来了，说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注意到格朗在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称他“那个不幸的人”，有一次甚至用了“他的残酷决定”这样的说法。在谈到自杀的可能动机时，格朗在措辞时格外纠结。最后用了“一种秘密的悲伤”。警官又问科塔尔是否有什么行为暗示了他的“自杀(3)意图”。

“他昨天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借火柴。我给了他一盒。他说他很抱歉打扰我，不过，因为我们是邻居，他希望我不会介意。他保证说会把火柴还我，我让他收下那盒火柴。”

警官问格朗是否注意到科塔尔有什么异常表现。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似乎总想跟我聊聊。但他应该注意到我正忙着自己的事。”格朗转向里厄，非常难为情地补充道，“一件私人的事。”

警官表示现在他要去见见病号，听听他的说法。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对问讯有所准备。于是他走进那间卧室，发现科塔尔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一脸惊恐的表情。

“是警察，对不对？”

“对，”里厄说，“不过别担心。只是例行问讯，然后就不会有人打扰你了。”

科塔尔没说话，里厄开始往门口走回去。刚迈出一步，小个子就叫他回去，一等他走到床边，就抓住了他的双手。

“他们不会对病人动粗，对一个寻过死的人，是吗，医生？”里厄低着头看了他一下，安慰他说不可能发生那种事，他无论如何会在这里保护病人的。科塔尔放松了一些，于是里厄出门叫警官进来。

在宣读过格朗的口供之后，警官要求科塔尔陈述自杀的真实动机。他不敢抬眼看警察，只是回答“一种秘密的悲伤”的说法恰如其分。警官接着严厉地问他是否还想“再试一次”。科塔尔这才显得多了些生气，他说当然不想，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请让我指出一点，老兄，”警官生硬地回答，“现在打乱别人的平静是你。”里厄示意他别说了，于是问讯结束了。

“多好的一个小时浪费了！”关上门后，警官叹着气说，“你也猜得到，我们要忙的事还真不少，现在每个人都在议论和高烧有关的事。”

然后他问医生是否会对市里造成严重的威胁，里厄表示不好说。

“一定是因为天气，”警官断言，“就是这么回事。”

无疑是因为天气，这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摸起来都黏糊糊的，里厄感到自己的焦虑随着每次出诊有增无减。那天晚上，郊区一个老病号的邻居开始呕吐，双手捂着腹股沟，高烧伴随着谵语。淋巴结的肿块比米歇尔还严重。一处肿块开始化脓，不久后就像熟过头的水果一样裂了口子。里厄一回公寓就往本地区的药品库打了电话。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只写了一条：“否定回答”。城里各个地方的同样病例已经通过电话向他作了反馈。显然脓肿需要切开。划两个交叉切口，肿块里冒出血和脓的混合物。病人的四肢竭力向外张开，切口流血不止。他们的两腿和腹部发展出黑块；有时候肿块会停止化脓，然后又突然再次膨胀起来。病人通常在腐败的恶臭中死去。

对关于老鼠的新闻，不惜版面的本地报纸现在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人死在自己家里。报纸只关心大街上的事。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既然每个医生都只遇到两三个病例，就没人会考虑采取行动。但这只是个数字累加的问题，一旦加起来，总数是令人吃惊的。仅仅几天工夫，病人的数量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所有这种奇怪疾病的观察者都开始明白这是一种已经开始流行的传染病。当卡斯特尔，里厄的一位比他老得多的同事来拜访他时，就是这样的情形。

“自然，”他对里厄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病。”

“我正在等尸体检验的结果。”

“哈，我知道。但我不需要什么尸体检验。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20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一些病例。只是那时候没人敢直呼这种病的名字。当然，惯常的禁忌罢了；一定不能惊动公众，可是这样做是没用的。那时候，就像我一位同事所说的，‘不可思议。人人都知道它在西欧已经绝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死人。好了，里厄，你和我一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里厄沉思着。他透过手术室的窗户，眺望着天际环抱半圆形海湾的峭壁。天是蓝色的，但被朦胧的暮色抹上了一种沉闷的光泽。“是的，卡斯特尔，”他回答，“很难相信。但一切都证明这是一场瘟疫。”卡斯特尔起身开始朝门口走。

“你明白，”老医生说，“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这种病很久以前就从温带国家绝迹了。”

“‘绝迹’？这个词是啥意思？”里厄耸耸肩，“是的，别忘了，几乎20年前巴黎就发生过。”

“对，希望这次最终不会比那时候更糟。但这可真让人难以相信啊。”